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山，是极深的绿，一层叠着一层，直叠到天边，成了氤氲的墨青色。路是没有的，只有人脚和畜蹄在山的肌肤上踩出的、时断时续的肠子似的小径。四十里外的县城，于童年的我，是一个需要动用全部想象力的、比月亮还遥远的传说。我们这些山坳里的孩子，像一簇簇野生野长的灌木，筋骨里浸满了草木的清气，脑子里却是一片未被开垦的、长着荒蕪的寂静。直到杨窝庄子里的那点灯火，在暮色里亮起来，我才知道，这世上除了柴刀的锋利、山泉的沁凉，还有另一种光，能照进人心里最深最暗的角落。

     那光，来自一位老夫子。他是从山外退回来的，像一棵老松，把根须又扎回了故土。村里人说起他，口气里总带着一种近乎神秘的敬畏，说他肚里装着的学问，比后山的老林子还要深。他在自家堂屋里，摆下几张旧桌凳，一盏油灯，便成了我们的“学”。没有招牌，没有钟声，求学的信号，是黄昏时分，母亲将我洗净脸、换上最齐整的补丁衣裳，轻轻一推：“去吧，莫让先生等。”

     第一次走进那间堂屋，一股陈年的、混合着墨香、旧纸和木头清寂的气味，便沉沉地罩住了我。夫子就坐在上首，清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青灰长衫，背挺得极直，像屋后那杆不弯的竹。他的眼睛，隔着老花镜片望过来，并不严厉，却有一种沉淀的、能称量人心的光。他收学生，也古怪。不是看束脩厚薄，而是要我们伸出双手给他看，再问几句山外绝想不到的闲话。后来我才懂，他看的是手上是否还有野性未驯的污垢，眼里是否还存着一点未被山岚完全蒙蔽的澄明。我有幸被他留下，更万幸的是，不知是我临出门前母亲慌乱中给我套上的那件袖子短了一截的褂子显得可怜，还是我回答他“山里什么鸟叫声最好听”时，脱口而出的“黄眉鹀叫得像摔碎的翡翠”触动了他，他竟对我微微颔首，那目光，像初春的日头，落在将化未化的残雪上。

     不久后，一个傍晚，父亲提着半篮攒下的鸡蛋，母亲手里是一块腊肉，领着我，踏着月色，又去了杨窝。大人们在堂上低声说着话，油灯的光影在他们脸上晃动。最后，父亲拉着我，让我对着夫子端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头。夫子受了礼，走过来，一只手按住我稚弱的肩，那手很瘦，却极稳，极暖。他对我父母说：“孩子就交给我吧，吃住都在这里，你们放心。” 母亲别过脸去，用头巾的一角飞快地揩了揩眼睛。那一刻起，我懵懂地知道，夫子成了我的义父。一个用山芋和包谷喂饱我的身子，另一个，将要喂饱我别的什么东西。

     私塾的日子，是用一声声诵读、一笔笔描红、一页页背诵串起来的，沉重而规律，像山涧的水，日夜不停地流淌。天光微亮，我便被唤醒，洒扫庭院，为先生研墨。早课是雷打不动的《三字经》、《千字文》，童音稚嫩，撞在四壁，又被那沉沉的寂静吸收进去。夫子不常开口，只闭目听着，手指在膝上无声地扣着节拍。若有一字音讹，或一句气断，那眼便倏地睁开，目光如电，却并不责骂，只将那一句再念一遍，字字如石坠地，让你自己羞惭得无地自容。

     我是不同的。这不同，很快便显出了它的重量。别的孩子描红，我已被要求默写；他们能诵段落，我则需背全篇。课业也渐渐不同，当同伴们还在“天地玄黄”里打转时，我的案头，已悄然摆上了《论语》和半部《诗经》。夫子的严厉，对我更是苛刻到了极处。每讲授新篇，第二日必要一字不差地背诵，这已是最低的“恩典”。更煎熬的是，他会随意指着其中一句，问：“解给我听。” 起初，我只会照着他昨日讲的复述，若稍有迟疑或错漏，那把一直安静搁在案角的、光润的竹篾戒尺，便会“啪”地一声清响，落在摊开的手心上。尖锐的痛，火烧火燎地窜上来，眼泪在眶里打转，却不敢落下一滴，只能咬着唇，将那痛楚与句子一同，死死地咽回肚里去。

     我曾为此生出许多无声的怨怼。尤其是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听见远处庄子里的玩伴追逐笑闹的声音随风飘来时，那掌心旧伤便隐隐作痒，心里也像被山猫抓挠着。我觉得自己像被关进了一个用文字垒成的、精致的笼子里。我看不懂夫子眼底深藏的期待，只觉得那期待像山一样，压得我喘不过气。我甚至暗暗羡慕起那些只需完成“寻常功课”的同窗来。

     转机发生在一个夏日的午后。闷热难当，蝉声嘶哑。我因前一日对“子曰：君子不器”一句疏解不清，被罚抄写百遍。汗滴落在纸上，氤开了墨渍，心里的烦躁也如野草疯长。夫子静静地坐在一旁看书，仿佛我不存在。终于，我鼓起毕生的勇气，带着哭腔，声音细如蚊蚋：“先生……为何独独对我如此……苛刻？”

     夫子翻书的手停下了。堂屋里静极了，只听见远处隐隐的雷声滚过山峦。他放下书，取下眼镜，慢慢地擦拭。过了许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回答时，他才开口，声音平缓，却像那闷雷一样，沉沉地压进我的心里：“山里的树，若任其生长，不过是一蓬薪柴，再好些，也不过是根房梁。但若有那一两株，生得格外挺直，木质格外细密，木匠见了，便会多想一层：它或许可以成为榫卯，成为栋梁，甚至……成为一块可以雕琢的胚子。” 他抬起眼，目光穿越昏暗，直视着我，“雕琢是疼的，孩子。去其枝蔓，凿其瑕疵，每一刀都不好受。但你若只是想做一根烧火棍，我现在就可以让你走，你也会轻松快活许多。”

