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浪涛/文
那年刚过深秋,夜霜便裹着寒气漫过村野。清晨推开门,院里的狗尾草凝着层薄霜,风一吹,霜粒簌簌落在手背上,凉意瞬间驱散了残存的困意。我低头理了理衣襟,脚上是母亲纳的布鞋,鞋帮里絮着新弹的棉絮,还留着她指尖的温度;怀里揣着母亲天不亮烙的玉米饼,粗布巾裹着的热乎气透过布料,焐得胸口发暖;最贴身的衣兜里,是母亲用布的口袋装户口本——怕路上磨破、丢失,针脚细密得像她没说出口的牵挂。这是我第二次报名参军,每样东西里,都裹着她的期盼。
“路上看着脚,别慌。”母亲站在门槛上,又把我的旧外套往我手里塞,想让我多添一层。我摆了摆手,声音带着几分急切:“不冷,再晚就赶不上了。”转身往村外走时,晨光还没漫过山头,天蒙着层淡黑,唯有天边的启明星,亮得像我心里揣着的戎梦。
十公里的路,全靠双脚丈量。起初只能借着星光辨路,霜冻后的土路硬得硌脚,每走一步,鞋底都蹭起细碎土渣;偶尔踢到草里的石子,脚趾疼得蜷缩,我也只是咬着牙往前。路边刚收完的麦子地,摞摞麦堆立在地里像草人,似在替我数着离梦想更近的步数。走得急了,鞋底的霜化成水渗进鞋里,脚底板渐渐发凉,我卷高裤脚,裸露的脚踝很快被寒气裹住,却不敢放慢脚步——去年报名落空的遗憾还压在心底,这次说什么也想赶在最前头。
初中课本里巍巍先生写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忽然浮现在脑海:松骨峰上的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雪地里抱着炸药包冲向敌人,子弹打光了就用石头砸,身体被火焰裹住也不肯退;防空洞里的战士,啃着冻得硌牙的土豆,还笑着说“能守着阵地就值”。比起他们,我这点霜露里的凉、脚下的疼,算得了什么?念头闪过,脚步又快了些,连风里的寒气都似弱了几分。
走了约一小时,天渐渐亮了,东边的天际染出一抹浅橘色的光。霜慢慢融化,路边的泥地变得湿滑,布鞋一踩一个坑,拔出来时,鞋底沾着厚厚的泥土,鞋缝里嵌满草屑,走起来“咕叽咕叽”响,每一步都像坠了块小石子。途经葫芦河时,河面飘着薄如纱的雾,岸边水草上挂着没化的霜花,白莹莹的沾在裤脚,很快化成水,凉意钻心。我绕开水草深的地方,却还是不慎踩进浅滩,鞋帮湿了大半,风一吹,寒意顺着脚踝往上爬,冻得我直打哆嗦。
我在河边的老柳树下歇脚,靠在带霜凉的树干上稳住心神。掏出玉米饼咬一口,甜香的热气顺着喉咙往下走,胃暖了,心里的慌也散了些。摸了摸贴身的衣兜,户口本还安安稳稳地躺着,边角的针线硌着手心,像母亲站在门口望我的目光,一路跟着我。歇了几分钟,我把剩下的半块饼揣回怀里,攥紧户口本继续往前走——剩下的路,再沉也要扛着。
终于,太阳刚爬过远处树梢时,我远远望见了乡镇的砖房。走近了才看清,乡街面两旁土墙上贴着“一人参军、全家光荣”“一人幸苦,万人幸福”大红字, 走进乡武装部门口挂着的红色“征兵报名处”牌子,被阳光照得发亮,像一团跳动的火。我心里一阵发烫,脚步也轻快了些,走到门口的红砖阶前,来回蹭着鞋底的泥草和残霜,想把鞋子弄干净些,可泥太黏,不仅没蹭掉,还把裤脚蹭上了几道泥印。
深吸一口气,我推开了武装部的门。那时条件有限,乡武装部部长办公与住宿在同一间房。室内扑面而来的暖意让我打了个喷嚏,我下意识往门口缩了缩,怕鞋底的泥弄脏平整的红砖地,可低头一看,还是留下了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带着没化尽的霜和湿泥。严部长抬头看见我,放下笔笑着招手:“是来报名的吧?快过来,这边填表。”
我攥着户口本、毕业证走过去,指尖还带着外面的寒气,心里却烧得滚烫。填表时笔尖有些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激动——那年深秋十多公里路上,踏过的霜、踩过的泥、忍过的疼,在推开门、拿起笔的那一刻,都化成了奔向戎梦的热。
后来我总想起那天的路,想起草叶上的霜、怀里的玉米饼,还有母亲纳的布鞋。它们都在告诉我,梦想从不是凭空实现的,要踩着风霜、忍着疼痛,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走,才能抵达想去的地方。而那年深秋的霜露、路上的泥泞,也成了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印记——它们见证着一个青年,如何抱着滚烫的戎梦,在秋霜里走出了梦寐以求的路。
编辑:席亚栋|责编:席浪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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