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璀璨星-李蕙仙》
忆往昔，来自首都的大家闺秀李蕙仙，在广东的茶坑村开始了新生活，她要适应的事儿不少：
一是南方的闷热天气；
二是广东话；
三是比她只大两岁的后妈；
还要适应梁家的贫穷……
大家闺秀真正的可贵，就在于有能耐、有眼力，做什么都有兴头，眼前这些困难，在她看来都不算事儿。
她毫无怨言，把这些难题统统解决：
学粤语，侍候比自己只大两岁的梁启超继母，婆媳关系特别融洽。
特别要提的一点是，梁启超要买书，她从来不含糊，没钱就从自己的嫁妆里拿 —— 这就是她的超强眼力，知道未来的希望就在梁启超身上。
李蕙仙还有一个眼力：
先紧着别人。
她想着要让梁家人先富裕起来，家族兴旺了，她的生活自然就好。
梁启超家里兄弟姐妹多，不少人在新会老家日子过得紧巴巴。
李蕙仙嫁过来后，没把自己当 “外姓人”，反而主动揽起责任，资助亲戚们。
这不是摆场面的虚情，而是实打实帮衬家里人，从生活到孩子上学一路兜底，特别接地气。
梁启超的小弟弟梁启雄，家里没钱供他上学，李蕙仙就管他吃、管他住，还掏钱送他去新式学堂读书。梁启雄后来能成为文史学者，早年全靠李蕙仙的资助。
梁启超的妹妹们出嫁后，但凡家里有难处 —— 比如缺生活费、需要置办衣物，李蕙仙从不推辞，要么直接给钱，要么把自己的首饰、布料分出去。
李蕙仙虽出身北京官宦家庭，但娘家也有远房亲戚日子过得普通，遇到事来投奔，她也一样帮。
那时住在天津，她有个远房表哥，清末丢了官职，家里没了收入，带着妻儿来投奔。
李蕙仙没让人家空手回去，不仅安排他们住下，还托梁启超的关系，给表哥找了个在报社整理资料的差事，让一家人能站稳脚跟。
娘家有个表侄，家里穷，快到上学年龄还没进学堂。李蕙仙知道后，主动说：
“这孩子的学费我来出。” 从小学到中学，她每年都按时给寄钱，还时不时寄些课本、文具，跟帮自己孩子一样上心。
遇到亲戚要办婚事、盖房子这些大事，她知道开销大，会主动多帮衬点，还会叮嘱：“不够再跟我说。” 不让人家因为钱犯难。
这辈子她帮过的亲戚不算少，但从没跟人提过 “我帮了你多少”，都是默默做事。
所以梁启超的九个孩子都能成为行业里的顶尖人物，背后离不开李蕙仙 “不搞虚的、实打实疼人、用心教” 的劲儿 —— 这就是李蕙仙的眼力。
结婚第二年，也就是1890年8月，17岁的举人梁启超通过同学陈千秋引荐，前往广州云衢书屋拜见康有为。
两人初次交谈就从上午持续到晚上，康有为的思想让梁启超深受触动，次日他便决定成为康有为的弟子（梁举人拜康秀才为师）。这件事，成了梁启超思想与人生道路的重要转折点。
结婚半年后，李蕙仙就要适应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适应梁启超的 “双城记”—— 那时没有高铁，梁启超要在广州与新会两地跑。
李蕙仙没有娇娇滴滴，她知道丈夫的大好前程不能耽搁。
从1892年起，梁启超要参与维新活动、筹办报刊等事务，在广州、上海等地奔波，李蕙仙就留在新会，把家里打理得妥妥当当，让梁启超能专心做大事。
紧接着，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 ——1893年4月，梁思顺在新会出生，给梁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喜悦。
1896年，23岁的梁启超与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筹办《时务报》，李蕙仙全力支持丈夫的事业，从娘家募集资金助力办报。
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后，李蕙仙第一时间帮梁启超销毁变法相关的文稿、书信，避免泄露联络线索；随后又带着公婆、子女从北京到澳门避难，彻底切断保守派对梁启超家人的威胁，让他能安心到日本。
在澳门避难期间，李蕙仙很清楚自己的精气神会影响一家老小的情绪，所以从不表露半点困难，总能大事化小、化繁为简、举重若轻，尽力不让琐事干扰梁启超的事业 —— 这就是李蕙仙的能耐。
真正考验李蕙仙智慧的，是梁启超给她出的一道难题。
1899年，梁启超从日本辗转到檀香山，目的是联络当地华侨，为维新事业募集资金、扩大支持力量。
在檀香山，为了宣传变法思想、取得华侨支持，梁启超需要演讲，也就需要一位英文翻译。刚好有位华侨富商之女叫何惠珍，20岁，年轻貌美，精通英语和粤语，还认同维新思想，顺理成章成了26岁梁启超的翻译。
梁启超演讲时，经常引经据典、纵论古今，何惠珍都能准确贴切地翻译，就算是不懂汉语的美国人，也听得津津有味 —— 这让梁启超刮目相看。
