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邂逅”汪曾祺

王建平

我从扬州邵伯古镇驱车百余里来高邮，是为了拜谒心慕已久的汪曾祺老先生。此时正值2024国庆长假第二天，汪曾祺纪念馆车流不见首尾，馆内馆外人流攒动，汪迷们如此蜂拥而至，不是为了凑热闹，而是奔着他的温和平易，奔着他卓越的艺术才华而来，他们在收银台前拿着各自挑选的汪曾祺著作排起了长队，我是其中的一员，手捧《汪曾祺小说散文精选》乐在其中。在网媒发达的当下，这热爱纸媒的人文景观恐怕在国内任何一家新华书店也绝无仅有的。汪曾祺以其77年轮的生命长度，隔空皴擦出由诗、书、画、小说、散文、戏剧等组成一道道文化彩虹，为当代文化艺术增添绚烂，光耀千秋。

作为一个文人，“六艺”在手，从容看世界。他是一个普通人，纪念馆门前，我在心里复述着他那句温暖人心的话语：“如果你来访我，我不在，请你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它们很温暖，我注视它们很多很多日子了。”

汪曾祺以其先知的智慧与前来拜访他的人做了一个带有温度的手势，一进门的那张大照片，感到他就在眼前。人们喜欢热爱汪曾祺，这个平易的老头，如此喜爱他的作品，其实更喜爱他的人格。有人说，他像一股清风刮过中国文坛，在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里，他那初读似水，再读似酒的名篇，无可争辩地占据着独特隽永、光彩常在的位置，能够靠纯粹的文学本身而获得无数读者长久怀念的作家真正是幸福的。他就是他自己，一个从容地“东张西望”走在自己路上的可爱的小老头，安然迎送这每一段或寂寞或热闹的时光。用自己诚实而温馨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满灵性的故事，抚慰着常常焦躁不安的世界。我知道他平生爱喝点酒，家人为健康起见不让他喝，趁出去买菜在路上偷着周几口，不是为了暖身子，是平生的嗜好。他是唯一一个披着军大衣、翘着二郎腿，敢在“文化棋手”面前抽烟的人。他如流水一般质朴、纯净，真诚坦然，且英气逼人。以他的灵气、底气，宏阔的大气，用手中粲若繁花之笔让中国文化艺术走向世界。

汪曾祺文学艺术的精神内核，不仅是文章写得好，他身上有文人雅士们不可疏离的诗意生活趣味。他是融于骨血里的文人雅趣，以入世淡然的处事姿态，雅俗相融的文人格调，文品即人品的创作初心于一体，他是褪去封建官僚属性后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生活中大象无形的人格魅力以及臻至的和谐之美，使他的思想活力四射，他以中国式的抒情深深浸入民族文化自信的共识里，以其简淡、含蓄、幽默的艺术风格征服了读者。

汪曾祺诗书画全能。他的诗歌创作涵盖新诗和旧体诗，新诗风格多样，旧体诗韵味十足。《自画像》是在西南联大时创作的，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组诗《我的家乡在高邮--故乡诗吟》展现家乡风土人情，聚焦了民歌化手法，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书法有童子功，写《张猛龙碑》终身受益。可用“柔、秀、趣”概括。其线条柔润、婉转、通活，作品充盈着浓郁的书卷气。用笔遒劲飘逸，架构平和中正，布局率意随心，字构经营空灵，字迹清香，颇似明人书法。他的书法作品诠释了“无意于佳乃佳”之妙；绘画独具特色，充满生活情趣和文人气息。受家父影响，自幼对绘画产生浓厚兴趣，早年曾画过两套画谱，多为花鸟画，偶有人物、山水画。喜爱倪瓒、青藤、石涛，声气相通，其特色是多为一花一叶的小品画，是典型的人文画。追求“有意趣，无常法”浸润笔墨情趣，以自我表达为目标。讲求题跋，他的题跋别具一格，文思与画作相映成趣。他自谦地说：“我的画，作为作家的画还看得过去。”《散文》杂志曾在扉页连载他的画作，其构图精巧，鲜活生动，具有高妙的笔墨情趣和文化内涵，其象征意义正是他心迹之外化。

