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裕生
深爱自己的父母，血浓于水的天缘亲情，是最真挚、最纯粹的感情。
我的父亲何泽香今年84岁高龄，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谈身份，他这辈子始终是个农民、平民百姓；论职务，他连“九品芝麻官”都够不上，只担任过民办学校校长、村党支部书记、镇办企业党支部书记和镇企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但不论在什么职位上，父亲总是干得非常出色。
“责任心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
父亲对工作和家庭的责任，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用具体行动诠释。
我的家乡红安县，是三支主力红军的诞生地。“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铸忠魂。”大别山精神孕育着直面困难、勇于担当、攻坚克难的不凡基因。父亲从小深受革命前辈，特别是叔爷爷何德庆将军的影响，始终牢记将军重托，努力建设家乡，终其一生把心思和精力放在工作上、放在子女培养上、放在优秀年轻人的帮带上。
从我记事时起，父亲总是起早贪黑、早出晚归忙生产、跑项目、搞协调、谋发展，他一心为公、一心为民，精神饱满，像一台不知疲倦的机器。我记得为了余家岗大队安电，在叔爷爷的关心帮助下，父亲赴省城武汉、跑地区黄冈、去红安县城，向领导汇报，找部门争取，一天天、一次次、一家家、一个个，好事多磨，终于让我们村很早就通上了电，给群众送来了光明、带来了方便。
另一件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70年代末，父亲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村粮食总产量排全县第二。丰收的稻谷黄澄澄的，看上去像黄金似的，成片的稻田铺展在大地上，农民难以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这一年，父亲作为红安县优秀党支部书记在全县四级干部大会上作交流发言，他带领群众努力生产、粮食取得大丰收的先进事迹，刊登在《黄冈日报》头版头条，父亲十分兴奋和自豪。
父亲对子女教育成长的责任心，我体会最深！有两件事情我终身难忘，也激发我迅速成长。
一件事是1983年高考复读。那时候重点高中三年制，普通高中两年制。83年我在红安县大赵家中学参加高考。英语只考了7.5分，总分406分，名落孙山。父亲四处奔走，想把我弄到红安县一中去复读，通过熟人引荐一中某老师，他说校领导认为我的分数比较低，进一中复读难度较大，我听后心灰意冷。父亲不停地向某老师求情，希望他再争取一下给我一次复读机会，但他也无能为力。当时正值盛夏，天气十分炎热，我穿着塑料拖鞋，临近中午12点还饿着肚子，我内心绝望但态度坚决地对父亲说：算了，我们回去。说完，我忍不住泪水夺眶而出，转头朝回老家的路跑去，父亲边喊边追，他担心我承受不住双重压力，会做出什么傻事。跑了很远一段路，父亲拦住一个熟人的拖拉机，我们父子坐在拖拉机上一言不发，一路颠簸20多公里。到家后，我倒头就睡、茶饭不思，恨自己太不争气，没有考上大学，辜负了父母的期望，泪水打湿了枕头。躺在床上，我暗暗发誓，继续在大赵家中学复读一年，一定要考上大学！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一晚父母亲担心我，一夜都没合眼，一直在小声商量着我的事情、帮我拿主意，可怜天下父母心！天道酬勤，1984年，我以大赵家中学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黄冈师范专科学校。
