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情与艺术的千年天平上寻找平衡

             文/叶兴泰（城阳美协）

  中国书画艺术绵延数千年，“以字画会友，以笔墨传情”的传统，自魏晋文人雅集兴起便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交往之中。从王羲之醉后挥就《兰亭序》到苏东坡为友人即兴题诗，再到近代齐白石“人骂我我也骂人”的诙谐赠语，书画的馈赠超越了物质交换，成为一种精神共鸣的见证。然而，当这一传统遭遇消费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洪流，当“能否送我幅字画”从文人间的雅趣变为日常社交的某种常态，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份延续千年的风雅，在当代应如何自处？笔墨与情谊之间，究竟该如何摆放那杆微妙的天平？

  让我们把时间的镜头拉远些看。古时候的文人雅集，那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酒至半酣，笔墨伺候，王羲之写《兰亭序》，苏东坡画枯木怪石，那都是兴之所至，情之所钟。那时候的送，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是“一片冰心在玉壶”。这礼送出去，收的人懂，挂起来是风骨，藏起来是情义，不是物件儿，是心意的凭证。这种馈赠，建立在纯粹的精神对等之上，是创作激情与知己情怀的自然流淌，笔墨间承载的是两个灵魂的相互映照。

   可时代车轮一转，事情就慢慢变味儿了。

   如今朋友见面，聊着聊着就可能来一句：“您是大画家，随手给我画一张呗！”这话听着亲热，可画家心里头往往咯噔一下。这“随手”二字，最是伤人啊。您想，人家几十年的功夫，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那宣纸上的一笔一划，都是心血熬出来的，哪里真有“随手”这回事呢？但这话又不好直说，说了，怕伤和气，怕人觉得你小气、架子大。于是很多画家就陷入两难：给吧，自己的时间和艺术不值钱么？不给吧，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面子上过不去。这背后折射出的，是艺术劳动价值在社会认知中的模糊与错位——人们往往只看到最终呈现的那张纸、那点墨，却看不见背后数十年的寂寞修炼，看不见每一次创作时全神贯注的精神投入。

   这种认知偏差在当代艺术创作形式多样化的今天，表现得更加复杂。本人师承美术大家李文生先生专攻水墨吸附画，这是一种融合传统水墨精神与现代材料实验的创新书画品类。水墨在水中自由流淌，在宣纸上渗透、吸附，形成既有水墨意韵又具当代气息的独特画面。没有毛笔的中介，只有塑型导引，乃至各种工具都成为表达的延伸。常有朋友看了说：“你这都不用笔，徒手画画，比用笔简单多了，也给我来一幅啊。”这话听起来似乎有理，毕竟少了执笔运腕的功夫。但他们不明白，徒手创作对水墨的控制需要另一种功夫——对水分子运动的预判，对纸面纤维的熟悉，对偶然效果的把握，都需要长期的实践和敏锐的感知。每次创作，他都要与材料“对话”，顺应水的流向，引导墨的扩散，在必然与偶然之间寻找平衡。看似“简单”的流淌，背后是对材料性能的深刻理解；看似“随意”的吸附，实则是无数次失败后的经验累积。这种“简单”的错觉，本质上还是对艺术创作专业性的低估——以为换了工具、换了形式，艺术就变得容易了。殊不知，任何艺术形式要达到一定高度，都需要付出相应的努力，只是努力的方向不同罢了。

   更令人心寒的是，有时这份馈赠的情谊会被轻易辜负。我认识一位老画家，为人厚道。早年朋友开饭店，求一幅画做装饰，他精心创作了。没曾想，过了几年，那饭店转手，装修拆下来的画，被人转了好几道，最后出现在拍卖行，标价不菲。老画家心里那滋味，真是五味杂陈。这画就像自己嫁出去的女儿，本以为是去了好人家，结果却在市场上被叫卖，那份初心，那份情谊，早就灰飞烟灭了。这样的例子在当今并不少见，当馈赠被异化为一种变相的资源获取，当情谊成为可交易的筹码，传统雅事便蒙上了世俗的尘埃。

   当然，也有真懂画、真爱画的。这样的人求画，态度首先就不一样。他会细细聊画家的风格，理解创作的艰辛，甚至会提前做功课。他求的不仅是一幅画，更是一段缘分，一次与美和创造的连接。这样的“求”，画家是能感受到的，往往也愿意赠予。因为这不只是物质的流转，更是精神的共鸣和彼此的成全。历史上那些流传千古的馈赠佳话，无不是建立在这种深刻的相互理解之上。明代董其昌赠画于年轻后辈，看中的是其对艺术的悟性；清代郑板桥宁可把画送给懂画的平民，也不愿给附庸风雅的权贵。艺术的馈赠，本质上是一场双向的选择——我赠予的不仅是一件作品，更是我对你理解力与真诚度的认可。

