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符山石

樊卫东

那个晚上我去探望曾经住在一个小院的邻居石爷爷，他是新华社离休的老干部。在太行时期的新华社，他是后勤管理的普通干部；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助理。

石爷爷面容憔悴地躺在病床上，手里拿着手稿。消毒水气味中，那叠手稿泛着陈年宣纸的酸涩，像一块正在风化的记忆化石。

他满含期待地嘱托我：“孩子，你爱好写作，这是我早年在陕北新华社西戌旧址工作时的回忆录。爷爷原本想着自己写写当年在西戌工作时的故事。你看我的身子骨一天不如一天……”

他艰难地喘了口气，像是使足了全部力气，断断续续地说：“你……帮……爷……爷……写……”

一旁的儿女赶紧请来医生，大夫无奈地摇了摇头。不一会儿，石爷爷安详地合上了眼。“你……帮……爷……爷……写……”成了他的临终遗言。

石爷爷的家人还送给我一块爷爷珍藏的“符山石”，那是当年爷爷用过的，青灰色石面上，战争年代的弹痕仍依稀可辨。

受托以后，为了写好新华社旧址的点点滴滴，我认真阅读了石爷爷给我的手稿。每次动笔，我都眼含热泪，无数次在心里问自己：“我拙劣的文笔，能够承担起如此重任吗？”

当我满心欢喜地拿着初稿去拜访本县一位资深文友，待他认真看过后说：“这不是散文，而是历史资料的堆砌。你根本没有领会那位老人的心思，必须重写！”

1947年3月，国民党集中34个旅共25万兵力，向陕甘宁边区发动进攻。其中，胡宗南指挥15个旅14万兵力，自洛川、宜川地区分两路向延安猛扑过来。

3月8日，延安各界举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的动员大会；3月11日，国民党飞机开始空袭延安；3月14日，新华社、《解放日报》开始撤离延安。撤离延安前，廖承志说：“现在撤离延安这座空城，意味着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但要收复它，还要蒋介石用西安、用整个西北来加倍偿还！”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3月14日播完当天中午的节目后，便转移到子长县播音；新华社的中文和英文广播也于当日结束，由子长县战备点的电台接替。

3月19日，国民党军队占领延安，子长县战备队的电台接替了延安的全国广播业务。在撤离延安的过程中，新华社的广播没有中断，经受住了第一次考验。

正当国民党当局得意忘形、炫耀胜利的时候，3月20日，新华社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播发消息《西北解放军主动撤离延安》，称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已给其重大杀伤；3月19日，我人民解放军因任务完成，主动撤出延安。我们的战略向来不是死守一城一地，而是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

从3月21日起，新华社播发新闻的电头由“延安”改为“陕北”，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也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飞跃万水千山，震慑着蒋介石政府，鼓舞着解放区和敌战区英勇作战的广大军民。

新华社大多数人员仅在史家畔停留了几天，便按预定计划于3月20日离开子长县。在廖承志的率领下，他们东渡黄河，经长途跋涉，最终转移到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太行山涉县，在这里继续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宣传任务。

在新华总社队伍转移期间，晋冀鲁豫中央局遵照党中央指示，从当地紧急抽调一批人员组成临时总社，接替行军期间新华总社的广播工作，确保了广播没有中断。陕北台在太行山区的涉县继续播音，使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通过电波不断传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新华社临时总社前期筹备工作始于1947年1月，1947年3月延安撤离后正式组建，从3月份起，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副部长兼《人民日报》（晋冀鲁豫中央机关报）社长张磐石负责调配人员，集中到涉县西戌村，组建新华临时总社，接替行军中的新华总社的广播工作。

经过半个月的紧张工作，临时总社正式成立。临时总社的队伍包括编辑、翻译、电务、经营管理人员，主要来自《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晋冀鲁豫总分社，另有部分来自太行《新华日报》、太行先锋剧团、太行文联等单位。临时总社由《人民日报》总编辑吴敏（王焕之）总负责，其他主要干部有朱穆之、安岗、左漠野、张更生、李庄、吴象、林里、王匡、穆家军、罗林等；抽调的外文干部有王晶幺、陈理昂等，还从军区政治部宣传科抽调科长钱抵千，负责编发英文电讯；电台负责人为高飞、张连德、安文一。