另一件事是我从黄石调往武汉工作遇到的波折。1990年，我在黄石市大冶钢厂二中担任语文教师已经3年，通过叔爷爷的老战友推荐，参加武汉市人大常委会招录工作人员考试，成绩比较优秀，同意调入。但是冶钢二中缺语文教师，学校领导不放行，并要求我去找一个人接替我的工作。我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上哪里去找一个教师？根本不可能，当时心急如焚，担心失去进入省会城市大机关工作的好机会。我和父亲商量，准备去校长家里当面汇报。当时正是初春，春寒料峭。晚饭后，年近50岁的父亲提着自家榨的一小瓶花生油、穿着很笨重的大头鞋，带着我往校长家慢慢走去。由于路灯太昏暗，父亲过铁路线时不小心重重地摔了一跤。看着父亲狼狈不堪的样子，23岁的我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我可怜的父亲！可是父亲咬着牙站了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稍微休息片刻，又和我一起前往校长家。吉人自有天相，最终，经过父亲真诚耐心的解释，校长理解了我的难处，同意放行。后来，我如愿调到武汉工作，开启人生新的篇章。此后，父亲过铁路摔跤的那一幕不时出现在我的脑海。每每想起，总是忍不住心酸流泪。生活的磨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困难，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父母，我养成了愈挫愈奋的勇气和决心，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
我的家乡是一个偏远闭塞的小山村，在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十分贫穷。庆幸的是，我的父母都上过学、读过书，在农村算得上知书达理的文化人。由于受叔爷爷的影响，父亲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眼界开阔，喜欢外面新鲜的东西，一有时间就读书看报。因为父亲是村里的财经大队长、党支部书记，我记得邮递员隔几天就骑自行车给我家送报纸和信件，其中有《人民日报》《参考消息》《湖北日报》等。父亲通过阅读书报和参加县里、公社的各类会议，对国际国内形势、上级的要求、外地的经验做法等都能有所了解，可以说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
父亲上过初中，在20世纪50年代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他能说会写，算盘打得呱呱叫，也写得一手好字。由于有知识、责任心强，无论是担任老师、学校校长，还是担任大队干部，他干每一项工作都比较出色，总比一般人干得好。正是由于有文化，平时读书看报，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父亲对子女教育非常重视。尽管家里孩子多、负担重，但他和母亲一起克服家庭经济困难，让我们5个子女都上学读书，其中3个都考上大学，三妹何学莲还远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并进行了博士后研究。他还支持亲戚家小孩读书，鼓励和帮助我表弟王基刚从红安县一中考上北京大学，家族中有很多后代是重点大学学历。
父亲勤奋好学，他不仅教育我们要坚持学习，而且自己也是活到老学到老，终生与书为伴。
一是担任何氏家族族谱会长。我当时比较犹豫，劝父亲不要揽这些“吃力不讨好”的杂事。父亲却告诉我，“天下之本在于家”，他说，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对形成文明社会风尚有很大促进作用。这让我对父亲又有了新的认识。在农村,族谱的编写工作一直很受重视。父亲算得上乡贤，在我们当地威信比较高、人缘好、热心快肠，于是，族人推荐父亲带领几个能力强的人成立专班，分工合作，跑北京、湖南、江西等地走访有影响族人,饱一餐饿一顿，历尽千辛万苦，走遍千家万户，想尽千方百计，历经五年时间，经过认真收集、整理、编辑，终于完成何氏宗谱的完善、修订，对一位70多岁的老人而言，个中艰辛，唯有自知。
村史馆二是参与创建“村史馆”。父亲说，红安为革命牺牲了那么多烈士，红安精神要代代相传，拿什么传下去？除了身体力行之外，还要有精神，有文字，让后人“有史可查”。我们村走出十多位红军，出了开国将军何德庆，被誉为将军村，影响力比较大。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他和村党支部一班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计献计，大家共同筹集资金，并且四处收集资料，终于建成了远近闻名的余家岗村村史馆。村史馆虽小，但馆藏内容丰富，有建村以来的历史，有从村里走出去的有成就人的生平与奋斗历史，还有何德庆将军的珍贵资料，现在，村史馆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知名文化景观。