何惠珍还凭着对华侨社团的熟悉，帮梁启超解决了沟通障碍，成了他的得力助手，两人因此频繁接触。
何惠珍也很有眼力，对才华出众的梁启超心生爱慕，当面向梁启超表达了好感，甚至提出愿为他效犬马之劳，并暗示可脱离家庭与他相伴。
梁启超真是个可爱又天真的男人 —— 哪个男人会天真到这一步呢？估计也就梁启超了。他把这件喜事写信告诉了妻子，说自己很纠结，想寻求妻子的意见。
梁启超信里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向李蕙仙坦白与何惠珍的相识过程，说何惠珍喜欢自己，称她 “明敏可爱”，自己对何惠珍也有好感，但也强调 “已有家室”“身负维新使命”，正处于矛盾与纠结之中，希望得到李蕙仙的理解和指引。
不知道看到丈夫的信，李蕙仙会是什么表情 —— 是哭、是愁、是笑，还是哈哈大笑？
但她没有生气，反而很冷静。
她很冷静地回信：
如果你真喜欢何惠珍，我可以禀告父亲大人成全你俩；但同时也提醒你，别忘了你是 “一夫一妻制” 的倡导人。
梁启超收到回信后，立刻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妥，马上回信表示自己愿守本心，会与何惠珍保持距离，还让李蕙仙别把这事告诉父亲。
李蕙仙的回信，让梁启超无处安放的激情瞬间就降了温。
虽然这次梁启超的 “激情” 熄了火，但李蕙仙的大脑 “CPU” 没停 —— 她想，既然梁启超有了第一次 “开花” 的想法，就可能有第二次。这就是李蕙仙的智慧，想得长远。
与其找个对手，不如请个帮手。
不久后，她就主动提出，把自己的陪嫁丫鬟 “来喜”（后来取名王桂荃 16岁）许配给梁启超做妾。
李蕙仙知道，梁启超工作忙，需要有人照料生活；而且自己身体弱，精力有限。梁启超身边需要一个有能力、贴心的人照顾，王桂荃是她信任的人，让她留在梁启超身边，既能辅助家务，也能避免其他情感纠葛，从根本上维护家庭稳定。
王桂荃是个苦女子，生于四川宜宾的贫苦家庭，幼年经历坎坷，被卖为丫鬟，后来辗转成了李蕙仙的陪嫁丫鬟，随李蕙仙一起进入梁家。
起初，王桂荃的身份是李蕙仙的贴身侍女，主要负责照料李蕙仙的生活起居，以及协助处理梁家的家务。
王桂荃勤奋好学，到梁家后学会了读书写字，而且对梁启超的父母、子女都十分尽心。
她聪明能干、做事踏实，对李蕙仙忠心耿耿，逐渐获得了梁启超夫妇的信任。
1903年，王桂荃成为侧室后，始终保持低调，从没有争夺名分的想法。她不仅照料梁启超的饮食起居，梁家的日常家务、财务收支、亲友联络等事务，大多也由她主持，把家庭打理得井井有条。
子女们私下都叫她 “王妈妈”，对她感情深厚。
梁启超给她出的难题，这才被化解。
人活在时代里，有其局限性。李蕙仙主动要梁启超娶她的丫头王桂荃做妾，在120多年前，那时处在晚清，李蕙仙这样做，处理了家庭难题。放在今天，这事绝不允许，所以社会进化，越来越文明，这才是大智慧。
1912年，梁启超回国，结束了14年的流亡海外，全家定居天津，梁启超任民国司法总长。但后来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秘密前往西南，与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讨袁。
李蕙仙挑起家庭重担，她对梁启超说：
“上自高堂，下至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为国死，毋反顾也。” 让梁启超能安心去做大事。
护国讨袁运动后，梁启超回到天津，脱离政界，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
这期间李蕙仙全力维持家庭和谐稳定，让梁启超能安心做事。
李蕙仙很有能耐的一件事：
教梁启超说普通话。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自幼生长在粤语环境中，日常交流、读书、早期活动都以粤语为主，几乎不会说 “官话”（即普通话的前身）。
梁启超年轻时到北京参加科举考试，跟北方官员、文人交流时，因为粤语的问题，常让别人难以理解，他吃过不少亏。
戊戌变法前后，梁启超要频繁见光绪帝、与翁同龢等北方派官员商议变法事宜 —— 要是梁启超还说粤语，光绪帝怎么听得懂？这会坏大事的。
这次，李蕙仙帮上了忙。她自幼在京城长大，官话发音标准、表达流利，还熟悉北方语言习惯。关键是，李蕙仙不仅会说，还整理出了一套教学方法。
你想想，设身处地地看，她仅仅是晚清时期的一位女子，居然做成了类似 “新东方” 的事，语言教学，简直是俞敏洪的前辈，还自创了一套语言教学方法 —— 这就是李蕙仙的能耐。