他是短篇小说的圣手，白描传神，像写意山水画，注重省略与暗示，以此激发读者想象，叙事简洁却意味深长。1980年短篇小说《受戒》发表，随着以苏北古城水乡为创作背景的小说《异秉》《岁寒三友》《大淖记事》等先后问世，给短篇小说带来了新的审美感受。《受戒》故事发生在水乡，西头的小锡匠十一子和东头的巧云自然地相爱了。巧云受辱，她没有流泪，没有去寻死，只是后悔没有把第一次给十一子。刘号长来一次她就想十一子更为强烈。后来她与十一子二人终于在沙洲茅草丛里呆到月到中天。他们的事传到刘号长耳中，他聚集了一伙人把十一子打个半死，巧云和老锡匠救了他。愤怒的锡匠“顶香请愿”，刘号长被赶出大淖，他们的爱情终于水到渠成。通过描写十一子与挑夫之女巧云出于自然率真的人性和勇敢追求自由的爱情故事，展示了大淖地区的风土人情，民俗世态，描绘了一个如桃花运般的美丽世界，一片淖水隔开了城市与乡下，隔开了现代文明道德束缚，形同虚设，他们没有接受过儒家礼教的熏陶，却拥有民间质朴的生活原则，不受三纲五常限制。巧云的道德感与正统的“节烈”观念有着鲜明的区别，带有明显的民间道德与地域性道德的意味，这是作品蓬勃的生命意义。小说以叙述淡化情节，是一篇散文化小说，白描手法描绘水乡风俗，自然风光及人物心理、行为表现和人物内心世界。在大淖人特殊的道德观念叙述了一半后，情节才逐渐明朗，节奏开始加快。读者眼中，巧云失身后的种种行为是合乎逻辑的，她的爱情仍然美丽纯洁。小说语言如诗如画，意境深远。《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不是一般的悲剧，没有泪，没有一滴血；也不是一般的爱情喜剧，三分幽默，七分笑料，立意新奇。无强烈的戏剧张力，重在氛围与情致。故事不能说不悲惨，但没有重压之感。

我是把汪曾祺的小说《黄油烙饼》当成散文来阅读的。小说的故事情节很简单，在那个特定的饿死人的年代，因为父母在外地研究马铃薯，童年的萧胜与奶奶一起生活。父亲冬天回来看奶奶，带回半袋土豆、一串口蘑、还有两瓶黄油。因大跃进办食堂奶奶把家里的锅交出去了。后来奶奶被活活饿死了。爸爸把萧胜接走了。公社开了三天三级干部会，萧胜闻到了从未闻过的奶油烙饼香味，妈妈拿出仅有的一点面，加上糖为他烙了两张饼。萧胜吃了两口，真好吃，他忽然咧开嘴痛哭起来，高叫一声：“奶奶”！一边留着一串串眼泪，一边吃黄油饼，他的眼泪流进了嘴里，苦涩，那是难忘的滋味。多年后，汪曾祺自己说：“黄油烙饼是甜的，混着的眼泪是咸的，就像人生，交杂着各种复杂美好的味道。”重读小说，想起他的那些带有温度的话语：“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人生如茶，需要品味。”“我写故乡是为了安慰四面八方的寂寞的人。”“四方食客，不过一碗人间烟火。”“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活在世上，你好像随时都期待着，期待着有什么可以看一看的事。”“风吹过来，带着泥土的芬芳，都是故乡的味道。”“美食既然是治愈心灵的良药。”“时光匆匆，人生如戏，我们都是戏中人。”“人总要呆在一种什么东西里，沉溺其中，苟有所得，才能证实自己的存在，切实地活出自己的价值。”“慢点走，品品茶、喝点酒、听听曲、写写字，人生少忧虑，生活才好玩。”小说中的大跃进时期的吃食堂，三级干部会等情节，可折射出他58年被打成右派的印痕，通过小人物的命运揭示历史变动与时代的沧桑。通篇闪烁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丰富感情，而且受非情节化和散文倾向的影响，追求丰富的小说表现手法，虽然没有集中的、完整的情节，主要内容却都在行云流水，娓娓道来。小说视角独特，虚构了一双童稚的眼睛，一颗幼小心灵，展现世道沧桑与变化，萧胜的好奇和不谙世事增强了作品的含蓄美。

