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回望五莲故乡 走入苏轼诗境
——苏轼与五莲县九仙山的诗缘
张传生
苏轼即将离任密州为五莲县写下第一首词
《江城子・前瞻马耳九仙山》
这首《江城子》（亦作《江神子》）是苏轼密州时期的收官之作，作于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晚登超然台望月所作。当时苏轼39岁，即将离任密州知州，调任河中府（后改徐州），词中满含对密州山水的眷恋、对超然心境的体悟与对人事变迁的感慨，是他密州岁月的深情总结。
创作时间
关于这首词的创作时间，主要有两种权威记载：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总案》卷十四明确记载：“十月晚登超然台望月作《江神子》词”
《东坡纪年录》则谓：“丙辰十二月‘东武道中作’”
无论哪种说法，都确定是苏轼在密州任职的最后阶段，即将离开这片他生活了两年的土地时所作，时间节点在熙宁九年（1076年）冬季。
创作背景
仕途变迁：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抵达密州任知州，至熙宁九年（1076年）冬已近两年任期。期间他经历了蝗灾、旱灾等考验，带领百姓抗旱救灾，修建超然台，与密州人民结下深厚情谊。此时他接到朝廷诰命，将移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后又改任徐州，即将开启新的仕途旅程。
超然台是苏轼在密州的精神寄托，他曾作《超然台记》阐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的超然哲学。登超然台眺望马耳山、九仙山，成为他排解孤寂、体悟人生的重要方式。
马耳山与九仙山（今属山东五莲县）是密州境内的两大名山，苏轼对其情有独钟，曾在《次韵周邠寄雁荡山图二首》中盛赞九仙山“九仙今已压京东”“奇秀不减雁荡也”。在离任之际，他再次眺望这两座山峰，心中充满眷恋之情。
两年密州生活，苏轼从最初的孤寂苦闷逐渐走向豪迈奋发、超然豁达。如今即将离别，面对熟悉的山水与百姓，他不禁生出“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的感慨，这既是对过往岁月的回顾，也是对未来旅途的怅惘。
原文
前瞻马耳九仙山。
碧连天，晚云间。
城上高台，真个是超然。
莫使匆匆云雨散，
今夜里，月婵娟。
小溪鸥鹭静联拳。
去翩翩。点轻烟。
人事凄凉，回首便他年。
莫忘使君歌笑处，
垂柳下，矮槐前。
翻译
向前眺望，马耳山与九仙山连绵起伏，青碧的山色与天空连成一片，傍晚的云朵悠闲地飘荡。
城上那座高高的超然台，站在上面，真的让人感到心旷神怡，超然物外。
不要让这匆匆而来的云雨轻易消散，希望就在今夜，能看到皎洁美好的月亮。
小溪边，鸥鹭安静地蜷缩在一起，相互依偎；当它们展翅飞去时，身姿轻盈翩翩，扬起的翅尖仿佛点染出淡淡的轻烟。
人世间的事情总是如此凄凉多变，回首望去，那些过往的岁月都已成为遥远的他年。
请不要忘记，当年使君我在这里唱歌欢笑的地方，就在那垂柳之下，矮槐之前。
这是苏轼临离任密州知州时，专门为五莲县的马耳山，九仙山，两座岱东仙山所填的词，词牌为“江城子”，是对“奇秀不减雁荡也”的九仙山和流淌五莲文脉的马耳山深情的赞颂，是专门为五莲县的这两座仙山作词，意境深邃，情意绵绵，成为五莲仙山文化的名片。
苏轼所写第一篇与五莲马耳山有关的散文
《超然台记》
《超然台记》是苏轼散文创作的巅峰之作，作于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地点在密州（今山东诸城）城北的超然台上。这篇“台阁记”并非单纯的建筑记述，而是苏轼借台言志、以文寄怀的哲理散文，集中展现了他在政治失意、生活困顿中依然保持的“超然物外、无往不乐”的人生哲学，成为后世文人面对逆境时寻求精神解脱的重要参照。
创作时间
《超然台记》的创作时间有明确记载，为北宋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这一时间节点具有重要意义：苏轼于熙宁七年（1074年）十一月抵达密州任知州，经过近一年的治理，密州的蝗灾、旱灾基本得到控制，政局初定，他才有精力和心情修葺旧台并撰写此文。
