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寺记

文/余以吾

文友军强调到了大秦寺文管所，一直想去探望，总是逮不到合适的机会。说来惭愧，作为本地人，经常在终南山游玩，却从未去过大秦寺。要不是军强相邀，不知何时才能一睹大秦寺的真容。

大秦寺在终南山北麓，楼观台在其东，延生观在其西。驾车从环山路上穿行，远远地就能看见大秦寺塔，一掠而过，就会产生了些许怀想：能立身于两座盛名既久的道观之间，想必，它应该有着不同凡响的身世。当然，比起楼观台的厚重和延生观的香艳，大秦寺的名声要单薄很多，但这并不影响寻幽者对它探访。

当我真的踏进大秦寺，怀想中建立起来的诸多美好，瞬间崩塌。不必说曲径通幽的回廊，也不必说古柏森森的寺院，就连一颗名贵的古树都没有！寒蹇得令人猝不及防——除了一座古塔和一通新刻的石碑立在暴烈的阳光下，不及其余。

军强看出了我的失落，解释说，早些年，大秦寺也就只剩下一座颓圮的古塔了。在名胜遍野的周至，一座残塔，人们根本不把它当作什么景致。上世纪九十年代，一批学者睿智的目光，才照亮了大秦寺的门楣。他们探赜洞微、抽丝剥茧，证实这里曾是唐代的一座景教寺院，且为目前国内仅存的景教遗迹。这一发现，不仅震惊了国际宗教界和学术界，也让我们弄清了大秦寺的前世今生，窥见了盛唐开放的、兼容并蓄的文化风范。

中国数千年历史，最值得我们骄傲的莫过于盛唐，那时的京城长安，有点像美国纽约在今日世界的地位，表现出对外来文化异乎寻常的欢迎和接纳。

贞观九年，罗马基督教聂斯托利派传教士阿罗本来到长安请求传教。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在唐代被称为波斯景教，景者，光明广大之意。唐太宗以放眼天下的视野和接纳四海的胸怀，派宰相房玄龄率皇家仪仗，到京城西郊将其迎入宫廷，待若上宾。太宗皇帝认为景教是正教真道，于是在贞观十二年颁诏：

“大秦国大德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观其元宗，生成立要，词无繁说，理有忘筌，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京义零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

稍后，太宗皇帝又命魏征、尉迟恭在五峰丘木山督造大秦寺，当地民间至今还流传着“唐王修塔，敬德监工”的故事。明嘉靖时编修的《周至县志》上也说：“五峰丘木山，在县东三十里，塔峪山腰有大秦寺，旧碣记宋建隆四年重修。寺内有镇仙宝塔，高约八丈，八棱形。相传为唐太宗敕建。”皇帝下诏，重臣监造，选址又在道教祖庭楼观台西侧，意味深长啊。可以想见，大秦寺在当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地位之特殊。

楼观台因老子在此讲授《道德经》而闻名。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为了抬高门第，追认老子为远祖，在楼观台沿中轴线依次建有山门、宗圣宫、玄门、列祖殿、紫云衍庆楼、三清殿、文始殿、四子堂等皇家建筑。太宗皇帝在其远祖的圣殿旁修建外来宗教的传教之所，其心胸之大，在中国历代皇帝里面罕有其匹。因之，有学者认为该寺“当属唐代皇家景教寺院”。

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殃及景教。遭此灭顶之灾，景教从此绝迹于中原，大秦寺遂成空寺。这块风水宝地，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景教之后，大秦寺被道教占领；道教之后，大秦寺又被佛教占领。在包谷地里种小麦，当然不会有什么好收成。不必问道教的白云飘向了那里，也不必问佛教的香火失落于何时？

经过千百年岁月的剥蚀，大秦寺早已荡然无存，只留下了它的附属建筑——大秦寺塔。塔为阁楼式砖塔，八棱七层，通高四十余米，直径近十一米，周长三十六米。至于该塔是唐代初建，宋代重修；还是唐代就没有塔，宋代新建的？那是学者们争论的事。神仙打架，咱老百姓不搀和。

以宋建隆四年建塔而论，此塔至今已历一千多年了。几经地震，塔身从正面开裂，且南北贯通；塔体向西北方倾斜将近三米，岌岌可危，比被誉为“东方著名斜塔”的苏州虎丘塔的倾斜度还多出半米。千禧年之前，经省市文物局批准，才得以抢救修复，并在塔旁树立了一通仿制的世界名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用以标示其景教寺院的曾经身份。

站在这里，和七月的阳光一道，和唐代就堆在这里的乱云和自宋就一直纤瘦却还屹立不倒的古塔一道，对着大秦寺的遗迹肃立。远处五峰邱木山上的林稍，汹涌着葳蕤的绿色，将蓬勃的生命张力铺天盖地的布满山坡，似乎要淹没大秦寺，似乎要淹没在这里看护文物的军强孤独的身影。

大秦寺，只是盛唐留给我们的一份遥远的念想。

作者简介：余以吾，本名王超，资深副刊编辑，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西安市作协会员、周至县文联副主席。先后在国内多家媒体发表文学作品30余万字，曾多次荣获中国散文学会举办的全国散文论坛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