《童年琐忆——拾麦穗》（上）
作者：刘郁华
难忘的拾麦穗，难忘的那个下午吃过的“麦蝉饼”。多少年过去了，那味道，那场景，还有回不去的童年和简单纯粹的快乐。但童年的记忆又像一个无形的开关，瞬间就能接通那个遥远的时空。
我记忆的场景回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的农业社（“农业合作社”的简称）时候，那是一段深深印刻在几代人记忆中的集体岁月。
我的家乡在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王河镇水刘村，只听这一个个地名，眼前就是一幅层层展开的山水画卷。
王河镇，位于清水县西北，东接松树镇，南邻白驼镇、远门镇，西与秦安县兴丰镇、中山镇接壤，北与秦安县五营镇，陇城镇为邻，距离大地湾遗址18公里。南小河穿镇而过，将王河村分为东坡和西坡，流进与王河镇接壤的甘肃省第二大坝——苏家峡大坝，最终汇入黄河。
我美丽的小山村就在王河镇北边的半山上，距离王河镇1.5公里。背倚大山梁，远远望去，大山梁像一条盘卧的巨龙，怀抱着整个村庄。祥和，安稳。
大山梁顶上有一座厚厚的夯士墙堡子，堡子南墙中间开有一个拱形门。是祖先们集体修建的避难所。当土匪来袭时，人们会带着粮食和家当躲进堡子，凭借高墙的险要来自保。
堡子建于何年，无从考证。夯土墙历经风雨浸蚀，已基本坍塌，只余断壁残垣和荒草萋萋。透着一股沧桑、坚韧而又落寞的气息。
关于这堡子，还有个神话传说，据说一帮土匪，在月色下鬼鬼祟祟地踏上通往村子的唯一道路——麻坡。他们抬头望向山顶那座黑沉沉的堡子，正准备规划进攻路线。突然看到两匹火焰骏马在墙头上奔腾，嘶鸣，如神兵天将。土匪们吓地连滚带爬，仓惶逃循。从那以后，再没有匪贼胆敢踏入这个神奇的小山村。
那时的农业社有一套完整的生产秩序。首先是生产队长的每日例派。每天清晨由生产队长指派农活。生产队长通常由村里最有农业生产经验、最有威信的人担任。他需要对全队的土地、作物、农时和劳动力了如指掌。其次是召集社员参加集体生产。队长根据当天的农事需要（如锄草、施肥、收割等），给每个社员或每个小组分派具体任务。这种集体生产当时被形象地称为“大呼隆”生产。大家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着同一类农活。场面看起来很壮观，但因缺乏有效的个体激励而效率不高，被称为“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也很低。再次就是量化劳动。“工分”是衡量社员付出劳动的虚拟单位，也是日后分配成果的唯一依据。评定标准是按劳力或按件记分：男整劳力（青壮年男性）干一天通常记10分，称为“一个工”；女整劳力一般记7-8分；老人和半大孩子（半劳力）则记5-6分。按件记工则是对于一些可以量化的工作，比如挑多少担粪、割多少亩麦子，会按完成量来计算工分。记分员通常是晚上在队部，根据当天的出工情况，在每个人的《劳动手册》和大帳本上逐一登记。
我们村的队部在村里唯一的“二层楼上”，说是楼，其实是“生土建筑”。碾麦场场门两侧筑起加宽的夯土墙，高约3米，宽约三3.5米，在上面架上椽和木板，用泥抹平，再在上面用土坯砖和泥砌筑起来的土房。小时候最爱跟着哥哥晚上去小楼记“工分”，踩着土台阶爬上二楼的感觉很好。
秋收后，生产队将所有粮食、油料等作物。除去向国家缴纳的公粮（农业税），第二年的种子、饲料，剩下的部分，才用来给社员分配。将可分配总额除以全队总工分数，就是每个工分值多少钱。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吃饱，会先按人口分配一部分基本口粮（“人头粮”），但这部分粮食也是要按国家牌价从你的工分收入里扣除的，这叫“钱粮找补”。
爸爸是工人，刚读完高小就被白银公司直接从学校招工去了白银露天矿，后来又在兰州运输公司，张家川上磨钢厂，清水县生资公司车队等单位工作。常年在外，偶尔回家探亲。家里就妈妈一个劳力，工分挣得少，分得的口粮折价后超过了妈妈挣的工分总收入，便成了“透支户”。每年年底，爸爸还要给队里交钱，补齐欠着集体的钱。劳动力多的家庭，工分收入在扣掉口粮钱后还有剩余，就可以分到现金。
1974年夏天，我当时8岁，读小学三年级。圆脸，一头乌黑的头发，经常扎两个羊角辫，皮肤粉白，活泼爱笑。大人们一句“这女子长得像画上的娃娃”的夸赞，我经常会害羞地跑开。我们兄弟姊妹四个，我排行老二。