创作地点与背景
地点：密州城北旧台，后经苏轼修葺并由其弟苏辙命名为“超然台”。这座台原是密州城北城墙的一部分，因年久失修而荒废，苏轼“治园圃，洁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将其改造成一座观景台。
这座雄伟的观景台，历经千年，被诸城市政府和诸城人民修整一新，陈列苏轼的动人事迹，诗、词、歌、赋、精美文章和历史文物，石碑、字画、书法墨迹，成为诸城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古文化保护重地。
命名由来：台修好后，苏轼投书于济南的苏辙，求台名。苏辙依据《老子》“虽有荣观、燕处超然”的文意，命名曰“超然”，并作《超然台赋》予以赞咏。苏轼收到来信后，亲笔题写“超然台”三个大字，并挥笔写下《超然台记》以明志。
济南市人民政府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文化，大明湖改造时，在大明湖东广场上建造了雄伟，恢弘，直插蓝天的《超然楼》与黄海之滨诸城城墙上的“超然台”遥相呼应，隔空相望，像一对亲密无间的好兄弟，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
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玮丽者也。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完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廊，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余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余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全文翻译
世间万物都有值得观赏的地方。只要有值得观赏之处，就都能带来快乐，不一定非要那些奇异壮丽的景观才行。吃酒糟、喝薄酒，都可以使人沉醉；吃水果蔬菜草木，都可以让人饱腹。以此类推，我到哪里会不快乐呢？
人们之所以追求幸福而躲避灾祸，是因为幸福令人喜悦而灾祸令人悲伤。然而人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而能够满足我们欲望的事物却是有限的。美好与丑恶的辨别在心中激烈斗争，获取与舍弃的选择摆在面前，这样一来，能让人感到快乐的事物常常很少，而令人悲伤的事情往往很多。这实际上是在追求灾祸而躲避幸福啊。追求灾祸而躲避幸福，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这是因为外物蒙蔽了人的心智啊。那些人沉溺于事物的表象之中，而不能超脱于事物之外。事物本无大小之分，若从其内部观察，没有不显得高大的。当它以高大的姿态凌驾于我们之上时，我们常常会感到眩晕混乱、反复无常，就像从门缝中观看争斗，又怎能知道胜负的归属呢？因此，美好与丑恶交错产生，忧愁与欢乐也随之而来，这难道不是极大的悲哀吗？
我从钱塘调任到胶西（密州），放弃了乘船的安逸，而承受着车马颠簸的劳苦；离开了雕梁画栋的华美居所，而栖身于简陋的茅屋；告别了湖光山色的美景，来到这桑麻遍野的荒野。刚到这里时，连年收成不好，盗贼四起，诉讼案件繁多；厨房里空空如也，每天只能以杞菊为食。人们自然怀疑我不会快乐。然而我在这里住了一年，面容却更加丰满，原本花白的头发，也一天天变黑。我既喜爱这里淳朴的风俗，这里的官吏百姓也习惯了我的质朴笨拙。于是我整治园圃，清扫庭院，砍伐安丘、高密的木材，来修补破败的房屋，作为暂时安身的打算。
