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浪涛/文
那年刚过深秋，夜霜便裹着寒气漫过村野。清晨推开门，院里的狗尾草凝着层薄霜，风一吹，霜粒簌簌落在手背上，凉意瞬间驱散了残存的困意。我低头理了理衣襟，脚上是母亲纳的布鞋，鞋帮里絮着新弹的棉絮，还留着她指尖的温度；怀里揣着母亲天不亮烙的玉米饼，粗布巾裹着的热乎气透过布料，焐得胸口发暖；最贴身的衣兜里，是母亲用布的口袋装户口本——怕路上磨破、丢失，针脚细密得像她没说出口的牵挂。这是我第二次报名参军，每样东西里，都裹着她的期盼。
“路上看着脚，别慌。”母亲站在门槛上，又把我的旧外套往我手里塞，想让我多添一层。我摆了摆手，声音带着几分急切：“不冷，再晚就赶不上了。”转身往村外走时，晨光还没漫过山头，天蒙着层淡黑，唯有天边的启明星，亮得像我心里揣着的戎梦。
十公里的路，全靠双脚丈量。起初只能借着星光辨路，霜冻后的土路硬得硌脚，每走一步，鞋底都蹭起细碎土渣；偶尔踢到草里的石子，脚趾疼得蜷缩，我也只是咬着牙往前。路边刚收完的麦子地，摞摞麦堆立在地里像草人，似在替我数着离梦想更近的步数。走得急了，鞋底的霜化成水渗进鞋里，脚底板渐渐发凉，我卷高裤脚，裸露的脚踝很快被寒气裹住，却不敢放慢脚步——去年报名落空的遗憾还压在心底，这次说什么也想赶在最前头。
初中课本里巍巍先生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忽然浮现在脑海：松骨峰上的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身体被火焰裹住也不肯退；防空洞里的战士，啃着冻得硌牙的土豆，还笑着说“能守着阵地就值”。比起他们，我这点霜露里的凉、脚下的疼，算得了什么？念头闪过，脚步又快了些，连风里的寒气都似弱了几分。
走了约一小时，天渐渐亮了，东边的天际染出一抹浅橘色的光。霜慢慢融化，路边的泥地变得湿滑，布鞋一踩一个坑，拔出来时，鞋底沾着厚厚的泥土，鞋缝里嵌满草屑，走起来“咕叽咕叽”响，每一步都像坠了块小石子。途经葫芦河时，河面飘着薄如纱的雾，岸边水草上挂着没化的霜花，白莹莹的沾在裤脚，很快化成水，凉意钻心。我绕开水草深的地方，却还是不慎踩进浅滩，鞋帮湿了大半，风一吹，寒意顺着脚踝往上爬，冻得我直打哆嗦。
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歇脚，靠在带霜凉的树干上稳住心神。掏出玉米饼咬一口，甜香的热气顺着喉咙往下走，胃暖了，心里的慌也散了些。摸了摸贴身的衣兜，户口本还安安稳稳地躺着，边角的针线硌着手心，像母亲站在门口望我的目光，一路跟着我。歇了几分钟，我把剩下的半块饼揣回怀里，攥紧户口本继续往前走——剩下的路，再沉也要扛着。
终于，太阳刚爬过远处树梢时，我远远望见了乡镇的砖房。走近了才看清，乡街面两旁土墙上贴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幸苦，万人幸福”大红字， 走进乡武装部门口挂着的红色“征兵报名处”牌子，被阳光照得发亮，像一团跳动的火。我心里一阵发烫，脚步也轻快了些，走到门口的红砖阶前，来回蹭着鞋底的泥草和残霜，想把鞋子弄干净些，可泥太黏，不仅没蹭掉，还把裤脚蹭上了几道泥印。
深吸一口气，我推开了武装部的门。那时条件有限，乡武装部部长办公与住宿在同一间房。室内扑面而来的暖意让我打了个喷嚏，我下意识往门口缩了缩，怕鞋底的泥弄脏平整的红砖地，可低头一看，还是留下了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带着没化尽的霜和湿泥。严部长抬头看见我，放下笔笑着招手：“是来报名的吧？快过来，这边填表。”
我攥着户口本、毕业证走过去，指尖还带着外面的寒气，心里却烧得滚烫。填表时笔尖有些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激动——那年深秋十多公里路上，踏过的霜、踩过的泥、忍过的疼，在推开门、拿起笔的那一刻，都化成了奔向戎梦的热。
后来我总想起那天的路，想起草叶上的霜、怀里的玉米饼，还有母亲纳的布鞋。它们都在告诉我，梦想从不是凭空实现的，要踩着风霜、忍着疼痛，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才能抵达想去的地方。而那年深秋的霜露、路上的泥泞，也成了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印记——它们见证着一个青年，如何抱着滚烫的戎梦，在秋霜里走出了梦寐以求的路。
编辑：席亚栋｜责编：席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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