哥哥11岁，读五年级，身材瘦小，眼睛圆溜溜，有点自来卷贴着头皮毛茸茸的小平头，经常穿一身蓝色打了补丁的学生服。10岁时，哥哥就不让我和他一起抬水了，选择自己挑水。挑水的扁担钩头钩上木水桶的高度比哥哥的身高还高，他把两边的铁链在扁担上缠绕两圈才能让水桶离地。一天清晨，我提着吊水的小桶跟在哥哥身后一起来到井边，井水少但井很深，哥哥用尽全力，每每往上拉小桶时脸总是憋得通红，好不容易吊了两半桶水。哥哥边吹边搓勒得生疼的手，整理好扁担，蹲下身很吃力地挑起水桶，可水桶猛地摆动了一下，哥哥一个踉跄，后退了两步，又向前冲了几步。站在身后的我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生怕扁担把哥哥压倒，担心好不容易吊上来的水撒了。好在哥哥稳住了脚，一步三晃，拽前退后的把水担回了家。我当时心里还埋怨哥哥为什么不和我抬水非要呈能。长大后才明白那是哥哥对妹妹的疼爱，也是一个小男子汉不向困难低头的倔强。
大弟弟六岁，刚上一年级，生得肤色白皙，头发黑密柔软，眉眼清秀，瞧着竟像个乖巧的小姑娘。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看人时总带着股小动物似的懵懂好奇劲儿。我和他只差两岁，平日里最是亲近，也最爱拌嘴，争抢东西，一起疯玩打闹的时光占了大半。
有一回，不知大弟闯了什么小祸，被妈妈数落了几句，竟赌气没了踪影。我们从傍晚找到天黑，房前屋后翻了个遍，也没见着他的影子。妈妈急得像疯了一样，一边扯着嗓子喊他的名字，一边跌跌撞撞地跑，动静惊动了邻居们，大伙都赶来帮忙搜寻，可依旧杳无音信。妈妈早已哭成了泪人，抱着胳膊蹲在地上，一遍遍自责：都怪我，不该那样说孩子。
就在大家手足无措时，妈妈忽然瞥见长沟边那棵核桃树后有细碎动静，她猛地起身飞扑过去，果然是躲在那儿的大弟。妈妈一把将他紧紧搂在怀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怀里的小不点却咧着嘴，居然还在笑。那般小的年纪，外头天那么黑，他竟不知害怕。
小弟弟刚满周岁，软乎乎的一团，肉嘟嘟的模样惹人疼。自打他来到家里，放学归家的我便成了只慢吞吞的小蜗牛，他就是我背上那只卸不掉的小壳。我总把他背在身后，小小的身子看着轻，压在背上却沉沉的，还总爱往身后滑，走几步就得抬手把他往上掂掂，生怕摔着。有一回弯腰掂他时，劲使猛了些，他竟顺着我的后背，从后脑勺直直滑了下去，结结实实摔了个“倒栽葱”。那一瞬间我整个人都吓懵了，心一下子揪到了嗓子眼，手脚都慌了，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把他翻过来。所幸的是，他刚好摔在一堆松软的泥土上，小弟弟只是皱着眉瘪了瘪嘴，没哭也没闹。我慌忙拉起袖子，小心翼翼擦掉他小脸上沾的灰土，总算逃过一劫。
妈妈32岁，留着利落的剪发头，左撇子。她生得俊秀，手脚更是格外麻利，田里的耕耘劳作、家中的缝衣绣花，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无一不精。整日里像只停不下的陀螺，脚不沾地地忙前忙后，脸上却总挂着乐呵呵的笑，从不见半点疲惫。
一近年关，妈妈就更忙碌了。家里的缝纫机，是村里第一户置办的，亲房邻居家孩子的新年衣裳，全靠妈妈亲手缝制。没有尺子量尺寸，她便伸出左手的拇指与食指，先对着旧衣裳比量定数，再在新布料上反复比对，随手从墙上掰块硬土疙瘩当画粉，顺着心意画出衣片的轮廓，从不用什么计算公式，可做出来的衣裳，孩子们穿在身上，个个合身精神，好看极了。那时的孩子都穿蓝布学生装，衣服上要缝四个翻盖口袋，我总爱凑在妈妈身边，帮着翻折袋盖，打下手。
妈妈的能干，远不止缝衣绣花。亲房邻里都称她是半个先生（医生），谁家有个小病痛，总爱来找她。邻家小宝宝若是肠胀气哭闹不止，妈妈就取棉花搓成细条，蘸上清油，仔细控去多余的油分，将棉条点燃，隔着白布在宝宝的小肚子上快速轻敲，不消片刻，宝宝便止住哭声，安稳下来。谁家大人腰腿疼，她也会帮忙艾灸按摩，缓解酸痛。就连村里有小媳妇生孩子，也会请妈妈过去帮忙接生，她总是尽心尽力，从不含糊。
父亲在家中排行老三，亲房邻居们都亲切地喊妈妈“三婆”或是“三娘”。母亲待人热忱，做事靠谱，在邻里间口碑极好，人人都敬重她、信赖她。
作者简介
刘郁华，女，汉族，本科学历。原（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编务，已退休。喜爱文学，对书法情有独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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