在园子的北面，有一座依城墙而建的旧台，我稍加修葺，使它焕然一新。时常与宾客一同登台游览，尽情抒怀。向南眺望马耳山、常山，山峰时隐时现，若近若远，或许那里隐居着品德高尚的君子吧！向东望去是庐山，那是秦代卢敖隐居遁世的地方。向西望见穆陵关，隐约如同一座城廊，姜太公、齐桓公留下的功业，至今还有留存。向北俯瞰潍水，不禁感慨叹息，追思韩信的功绩，同时为他不得善终而凭吊。这座台高大而稳固，深邃而明亮，夏天凉爽，冬天温暖。无论是雨雪交加的早晨，还是清风明月的夜晚，我没有不在台上的，宾客也没有不跟随我的。采摘园中的蔬菜，捕捉池中的游鱼，酿造高粱酒，煮糙米饭来吃，说：“游玩得真快乐啊！”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弟弟苏辙恰好正在济南任职，听说了这件事，便写了一篇赋，并给这座台取名为“超然”，以此来表明我无论到哪里都能快乐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我能超脱于事物之外吧。
切勿误读狩猎诗
苏轼在任密州太守（知州）的两年时间内，只外出两次狩猎，一次是密州出猎，是他从杭州通判调任密州太守，来密州后不久，为了震慑盗贼，维护社会治安，告诉世人，我苏轼不是一个文弱书生，而是文武双全，有理想，有抱负，心向朝廷，关心西部边防的勇士！第二次狩猎，是为了解除旱情到常山祈雨，祭祀完毕在回城道上举行的小猎，表达自己有智慧，有志气，有能力收复边疆，战胜一切侵犯边疆的强敌的豪情壮志！他只写了这样两首狩猎诗词。
《江城子・密州出猎》《祭常山回小猎》
这两首作品是苏轼于密州时期创作的狩猎题材代表作，一诗一词，均作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记录了他祭祀常山归来途中与同僚会猎于黄茅冈的豪迈经历，展现了苏轼渴望驰骋疆场、为国效力的壮志豪情，也标志着其豪放词风的正式确立。需要说明的是，苏轼在当日是去“祭常山”，而不是专程狩猎，他是去“祭常山”回来的路上“小猎”。
写作时间
两首作品均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十月，苏轼38岁，任密州知州期间。苏轼在《江城子・密州出猎》词前自注："乙卯冬，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乙卯年即熙宁八年，时当十月初冬。
创作背景
苏轼自请离京外任，由杭州通判改任密州知州。密州当时是较为荒僻之地，与杭州的繁华湿润形成鲜明对比。他到任后，密州正遭遇蝗灾、旱灾等自然灾害，百姓生活困苦，苏轼积极采取措施救灾，深受百姓爱戴。
十月，苏轼前往诸城城南二十里的常山主持祈雨祭祀，归来途中与同僚在铁沟、黄茅冈举行了一次习射会猎活动。这次狩猎成为他抒发豪情壮志的契机。
北宋西北边境正受到西夏威胁，苏轼一贯主张抗敌御侮，虽处贬官外任中，仍时刻准备驰骋疆场，为国效力。
尽管仕途不顺，远离政治中心，但苏轼第一次主政一方，以身许国的壮志犹存，狩猎活动激发了他的英雄气概和报国情怀。
苏轼“祭常山”，为当地民众祈雨，是为了百姓来年的生计，祭祀完后，在路过“铁沟”，“黄茅冈”时，与同僚狩猎，绝不是为了玩，而是表现其精忠报国，时刻准备收复边疆的报国情怀和英雄气概。
原文
《祭常山回小猎》（七言律诗）
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
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
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
圣明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
翻译
青色的车盖前飘动着黑色的旗帜，黄茅冈下布下了长长的围猎阵。骏马迎着风在空地上昂首腾跃，追捕野兔的苍鹰贴着地面迅猛掠过。回头望去，白云从青翠的山峰间升起；打猎归来，红色的枫叶落满了我的征衣。圣明的朝廷如果能起用我这像西凉主簿马隆一样的将领，我手中的白羽箭还能为国家效力，横扫敌军。
原文
《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
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翻译