父亲的不平凡，显示在乐观豁达的性格上
父亲的不平凡，并不在于他完成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而在于他那仿佛与生俱来的乐观与豁达，像家乡村边的小河，静静地流淌过他平凡却坚韧的人生岁月。回望过去，我愈发清晰地读懂，他那份宽厚背后，是怎样一种通透的人生智慧，以及一颗怎样柔软而强大的内心。
有这么一件往事，时常在我记忆的深处闪烁，将父亲的形象映照得愈发高大、清晰。
那是七十年代末，父亲担任大队书记。在那个物质与机会同样匮乏的年代，他这个书记的职位，意味着沉甸甸的责任。大队下面有9个自然村，近2000人的生计、前途，或多或少都与他相关。父亲为人正直，办事秉公、从无偏私，这在乡间是公认的。但也正因这份“不近人情”，偶尔会引来不解，甚至怨恨。
村里有个年轻人，一心盼着能被招工，跳出农门，吃上那时令人艳羡的“商品粮”。无奈，他自身条件确实不如其他候选人，最终落选了。希望的破灭，催生怨怼的恶念。这个年轻人将一腔怒火，全部倾泻在了父亲身上——他固执地认为，是父亲没有帮他，才断送了他的“前程”。
于是，一种极端而愚蠢的报复行为发生了。有一天趁着夜深人静，他在我家门口放置了自制的土炸弹。一声闷响，伴随着凄厉的惨叫，我家喂养多年的那只土狗，倒在了血泊中，再也没能活过来。
那一刻，家里的空气仿佛都凝固了。震惊、恐惧，然后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在我们兄妹心头翻涌。那不仅仅是对一条生命的戕害，更是对我们这个家庭安宁的公然挑衅和威胁。很快，就有人悄悄来报信，说是那个年轻人干的，问父亲要不要去公社告发。我们都等着父亲表态，心想绝不能轻饶。
可父亲只是沉默地低着头，眉头紧锁，他的表情看不太清。
他沉默了片刻，脸上并无多少怒容，反而掠过一丝复杂的、近乎怜悯的神情。他对着那位好心的报信人，轻轻地、却无比清晰地说：“我知道是他。”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五个字。没有追查，没有声张，他甚至阻止了那位村民要去揭发的举动。事情，就这样被他轻轻地按了下来，仿佛一块石头投入深潭，只在当时激起一圈涟漪，随后便复归平静。
我们当时完全无法理解。我尤其愤懑，为那条无辜丧命的狗，也为家庭安全受到的威胁。“爸，万一伤到人呢？就这么算了？”我梗着脖子质问。
父亲看着我，目光深沉如夜。他缓缓说道：“孩子，上报公社，公安一来，他这辈子就毁了。不止是他，他一家人都要跟着抬不起头，以后怎么办？”
我记得很清晰，父亲当时声音低沉：“我若此刻不饶人，便将他往绝路上又推了一把。咱们自己警惕些就是了。记住，‘宽以待人’，不是软弱，是给自己，也是给别人，留余地。”
那番话，在当时年少的我听来，道理是懵懂的，但父亲说话时那种沉静而悲悯的语气，却深深地刻在我心里。多年之后，当我经历了许多风雨，尝过了委屈与不公的滋味，我才真正明白父亲那份宽容的伟大。那是一种站在更高的地方俯瞰人生迷局的智慧，是一种真正强者的姿态。他并非感受不到威胁与愤怒，而是用一种更宏大、更温暖的情怀，包容那份源自狭隘的伤害。他守护的，不仅仅是我们一家的平安，更是一个迷途年轻人未来的可能性。
后来，或许是那位年轻人知道我父亲的宽容与大度，再也没有来滋扰我们家。而父亲，也从未再提过此事。
如今，父亲已至耄耋之年，我也早已走出那个小乡村，来到更广阔的世界。然而，父亲用他的人生经历所书写的这些“小事”，却愈发成为我精神世界里永不熄灭的灯塔。
现在每次回老家，看见父亲坐在小河边晒太阳，看着河水静静地流淌，我就觉得特别安心。他的经历，平凡却不平庸。他用最朴素的方式，活出了最丰盈的人生。
这些记忆，就像他手上那些老茧，粗糙，却真实。而这份真实，足以让我受用一生。
父亲是个爱笑的人。记忆里，不管多累多难，他回到家，脸上总是挂着笑。那笑从他眼角深深的皱纹里荡漾开去，像冬日里的暖阳，照在我们子女心上。
那时候家里穷，五个孩子等着吃饭、等着穿衣、等着上学。家里的土墙斑斑驳驳，下大雨还要用盆盆罐罐接漏水。可这些，父亲从不让我们操心。他像一棵大树，把所有的风雨都挡在了外面。我们那时还小，除了给父母添麻烦，家里的事根本帮不上多少。而父母，除了生产队的活计，家里的大小事都得操劳。
天不亮，他就起身了。家里会传来他轻轻的脚步声，然后是扁担吱呀呀的响声——他要去挑水了。等我们揉着眼睛起床时，缸里的水总是满满的，映着初升的太阳。