她的语言教学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编写发音教材。
李蕙仙将常见词汇、政务用语的粤语读音与官话读音一一对应，甚至标注声调差异，方便梁启超对照学习。
二是整理日常用语。从基础词汇到场景对话，她会模拟与皇帝对话的礼仪用语、与官员商议事务的政务用语、面向大众演讲的口语表达，让梁启超在演练中熟练运用。
三是耐心纠错，强化记忆。梁启超初期说官话时，常带粤语口音，李蕙仙从不急躁，而是在日常交流中随时纠正，甚至陪他朗读文章、背诵奏折，通过重复练习帮他巩固发音。
在李蕙仙的教导下，梁启超的普通话水平快速提升，不仅克服了口音障碍，还能根据不同场景灵活运用。
《戊戌纪略》记载，光绪帝召见梁启超时，两人对话持续了约一个时辰，梁启超详细阐述了 “变法条理”“人才培养” 等主张，还流利回答了光绪帝的多次提问。
后来，梁启超在书信、文章中多次提及学普通话这事，赞扬妻子李蕙仙的帮助对他事业的重要性。
李蕙仙跟着梁启超及子女们在天津生活了人生最后的12年，这是她人生中最平稳、最幸福的日子。
李蕙仙到老依然有眼力，能跟着前沿走，妥妥的一个 “时尚主”。
只要能让生活更舒适、更便捷，她就愿意学、愿意用。她的房间布置了很多西方元素，摆上沙发、桌椅，墙上挂着油画，还习惯用台灯、钟表。
她让英文流利的儿女们教自己英文，每天认真朗读孩子的英文课本。尽管发音带有一些贵州口音（乡音），但别人仍能听出是英语，也能理解部分内容。
李蕙仙还能阅读一些简单的英文书籍和报纸，了解西方的文化和资讯，进一步培养自己的眼力。
她还改变了饮食习惯，在自己的房间吃早餐，早餐一般是四小块去掉外皮的面包和一杯饮品。
她对西方的文化艺术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会让子女们给她讲西方的文学、音乐、绘画等方面的知识，还跟着孩子们去观看艺术展览和演出，比如芭蕾舞剧、音乐会等。
李蕙仙陪伴梁启超33年，这支至今已延续五代，共有99人，分布在世界各地，家族成员中有现代建筑学奠基人（长子梁思成）、现代考古学创始人（梁思永）、“两弹一星” 功勋科学家（梁思礼）、现代图书馆事业开拓者（长女梁思顺）……
梁启超共有九位子女，其中三人为中国科学院或中央研究院院士（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其余子女亦在建筑学、图书馆学、经济学等领域成就斐然，被誉为‘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栋梁’。
梁启超子女学术成就与家族贡献
梁思成（长子）林徽因：
中国近代建筑学奠基人，主持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梁思永（次子）：中国现代考古学开拓者，首次将科学方法引入田野考古，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梁思礼（幼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之一，1987年当选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1993年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思顺（长女）：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馆馆员。
梁思庄（次女）：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著名图书馆学家。
梁思忠（三子）：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曾任国民革命军炮兵上校，参与淞沪抗战。
梁思达（四子）：经济学家，合著《中国近代经济史》。
梁思懿（三女）：社会活动家，参与爱国学生运动。
梁思宁（四女）：南开大学肄业后加入新四军，投身革命。
1924年9月13日，55岁的李蕙仙走完了一生，在天津的家中病逝。
（2019年中央领导在此《天津梁启超故居》参观了一个多小时，有指示：）
梁启超悲恸不已，在《祭梁夫人文》中写道：
我德有阙，君实匡之；
我生多难，君扶将之；
我有疑事，君榷君商；
今我失君，只影彷徨。
贵州人李蕙仙与梁启超犹如两颗耀眼的星星，在茫茫黑夜，因为彼此的存在，让对方更加光彩夺目，也照亮了身边的人。
他两动人的夫妻故事，至今依然光彩照人，激励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