我姑且抒发一下少年人的狂傲之气，左手牵着黄犬，右手托着苍鹰。头戴锦缎帽子，身穿貂皮大衣，上千名骑兵如狂风般席卷过平坦的山冈。为了报答全城百姓都来追随我这位太守，我要像孙权那样亲自射杀猛虎，让大家看看我的身手。酒意正浓时，胸怀更加开阔，胆气更为豪壮。虽然两鬓已微染霜白，那又有何妨！朝廷什么时候能像汉文帝派遣冯唐持节赦免魏尚那样，派遣使者来起用我呢？我定将拉开雕弓，使其圆如满月，朝着西北方向，射杀那象征西夏侵扰的天狼星。
这是叙说“狩猎”场面吗？显然不是，苏轼通过狩猎这一表象，表达自己忠于朝廷，忠于祖国，渴望早日启用自己，征服西夏，保证国家安全，为国立功的坚强意志！
两首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还展现了北宋时期的社会风貌和文人的精神追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被后世广泛传诵和研究。
作品中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奋斗。
我们要脱开平民视野，站在研究者的角度，不计三年板凳冷，苦做文案日日功，在考证上下功夫。全面的纵横观察，分析苏轼两次狩猎的动机，诗词的意境和历史背景，把所研究的问题和观点，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有证有据的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回答，不能信口开河，把认真、严肃、以史为鉴，以证据为准绳的文学研究当成文学创作。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尊重历史文献，尊重一切证据和典籍，每说一句话，都要有根有据，这才是严肃、认真的文学研究，对历史文人的尊重，对历史的尊重。这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职业操守和职业道德底线！
苏轼《宿九仙山》一诗，不是吟五莲县九仙山
苏轼在执密州太守期间，在将要离开密州时，他与熙宁九年，九月九日（1076年）登五莲县九仙山，并筑“白鹤楼”，题“白鹤楼”，“留月”纪之。
《宿九仙山》一诗，不是吟五莲九仙山的诗
苏轼在密州任太守期间，在他的诗词中，提到五莲县任何一个地方的诗6首，散文1篇，词1首。其中，他离开密州8年后，辗转徐州、黄州，到登州任知州途中，路过密州，得到太守霍翔的热情接待，苏轼留下《雨过超然台赠太守霍翔》，留下了“孤云落日在马耳，照耀金碧开烟鬟”的诗句。这是一句吟五莲县马耳山的诗句。
苏轼《九仙山》（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十五收录时题作《宿九仙山》）是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他任杭州通判时，夜宿九仙山无量院所作，借山水寄怀历史与心境，全文为七言律诗，翻译贴合诗意且兼顾韵律，核心是借景抒怀、融历史与自然以显超然情怀。
时间与背景
这首诗创作于熙宁六年（1073年）八月，当时苏轼38岁，任杭州通判，因公务到临安、余杭等地，期间游九仙山并夜宿山上无量院而作。九仙山在杭州西面，山上无量院相传是东晋葛洪、许迈等炼丹成仙之处，苏轼在题下自注“九仙谓左元放、许迈、王、谢之流”，将东晋的王导、谢安等视为九仙代表，凸显此地的历史文化底蕴。彼时苏轼自请外任，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便常寄情山水，以排遣内心苦闷，此诗正是他这一时期寄情山水之作的典型体现。
原文
宿九仙山
（题下自注：九仙谓左元放、许迈、王、谢之流）
风流王谢古仙真，一去空山五百春。
玉室金堂馀汉士，桃花流水失秦人。
困眠一榻香凝帐，梦绕千巖冷逼身。
夜半老僧呼客起，雲峯缺處湧冰輪。
翻译
有着超凡风度的王导与谢安，就如古代的仙人一般，他们逝去之后，这座空山已沉寂了五百年。山中那些传说中仙人居住的玉室金堂，如今只留下汉末仙人的遗迹，而那桃花随流水的美景，却再也见不到像桃花源中那样的隐者了。我困倦地卧在榻上，帐中凝聚着淡淡的香气，梦中却萦绕着无数山峰，寒意阵阵袭来，仿佛要浸透身体。半夜时分，老僧把我叫醒，只见云雾缭绕的山峰缺口处，一轮皎洁的明月如冰盘般涌出，照亮了夜空。