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编播工作，由设在沙河村的邯郸新华广播电台接替，这里距西戌村约5里。在筹备广播电台的过程中，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电务科付出了艰苦努力。他们在晋冀鲁豫军区三处的大力协助下，与邯郸台同志一起，用缴获的美制导航台改装成广播发射机，加大发射功率，迅速架设天线，完成了建台任务。陕北台和邯郸台的编辑部设在西戌，发射台和播音室在沙河村。邯郸台的编、播工作一分为二，除负责本身业务外，还另设接替陕北台的班子。在邯郸台长常振玉、编辑部主任萧风、副主任顾文华的主持下，编播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3月29日，临时总社在太行山区已完成各项广播准备工作，处于待命状态。这天，他们照例于18点守候在播音室，发现总社广播停止且有敌台假冒干扰后，便立即果断决定“开机”，迅速接替了总社的播音，呼号沿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电头沿用“新华社陕北”。

4月1日，在临时总社全体干部会议上，传达了薄一波的指示：新华总社人员已随中央安全转移，因此临时总社从即日起正式接替总社的全部广播业务。他要求工作人员尽力克服困难，小心谨慎，不能出现任何差错，并强调“今后我们在这山沟里要面对全国、全世界，代表党中央发言。”

陕北台在太行山继续播音，让中国共产党的声音通过电波不断传向祖国八方。临时总社的工作人员在太行山区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奋战三个多月，编辑和播放了大量稿件，出色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

1947年7月上旬，新华总社到达太行山新址涉县。这是新华社撤离延安后的第一次长途大转移，历时3个多月，行程3000多里。

新华总社抵达太行后，首先面临选址问题。经廖承志与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人商议，决定地址不变，仍设在涉县西戌村：编辑部在西戌，通报台、英译部门与广播电台仍在东戌和沙河村。社长廖承志同时兼任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太行时期，新华社领导机构为社务委员会，由廖承志、陈克寒、石西民、梅益、徐迈进、祝志澄6人组成。其中，陈克寒、石西民轮流负责发文字广播稿，梅益管口播，徐迈进管《参考消息》和资料研究。

从8月份起，编辑部恢复了半月一次的国内速评和国际述评。除原有的文字广播、口语广播和英文广播已全部恢复到延安时期的规模外，还增发了简明新闻和新闻情报。

涉县地处太行山区，交通不便，资料来源困难。延安时期，新华社虽设在延安，但除中央社消息外，难以获取重庆、西安、南京、上海、北平等地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为改变这一状况，新华社频繁派人到各地搜集国民党统治区的报刊资料，逐步改善了信息匮乏的问题。

1947年8月16日，新华社在涉县西戌村正式建立印刷厂。此前，延安时期的新华社依赖中央印刷厂，《今日新闻》《参考消息》均由中央印刷厂承担印刷任务；转移到太行后，因有了印刷技术人员，建厂事宜被提上议事日程。筹建初期，器材匮乏，主要从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社调拨，人员仅有从重庆《新华日报》来的10多位印刷厂干部和工人，由原重庆《新华日报》印刷部副主任杨允庸和排字房领班（车间主任）何国强负责，杨允庸任厂长。

新华社在太行时期，正值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折。1947年6月30日，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揭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鉴于战局迅速展开，时任新华社社长廖承志决定在全区建立通信体制，并推动分社建设，副社长陈克寒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9月11日，新华社播发胡乔木撰写的社论《人民解放军全国性反攻的开始》，正式宣告战略反攻的到来。

太行时期，因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已停刊，新华社同时承担通讯社、广播电台和报纸的任务，宣传报道工作极为繁重。1948年5月下旬，新华社分三批从涉县西戌镇迁移至河北平山县，继续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舆论支持。

我看着石爷爷留下的这些珍贵历史资料，心中百感交集。

回头再讲石爷爷的那块符山石，以及爷爷的人生：在宝石学中，符山石或许只是与翡翠相似的稀世宝石，它属于岛状结构硅酸盐矿物，透明的符山石晶体在宝石领域中较为稀少。但涉县西戌镇的这块符山石，却是一块分量千斤的“新闻石”“压舱石”——它见证了新华陕北广播电台那段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了更为厚重的分量和深远的意义。

“压舱石”的说法由来已久：三国时，陆绩任郁林太守，离任时行李萧然，因船轻易翻，便搬来巨石压舱。这块“廉石”不仅稳住了船体，更成为廉洁为官的象征，这便是古书中记载的“压舱石”的由来。后来，这块石头被人收藏，人们借此赞颂陆绩为官清廉的美名。