最累的是挑粪浇菜。粪池离我家的自留地有些远，来回一趟要歇两三回。父亲个子瘦小，担子压在肩上，两个粪桶晃晃悠悠的，几乎要拖到地上。我小时候常跟在他身后玩，看见他挑重担时，总会不自觉地用舌头顶起一边的腮帮子，脸颊鼓起一个小包，随着他的步子一颤一颤的。
那时我不懂，还觉得有趣，学着他的样子鼓起腮帮。母亲在灶间看见，轻轻叹口气：“你爸这是在使劲呢。”
现在我才明白，那鼓起的腮帮，是他在用足全身的力气，与生活的重担较劲。每一颤，都是肌肉在抗议；每一步，都是意志在坚持。可他从不叫累，到了地头放下担子，用袖子抹把汗，回头看见我，给我的永远是笑脸。
现在想来，父亲不是不累，不是不痛。他只是把生活的艰辛都咽进了肚子里，然后酿出淡淡的甘甜，分给我们。他用肩膀扛起的，不只是两桶粪、两捆柴，更是一个家的全部重担。
多年后，我回到老屋想帮父亲干点农活，扁担压在肩上，火辣辣地疼。我下意识地也用舌头顶住了腮帮——就在那一瞬间，我愣住了。我忽然看见了年轻的父亲，看见他挑着粪桶走在田埂上，看见他额角滚落的汗珠，看见他鼓起的腮帮和依然带笑的眼睛。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原来，那个看似滑稽的动作里，藏着一个男人全部的坚韧和责任。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告诉自己：撑住，往前走。
父亲老了，再也挑不动担子了。可他还是爱笑，坐在小河边晒太阳看见我们时，眼睛总会眯成两条缝。当我们问他需要什么时，他总是说：“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
可我知道，我们今天的“什么都有”，正是因为父亲当年的“什么都扛”。他用自己的脊梁，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今天的幸福路。
如今我也当了父亲，每当生活给我重压时，我都会想起父亲顶起腮帮子的样子。然后学着他，对我的爱人和孩子笑笑，把烦恼藏在心里，把温暖带给家人。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用舌头抵住生活重担的普通农民，一个把苦难嚼碎了化成笑容的真汉子。他可能不知道，他那个不经意的动作，早已成为我心中最深刻的图腾——关于责任，关于爱，关于奋斗，关于一个男人该如何挺直脊梁。
父亲身上最让人感动的地方，莫过于他心地善良，总是一副热心肠，尽心尽力帮助他人。在我们那个信息闭塞的小乡村，他像一盏灯，不仅照亮自家，更努力为村里每一个需要光亮的年轻人指引前路。
我至今记得，多少个夏夜，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父亲摇着蒲扇，对那些前来讨主意的年轻人说的那番话。他们有的为家境所困想放弃学业，有的觉得读书无用。父亲总会放下手里的活计，认真地看着他们的眼睛说：“咱们庄稼人，力气会有用完的时候，但脑子里的学问越用越亮。只有书读进去了，才能改变命运。一个人有了知识，不光自己能站起来，整个家庭、甚至下一代，路子就宽了。” 他的话朴实无华，却带着一种坚定的力量，就像他在乡村小学当校长时一样，和蔼可亲。
身为村干部，父亲把“机会”看得很重。那时，但凡公社或县里有工厂招工，他比谁都上心。他会连夜整理材料，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十几里去公社为村里的好青年争取名额。有时候，亲戚朋友会劝他，“又不是自家孩子，何必这么拼。” 父亲却笑着说，“谁家的孩子不是孩子。一个名额，可能就撑起一个家的指望。”
他不在乎别人是否知道他的奔波，只在乎有没有把最值得推荐的年轻人推上去。那些经他手走出去的年轻人，后来都成了各行各业的骨干。
父亲后来调到镇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出差成了常事。而他的行李里，总少不了乡亲们托他带的家乡特产，几斤新收的花生或者一包新茶。他并非顺路，而是特意绕道，也要去看望那些从村里走出去、在城里落户的乡亲。父亲总会拍拍他们的肩膀：“在外面好好干，别忘了，村里永远是你的根，有啥难处，捎个信回来。”
父亲帮助过不少人，其中对何泽凯叔叔的帮助，让我印象最深。何泽凯是父亲的同族堂弟，16岁就一个人去山西太原当兵。父亲总念叨：“泽凯年龄小，一个人在外面无依无靠，又正是长心性的时候，太不容易了！”在父亲看来，这是何泽凯最难熬的节骨眼，也正是立规矩、认方向的关键期，最需要人关心帮助。打那往后，父亲心里就拴了根线，总惦记着何泽凯。为此，父亲多次到太原去看望他，鼓励他积极适应军营生活，加强学习、努力表现；还请叔爹也去看望他，拜托部队领导多照顾、多教育他。何泽凯在部队非常争气，一步步提了干，当上了连长，之后转业到黄石市第四医院任器械科科长，成了家，日子越过越红火。女儿成器，读了华科研究生，女婿也优秀，在国电投湖北公司工作，一家人和和美美、蒸蒸日上。每次说到何泽凯，父亲总会不经意间露出欣慰的微笑。时至今日，何泽凯还总念叨：“要不是当年德庆叔父和泽香大哥帮助，军营生活的磨砺，我哪能有今天？”