意义
首联以王导、谢安为代表，追怀往昔风流人物，感叹时光流逝、人事变迁，表达对魏晋风度的仰慕，也暗含对当下缺乏如王、谢般风流人物的惋惜，体现出对历史与人生的深沉思考。颔联借玉室金堂的遗迹和桃花流水的景象，进一步渲染世事沧桑、仙境难寻的氛围，强化了这种感慨。
颈联通过描写夜宿山寺的情景，将现实中的闲适与梦境中的清冷相对比，既展现出诗人寄情山水的惬意，也透露出其内心深处的孤寂与迷茫，这与他当时政治上不得志的心境相呼应。尾联中老僧唤客看月的场景，营造出空灵、澄澈的意境，诗人在这壮美的自然景色中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展现出超然豁达的心境，体现出他在困境中通过山水寻求精神超脱的人生态度。
全诗虚实结合，将历史典故、神话传说与眼前实景、心中感受融为一体，意境空灵深远。对仗工整，语言清丽，意象灵动，如“香凝帐”与“冷逼身”的对比，“云峰缺处涌冰轮”的生动描绘，都极具感染力，体现出苏轼高超的诗歌创作技艺，也为后世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典范。同时，这首诗也反映出苏轼在杭州通判任上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情感，是研究其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心路历程的重要资料。
苏轼所宿的九仙山，是杭州西湖的一个景点，其九仙是左元放、许迈、王导、葛洪、王羲之、梅福、裴仙姥等人；而五莲县的九仙山代表人物是铁拐李、韩湘子、何仙姑、吕洞宾、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曹国舅等神仙。
写下这首诗的时间，比苏轼执密州太守早一年多，是熙宁六年（1073年）。时间、人物、地址都不是一回事。
苏轼所写的《宿九仙山》是杭州西湖西边的九仙山，而不是五莲县的九仙山。
苏轼登五莲县九仙山的实证
一、苏轼于熙宁九年（1076年）九月九日登五莲县九仙山所筑“白鹤楼”，在巨石平面上所凿九个石孔，粗细，大小统一规格，仍然还在；苏轼挥毫洒墨书写的“白鹤楼”，有摩崖石刻，闪烁着几米高的巨字，是历代游客在九仙山东麓，享受的文化盛宴，在巨石山崖雕刻的“留月”巨字，也是一个铁证。成为九仙山最具代表性的苏轼文化的遗存。
二、苏轼与友人登高宴饮时，写下《九仙山怀古》（残篇存于明清地方志），借齐长城的历史遗迹，抒发对古今兴亡的感慨，同时联系自身处境，表达“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坚守，这是有力的佐证。
三、九仙山麓之阳摩崖题刻字体为苏轼典型“苏体”——丰腴跌宕，骨力劲健，与他在黄州，杭州的题刻风格一致。清代金石学家冯云鹏在《金石索》中对该题刻有详细记载“留月”二字，径尺许，苏文忠公书，在诸城九仙山下丁家楼子石壁，笔法遒劲，却为真迹。
“白鹤楼”题刻虽因年代久远部分风化，但明清地方志中多次提及“白鹤楼三字，乃苏子瞻所书”。近代考古清理石壁时，仍能辨认出字体轮廓，与苏轼书法特征相符。
四、明清地方志记载，历代传承印记：
1.明万历年间《诸城县志》（知县颜悦道修）卷二“山川”部分明确记载：“九仙山，在县南百二十里，苏轼为密州太守，曾登此山，题‘白鹤楼’‘留月’字，有诗纪之。”
2.清乾隆《五莲县志》（五莲县部分乡镇由诸城析出）卷三“古迹”中补充：“丁家楼子石壁‘留月’二字，系宋苏轼书，旁有小字款识，已漫漶，惟‘子瞻’二字隐约可辨。”
3.清道光《诸城县续志》卷十“艺文”收录了苏轼《九仙山》诗的全文，并注明“此诗为子瞻登九仙山时作，载《东坡全集》与县境山景相合。”这些地方志跨越数百年，记载相互印证，无矛盾之处，是历史传承的重要依据。
五、后世文人题咏与考古佐证
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登临九仙山时，多会提及苏轼的事迹与题刻。如元代诗人张起岩《登九仙山》诗中写道：“坡仙留墨处，千古仰风流”；明代文人李澄中《九仙山赋》中提及“苏子瞻之题字，照映山阿”，这些题咏从侧面印证了苏轼登临事迹的真实性。此外，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九仙山白鹤楼遗址附近，发现了宋代的瓷片、砚台残片等遗物，与苏轼登临时期（北宋熙宁年间）的年代相符，进一步佐证了当时文人在此活动的场景。