   所以你看，送与不送，这问题的根子，不在于那点纸墨，而在于人与人之间那份“懂得”和“尊重”还在不在。古人送礼讲“礼轻情意重”，重点在“情意”二字。现在很多时候，情意淡了，算计多了；风雅少了，功利多了。一幅画，在求的人眼里，可能是省了几千、几万块钱，是客厅里多了件有面子的装饰；但在画家心里，那是他生命的一段时光，是他精神世界的一个角落，是他用无数个日夜的孤寂修炼凝结成的瞬间绽放。

   这种认知的错位，在市场经济时代被进一步放大。当艺术品成为明码标价的商品，馈赠行为就涉及了实实在在的经济价值。对于职业书画家而言，笔墨纸砚是成本，时间精力是成本，多年的学习积累更是无法计量的沉没成本。每一次“免费”的馈赠，都是一次经济收入的放弃。当这种放弃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直接影响艺术家的生存与创作。这也是为什么近现代不少艺术家，如齐白石、黄宾虹等，都曾公开制定润格——这不是市侩，而是对自身劳动价值的正当主张，是对艺术创作作为一种专业工作的尊严维护。

   然而，完全用市场逻辑来切割人情往来，又似乎过于冰冷，失去了传统文化中那份可贵的人情温度。中国社会终究是个人情社会，完全杜绝馈赠既不现实，也不近人情。关键在于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既不让艺术家因人情所累，损害艺术创作的专业性与严肃性；也不让传统中那份以艺会友的美好情感消失殆尽。

这就要求我们建立一种更加成熟、更加相互尊重的交往伦理。对于求字画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摆正心态，理解艺术创作的专业性。真喜欢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可以通过消费购买来支持，这是最直接的尊重。如果艺术家主动馈赠，则应心怀感激，妥善珍藏，理解这份礼物背后沉甸甸的情谊与信任，而不是将其视为可以随意处置甚至转手牟利的普通物品。要明白，你收到的不仅是一幅画，更是一段被托付的情谊，一份被认可的理解。

   对于书画家而言，或许也需要学会更加智慧的应对。齐白石当年在家门口贴润格，明码标价，对谁都一样，这反而成就了一段佳话——艺术就是艺术，它有自己的分量和尊严。

在今天，艺术家可以更加清晰地界定自己的边界：什么是可以赠予知音的，什么是需要按市场规律来的。对待真正的知己、恩师，或是特殊的纪念时刻，精心创作、倾情相赠，这是风雅，是情义；而对于那些并无深交、只是慕名而来者，大大方方地谈创作费用，或者引导其通过正规渠道收藏，这也不是小气，而是对彼此时间和价值的尊重。就像我和李老师做水墨吸附画时，也会面对“徒手画画更简单”的误解，我们有时会微笑着邀请对方来工作室体验——让其在实践中明白，控制水墨的流淌、把握吸附的时机，需要怎样的专注与感知。体验过后，那句“也给我来一幅啊”的轻率请求，往往会变成“原来这么不容易”的真心赞叹。艺术的门槛，从来不在工具，而在心手相应的那个“应”字。

   更深层地看，这个问题也折射出我们社会对艺术价值认知的不足。当人们愿意花数千元吃一顿饭、买一个包，却觉得艺术家的作品“不就是一张纸一点墨”时，这反映的是美育的缺失，是对创造性劳动尊重的不足。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从教育入手，从小培养对艺术的敬畏、对创造的尊重。只有当整个社会形成“艺术创作是高级的智力劳动、精神创造”的共识时，书画家才不会陷入“送或不送”的尴尬，求画者也不会轻易开口索要。

    书画馈赠这桩千年雅事，在今天要想不变成一桩烦心事，关键就是让它回归本源：情谊的归情谊，艺术的归艺术。带着功利心去求的，再好的笔墨也接不住那份俗气；怀着知己情去赠的，再淡的墨色也透着温润的光。这就像古人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最好的状态，或许是彼此欣赏，又各自独立。我需要你的画点缀厅堂时，我懂得按市场的规矩，郑重地请你创作，或收藏你的作品；你欣赏我的为人，在某些特别的时刻，或许会主动赠我一幅小品，题上我的名字，那便是友情最好的注脚。

    说到底，传统要在现代社会延续生命力，必须完成创造性的转化。送字送画的习俗也不例外。它不必完全摒弃，也不能一成不变。我们可以保留那份以艺会友的精神内核，同时建立更加健康、更加相互尊重的外在形式。

或许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创新：艺术家可以推出不同档次的创作，既有面向市场的精品，也有回馈知音的小品；收藏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支持艺术家，不仅是购买作品，也可以是资助其创作计划、举办展览等；社会可以建立更加规范的艺术品流通机制，让馈赠、收藏、交易各得其所。

   如此，笔墨方能不朽，情谊才能长青。当送字送画不再是负担，而是真正的雅事；当求字求画不再是索取，而是对美的追寻；当艺术家与公众之间建立起基于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健康关系——那时，这一古老的传统才能在现代社会重获生机，继续书写中国文化中那段关于笔墨、关于情谊、关于美的永恒篇章。这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更需要我们每个人的自觉与努力。毕竟，守护传统最好的方式，不是僵化地复制它的形式，而是创造性地延续它的精神，让它在新的时代，找到新的、恰如其分的表达。（26.1.6于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