古代船只不如现代船只稳固，遇到风浪很容易沉没。因此，古代的船会携带压舱石，在舱内设置重心，以保证行驶平稳。根据船只大小不同，携带的压舱石重量也不同；压舱石上的石洞是用来插木头的，以便将压舱石连成一条直线，防止单块石头翻覆导致船内重心不稳。后来，有些商户在大船运输货物时，也会携带这样的压舱石，祈求平安、避免颠簸。而在历史的洪流中，这块符山石不正是这样的“压舱石”吗？中国新闻事业这艘航船，曾在惊涛骇浪中艰难前行，飓风暴雨都有可能将其掀翻，太行时期的新华社，就是这艘航船的“压舱石”。

泛黄的《新华社电讯稿》在油印滚筒下诞生时，墨香混合着太行山晨雾的气息。《新华社电讯稿》的编印，意味着信息产品开发走向标准化、定期化——它不仅是广播的文本基础，还能通过交通员、地下党等各种渠道，传到各解放区甚至国统区，构建起一张无形却高效的信息传播网络，为新中国国家通讯社的运作奠定了基础。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在阜平城南庄起草修订《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后称《中共中央五一口号》），通过驻扎西戌的新华总社向国内外发布。在新中国创建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五一口号》，其缘起地、首发地便是涉县。除广播电台外，所有载有“五一口号”的稿件都标有“新华社陕北4月30日电”的电头。

“新华社陕北电头”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尽管新华总社实际位于河北涉县，但所有电讯仍使用“新华社陕北”的电头。这是一种高超的“战略信息迷雾”，成功迷惑了国民党当局，使其误以为中共中央和核心宣传机构仍在陕北，从而掩护了中央机关的真实转移路线，为后续的战略决战创造了有利的舆论和情报条件。

1948年“五一口号”的发布，是新中国创建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它首次具体而完整地提出了新中国的政治构想和政权组织方式，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涉县西戌作为这一历史性文件的首发地，足以证明这里在当时扮演了中共中央面向全国、全世界的官方新闻发言人和信息发布中心的角色。

因此，河北涉县的西戌、沙河、东戌这几个小山村，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全国政治舆论、发布战略指令、进行人才储备的“神经中枢”和“舆论心脏”，而代表新华通讯社的这块符山石，也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航船的“压舱之石”。

故乡的风里，藏着石家三兄弟的故事。那些关于风骨与坚守的片段，在岁月中沉淀成最动人的底色，而石爷爷的人生，更是写满了担当。

石爷爷的人生转折，藏在县联社的书桌与招兵站的名册之间。那时，他还是供销联合社的年轻职工，部队来招兵时，县联社派他去帮忙登记应征人员的姓名、籍贯。也正因他眉眼间的英气与字迹的工整，被带兵的人一眼相中，就此穿上军装——这一去，便走出了与土地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

命运的考验在他三十八岁那年悄然降临：妻子突发高血压瘫痪在床，这一躺便是十四个春秋。那些年里，爷爷在广播院校的讲台与家庭的病榻间奔波：清晨给妻子擦身喂饭，白天站在讲台上讲授知识，夜晚还要批改作业、照料年幼的孩子。有学员见过他课间在办公室啃冷馒头，饭盒旁还放着给妻子熬药的砂锅；也有邻居记得，即便寒冬腊月，他家窗棂上也总有最早亮起的灯光。

“文革”的浪潮将他卷到宁夏五七干校。在贺兰山脚下的日子里，他在田埂上劳作，在煤油灯下记录心得，从未抱怨半句。就像许多在干校中默默坚守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把艰苦的岁月当成了修行，反倒因踏实勤恳被领导记挂在心。后来调往北京中央人民广播总台，无论岗位如何变动，他身上那股韧劲始终未改。

单位大院里的人都知道，这位担任院校教师的老革命，家里有块“五好家庭”的牌匾——这是对他最好的嘉奖，毕竟在省部单位的严格考评中，能兼顾工作与家庭的人寥寥无几。报纸曾多次报道他的事迹，字里行间满是对这份坚守的敬意，正如后来人们所说：“对组织的忠，就是军人最大的孝”，而他，把这句话活成了自己的人生注解。

中年之时，妻子撇下石爷爷和儿女撒手而去。中年丧妻的他，心中满是凄凉，无数次责问自己：“如果不是我坚持让妻子离开家乡的亲人和土地，她是不是就不会抑郁而终？”为了满足爱妻的心愿，爷爷嘱咐儿女，自己百年之后，也要和爱妻一样魂归故里……