综上，苏轼登临九仙山，是政治处境、地方治理与个人心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在山中的巡视、题刻、创作等事迹，既有本人诗文为直接证据，又有摩崖题刻、地方志、后世题咏等多重印证，完全可还原这段历史的真实性。
当我收笔这篇文章时，我心中有三大遗憾，提请五莲县委和县政府领导认真做一次研究，一是与“黄鹤楼”比肩的“白鹤楼”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并且当时立柱子的九个凿孔仍然存在，应当恢复“白鹤楼”，因为它的名气因苏轼而远扬全国，有许多人想一睹其本来面目。二是《柱史丁公祠》的保护和《丁惟宁纪念馆》的建设。中国《金瓶梅》研究会副会长王汝梅，王平，吴敢等老学者，老专家，对于《金瓶梅》诞生在五莲，都撰写长篇文章，支持《丁惟宁》说，王汝梅副会长在第九届（五莲）《金瓶梅》研究会上，提出建设《丁惟宁纪念馆》并收集全世界知名研究专家的论文，论著，实物馆藏其中，让全世界研究金瓶梅的专家即来纪念馆查资料。三是苏轼的几块诗词石刻，原先在《护国万寿光明寺》清代石碑东侧石墙内镶嵌，不知何时，石碑丢了，这几块石碑是苏轼到九仙山，五莲山的铁证据，为什么就丢了呢？其下落应当查清楚。
我身在他乡，非常渴望故乡的领导，把这三件我感到遗憾的事，能否弄清楚，引进外资或向上级政府特别文物、旅游、文化部门申请点经费，将五莲县的镇县三宝恢复好，使五连文脉得到流传。
当在外赤子回望五莲故乡时，能看到“白鹤楼”、“丁惟宁纪念馆”和苏轼诗词碑刻，那是多么兴奋的事呀！
我渴望在有限之年能看到“超然楼”、“超然台”、“白鹤楼”隔空相望的壮观！
作者简介：张传生，1947年出生于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洪凝镇中疃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级政工师、高级记者。中国国际《金瓶梅》研究会理事、中国《金瓶梅》研究会理事、山东《金瓶梅》学术研究会副会长、山东《水浒传》学术研究会副会长。
1964年8月6日参加工作。1968年2月入伍，历任营部书记、副政治指导员、政治部干事。1978年9月从乌鲁木齐部队转业，任五莲县委党校副校长；1982年7月任五莲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兼县多种经营办公室主任；1983年1月，任五莲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7年7月，任五莲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989年12月，任五莲县电力局局长兼党委书记；1992年12月，任山东送变电工程公司副总经理；1995年7月，任山东鲁能集团副总经理兼实业总公司总经理；1996年1月，任鲁能物业集团副总经理；1998年8月，任鲁能农牧总公司总经理；2001年3月，任鲁能恒源经贸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兼任鲁能信谊集团董事长；2004年7月，任山东电力报社社长、书记。2007年5月退休。曾获山东道德建设十佳标兵、山东省优秀政工干部、山东优秀党委书记、华北电力优秀党委书记、华北电力优秀政工干部、全国电力普法个人标兵。利用业余时间写作，迄今出版作品集25部，正在出版24部。其中，散文《钟灵清音》获全国电力文学创作一等奖；诗歌《喊绿》获山东泰山文艺创作一等奖。荣获全国电力“文艺之星”，《山东文学通史》称作者是“文/革”前山东诗歌创作的代表。《山东文学现代史》称作者是现代绿色诗人，环保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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