如今回想，父亲的乐于助人，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好心”。它是一种深刻的远见，他深信“知识改变命运”，并身体力行地去播种；它是一种无私的担当，将提携后辈视为责任的一部分；它更是一种温暖的情怀，用“家乡”这根纽带，维系着游子们精神的根脉。
父亲乐于助人，却从不收人家的礼物。有一件事，我记得非常清楚，那是父亲在担任大队书记期间的事情。
父亲豁达开朗，平日里总是乐呵呵的，很少与人红脸、发火。但他的随和，绝非没有边界。他的原则，就像他脚下的土地一样，坚实而分明。
有一次，父亲驻点湾的小队队长，得到了父亲不少的帮助。那时节，家家户户都不宽裕，表达感谢的方式，朴实而直接。他提了一壶在当时堪称“贵重”的花生油，来到了我们家。
父亲一见，脸色就严肃起来。他坚决推辞，语气是少有的严厉。
谁知那位小队长也是个实心眼的犟脾气，见父亲坚辞不受，竟也上了倔劲。他不管不顾，直接冲到我们家的锅台边，拧开瓶盖，“咕咚咕咚”地，将一壶近10斤金黄的油全倒进我家那口大铁锅里。然后，他把空壶往桌上一放，扭头就走，留下目瞪口呆的我们，以及一锅“沉重”的油。
望着那满满一锅油，父亲和母亲面面相觑，真是哭笑不得。母亲叹了口气，嘀咕着：“这……这可咋办？”父亲在原地站了一会儿，脸上的神情从错愕到无奈，最后化为一种坚定的温和。
父亲挽起了袖子：“倒回去。”
那是一个我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无比动人的场景。那天晚上，白炽灯昏黄的光线下，父亲和母亲小心翼翼地将锅里的油一勺一勺舀起，生怕洒了一滴，重新装回那个透明的油壶里。油滴晶莹，反射着灯光，映照着他们专注而认真的面庞。这个过程很慢、很麻烦，但他们做得一丝不苟，仿佛在完成一件极其重要的仪式。我坐在厨房门前的小凳子上看着，橘黄的光晕笼罩着他们已经添了几许银丝的头发，那画面至今还印在我脑海里
那天晚上，父亲踏着夜色，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几里乡间土路，亲自将那壶油送还到了那位小队长家中。回来时，已是夜深。我问他：“爸，那是什么油，好香！
父亲看着我说：“裕生，那也是人家的东西，一丝一毫都不能贪。”
这番话，如同洪钟大吕，在我年少的心中回荡。我明白了，父亲的豁达，并非无原则的老好人做派；他的温和，也绝非怯懦。在那锅油面前，他展现了原则的刚性；而在送还油的过程中，他又体现了为人的细致与体贴。他既维护了纪律的严肃，也小心翼翼地保护了那位村民质朴而笨拙的感恩之心。这是一种怎样圆融而充满善意的坚守啊！
如今，父亲老了，那些他曾经挑过的担子，走过的山路，帮助过别人的事，都化作他脸上安详的皱纹。
这些年，虽然工作很忙，但我仍然会忙里偷闲回到老家小河湾去看望父亲。母亲2005年离世了，父亲的话变少了，但嗓门仍然很大。近几年，他的身体没有以前硬朗，嗓门更大了。他是个闲不住的人，他总想把他知道的红色故事告诉后人，把红安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父亲他没有万贯家财，没有显赫声名，但他留下了一种精神——那种在困苦中依然挺直腰杆的坚韧，在匮乏时依然心怀他人的善良，在平凡日子里依然保持体面的尊严。
他就像故乡田埂上的蒲公英，看似渺小，却把希望的种子随风播撒。那些经他鼓励走出乡村的年轻人，那些受他帮助重拾信心的乡亲，都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延续着他传递的温暖。
而今，当我面对人生的选择时，耳边总会响起父亲朴素却坚定的话语：“人活一世，草木一秋。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这句话，足以让我们在纷繁世间，始终知道该如何做人，如何前行。这种家风，弥足珍贵，也将在我们家族发扬光大。
【何裕生，在职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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