面对这一切，我心潮澎湃：我能承担起这样沉重的嘱托吗？能写出足够厚重的文字，不辜负石爷爷的重托、不辜负这所有的一切吗？

因此，在一个大雨滂沱的下午，我穿着雨衣，骑着三轮车来到陕北新华社西戌旧址门前。我站在门外凝视良久，透明的雨衣仿佛裹着历史的体温。恍惚间，廖承志、陈克寒、梅益、安岗、杨兆麟、常振玉等新闻前辈向我走来，告诉我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回家后，我再次拿起了笔。

我自认为已经尽力，或许能通过文友的认可，可再次请那位资深文友看过之后，他还是摇了头。我几乎绝望，心里忍不住想：“我到底行不行？是不是该放弃？”但一想到石爷爷在病床上满含期待的目光，我还是选择了坚持。

儿子回家探亲时，我“央求”他开车载我到西戌的符山上看一看，找找写作的灵感。符山是西戌的最高峰，海拔1100米——我的父亲曾在海拔960米的地方工作过，儿时我也跟着父亲登上过符山最高峰，那里有我的童年记忆，更有父辈劳作的身影。在一个秋日的下午，沿着新修的圣符天路，我再次踏上了符山海拔1100米的峰顶。

恰在符山“日月峰”下，我收到了那位资深文友带来的喜讯：“你写的《太行新闻战士何云》在河北省‘鹿苑杯’征文中获了三等奖！”听到这个消息，我激动万分，也更加坚定了写好这篇文章的信心。

妻子不止一次问我：“你费劲巴力地写来写去，你就是个业余文学爱好者，能写成啥样？不如请你那位无话不谈的文友替你写吧，他可是大作家啊！”其实，我心里也不止一次有过这个想法，但一想到石爷爷那殷切的眼神，便断了这个念想——即便通宵达旦、耗神费力，我也要自己写。

新华社在太行涉县时，后勤机构名为总务科，科长马映泉，副科长黎光煜。总务科将伙食服务作为重点，在驻地分散的情况下，大村子成立正规厨房，小村子因人数少则安排送饭。

在太行期间，后勤工作任务十分繁重：各单位居住分散、交通不便，主要交通工具是几十匹骡马和若干辆大车，既要保证宣传报道任务的完成，又要保障全体工作人员的生活必需品供应。

战争年代的通信工作由后勤部门负责，那时候从太行涉县到平山县西柏坡的信件，全靠徒步送交。为加快送信速度，有时会骑马；但骑马也很累，到了地方还得打理草料，后来大家便不骑了。总务科随即派人到邯郸买了一辆自行车，由于游庆芳会骑自行车，领导便派他坐上小火车到邯郸取车，之后直接骑车去西柏坡送信。到了西柏坡，他累得连炕都上不去。在太行期间，游庆芳曾骑车往西边的西柏坡送过两次信，每次往返近千里，极为辛苦——放在今天，即便开车往返，也绝非易事。

读完这些往事，我深受感动，再次硬起头皮继续写作。钢笔在1947年的地图上，洇开一片墨渍……

当听说旧址的其他几个院落还将陆续修复时，我不禁想到：革命先辈能把生命献给新中国的解放事业；革命年代，涉县人民能主动腾房腾地，无偿支援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建设；有人为保护新华通讯社，甚至付出了生命；廖承志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多次想回涉县听听落子腔，在他的关怀下，涉县人民修建了宋家沟水库，如今这里被称为“新闻湖”。那么，我为何不能为新华社旧址修复出一份力？如果需要，我愿意把老宅的砖瓦、门窗等物料无偿捐给政府——一方面是表达对先辈的敬意，另一方面也能让老宅以另一种方式留存，让远在他乡的石爷爷的儿女回老家寻根问祖时有个念想，也让父辈居住过的房屋能继续留存于世，不至于在我手中灭失……

今天草成此文，或许仍未完成石爷爷的嘱托。因为我对太行时期新华社的历史了解得还不够深入，对石爷爷的个人经历仍有空白，对新华社历史更是知之甚少，自身的文字感悟与写作能力，也远不能胜任这份殷切嘱托……

但为了完成石爷爷那千钧重的临终嘱托，我会继续写下去。有资深文友毫无保留的帮助，有县文化馆的支持，还有我对文学勤勉奋发的追求，我一定能完成这份重托。

这个心愿一定要实现，这个心愿也一定能够实现！

最终我明白，这嘱托本就该是块未经雕琢的符山石——它的重量，正在于那些永远无法磨平的棱角。这块“压舱石”，最终沉入了我的文字河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