     他不再说话，重新戴上了眼镜。我却像被那目光钉在了原地，掌心的痛，心里的怨，忽然间都找到了来处。那不再是无理的责罚，而是一种沉甸甸的、烫人的辨认与期许。我低下头，看着纸上模糊的墨迹，第一次感到，那一个个方块字，不再是我痛苦的源泉，而像是一块块陌生的、坚硬的、却蕴含着无穷可能的基石。

     从那以后，那间飘着墨香的堂屋，于我而言不再是牢笼。油灯下，我渐渐能读出“关关雎鸠”里那永不止息的追寻，能触到“逝者如斯夫”中那无言的苍茫与惕厉。夫子的话依然少，但偶尔，在讲解“仁者乐山”时，他会望向窗外莽苍的群山，沉默良久，说一句：“静而厚德，这便是山的仁了。”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所熟知的、困着我的大山，竟有着如此巍峨而深邃的灵魂。我的世界，开始从那间小小的堂屋，从竹篾戒尺的影子里，不可阻挡地向历史与星空的深处拓展。

     然而，山外的风，终究还是吹进了这几乎静止的时光。小学二年级那年，为了照顾远在皖地的祖父母，我们举家即将迁徙。离别前夜，我去向夫子辞行。油灯如豆，他显得比平日更加清瘦。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从那只随身多年的旧藤箱底，取出两本用蓝布仔细包好的线装书，一本是《唐诗别裁》，一本是手抄的《小学韵语》。书页已然脆黄，边角却抚得十分光滑。

     “带着吧。” 他将书放在我手里，又按了按，就像当年认我为义子时，按住我肩膀的那只手一样，“学问在肚里，世事在脚下。记住这里，也别忘了看路。”

    我跪下来，给他重重磕了三个头。抬起头时，只见他挥了挥手，便转过身去，面对着那面被烟火熏得微黑的土墙，再不回头。我抱着那两本温热的书，退出门外。山风很大，吹得我几乎站立不住。回望那扇窗，灯火依旧，只是窗纸上那个清瘦的、一动不动的剪影，像一尊沉默的碑。

     此后的人生，我被时代的浪潮裹挟，在陌生的平原上挣扎、扎根、生长。求学，务工，娶妻，生子，在生活的尘土与奔忙中，山坳里的那盏灯，似乎越来越远，成了记忆深处一个淡黄的、宁静的旧梦。只有在某些疲惫不堪的深夜，在教导顽劣的儿子功课时，在读到某句熟悉的诗文心头蓦然一颤时，那个清癯的背影，那戒尺清冷的声响，才会毫无预兆地浮现，带来一阵遥远的、混合着墨香与痛楚的战栗。

     多年后，当我终于带着自己的家小，回到这片几乎在梦里才能抵达的故土时，一切都变了。山路拓宽了，有了村村通的水泥路；童年的庄子，也挤着几栋刺眼的白瓷片小楼。我急切地向叔叔问起杨窝，问起夫子。叔叔点起一支烟，眯着眼想了一会儿，用山里人谈论一件久远往事那种平淡的口气说：“哦，那位老先生啊，走了好些年了。坟，就在他家老屋后面的山坡上。”

     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跌宕的情节，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他的一生，他所有的学问、期待与寂寞，就这样被一句话，轻飘飘地交代在了这片他走出来的、又最终回归的泥土里。

     我没有立刻去那片山坡。我独自一人，沿着记忆中那条“肠子似的小径”，走到能远远望见杨窝庄子的山岗上。夕阳正在西沉，给群山镶上一道道金红又转为紫灰的边。那片我曾度过无数晨昏的屋舍，已塌了一半，剩下一截断墙，倔强地立在荒草里。我站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四野苍茫。

     忽然，在那一片沉沉的暮霭中，我仿佛又看见了那盏灯。它亮在那截断墙的后面，晕开一团温暖而模糊的光晕。光晕里，一个清瘦的孩子正挺直脊背，朗声诵读；一位老人，微阖双目，手指在膝上无声地扣着节拍。风声、树声、远处的狗吠，都退得很远很远。世间仿佛只剩下那平和又庄重的声音，一字一句，撞击着苍茫的夜色，也撞击着我已不再年轻的心房：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泪水毫无征兆地奔涌而出，滚烫地淌过我被山风吹得粗糙的脸颊。我看不清眼前的山水了，只觉得那盏灯，那声音，穿透了几十年的烟尘与遗忘，笔直地照进了我生命的核心。我这才恍然，他当年倾注所有心血雕琢的，并非一个必定闻达于诸侯的“器物”，而仅仅是一颗能够被文明点亮、能够感应到“仁者乐山”那般厚重与辽阔的心灵。他给我的，不是黄金屋，不是颜如玉，而是在任何境遇下，都能让自己精神站立起来的那根“脊梁”。

     我朝着那片已沉入黑暗的废墟，朝着那盏只亮在我心中的灯，缓缓地、端端正正地，跪拜下去。额头触到冰凉的、带着野草清香的泥土时，我仿佛听见群山深处，传来一声悠长的、欣慰的叹息。

     先生，山外的路，我走得磕磕绊绊，未曾显达。但您点的那盏灯，我一直小心地护在怀里。它照着我，让我在人世的纷扰里，总能辨认出那个从山坳里走出来的、被墨香浸润过的少年。这，大概就是一个学生，能献给“父亲”，最朴素的答卷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