他的小说真正体现了“以散文笔法写小说”的创作理念，这是早期在西南联大受沈从文影响继承了具有东方文化神韵的平淡、冲和、含蓄玲珑的美学思想，他很少编织完整新奇、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也不精心塑造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而是刻意营造出一种充满诗意的艺术氛围，并在浓郁的田园风光和地域特色中表现着淡泊宁静、超越功利的人生境界，把复杂深沉、微妙细致的人生体验浓缩在娓娓的创作中，像是与亲人闲谈生活，不刻意拔高或传奇化、风俗化，细致描摹市井百态，兼具乡土志的厚重烟火气。最大的特色是在平淡中显示出奇崛不凡的艺术个性，在疏散中表现深沉凝重的美学意蕴。可以说，他一生的创作，用一个“散”来概括是恰当的，有人惊呼，小说还可以这样写！“我的小说的另一个特点是：散。这倒是有意为之。我不喜欢布局严谨的小说，主张信马由缰，为文无法。苏轼说：‘大略行云如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我的小说似乎不讲究结构。说结构的原则是‘随便’。苦心经营的随便。”“我不喜欢结构痕迹太露的小说，如莫泊桑、如欧.亨利，我倾向文无定法。”“我以为散文化是世界短篇小说发展的一种趋势”。

他的小说语言特色是白描手法，他说：“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就是准确。”这一点汪曾祺做到了。不但准确、明白，而且小说的人物车匠、余老五、陆鸭、叶三等身怀绝技之人物形象新奇、细腻、形象、逼真，入木三分，趣味横生，呼之欲出，过目不忘。《黄油烙饼》普通、平实、情节简单、没有震慑力，却心酸得想忘都难，这是它的精髓与价值。汪曾祺挥着手说：“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主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沿途的风景。”“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他的小说荣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家鲍十说：“汪曾祺是一个藐视潮流，不随潮流而沉浮的人。曾经不少红极一时的作家最后全消失于人群之中，但汪曾祺一直在。”王安忆谈他的小说：“汪曾祺的小说可以说是顶容易读的了，总是最平凡的字眼，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些最平凡的事情。汪曾祺讲故事的语言也颇为老实，他几乎从不概括，而是详详细细、认认真真地叙述过程，而且是很日常的过程。”余华说：“他的文字永远生机勃勃。”诗人叶橹说：“汪老的诗是典型的俗中见雅之作，无论旧体诗或新诗，均无阅读和见解上的阻碍，但诗性内涵却触目可及。”黄裳评述：“曾祺的创作无论采用何种形式，其终极精神所寄是诗，无论文体如何变换，结体的组织、语言的运用，光彩的闪烁，眩人目睛，为论家视为士大夫气，都是诗的效果。曾祺在文学上的野心是打通，打通于小说、散文的界限，造成一种崭新的界限。”诗评家说：“汪曾祺写的新诗并不多，其可贵处在于充盈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他的新诗冲破了旧诗的窠臼，意境高远，意象鲜明，寻常中有奇崛，平易中蕴诗情，每一首都是一个新世界，每一首诗都有一个自由灵魂”。

他的散文被誉为“中国当代生活美学散文的奠基人”。以诗化叙事，以人性温情为核心，兼具传统韵味与时代感，形成“平淡见奇，淡而有味”的风格，追求和谐、自然、宁静的审美境界，营造合乎自然人性的桃花源，平淡中感受生命的美好与温情。他的散文比小说好，推崇“独抒灵性，不拘俗套”的文学主张。其散文最值得称道的是真，真我、真性情、真境界。他的散文风格朴素简练，充满灵气，不事雕琢，每个人都能看懂，这缘于他把自己一生的知识经验、文化学养都融入娓娓道来谈天说地中，将中国传统文化“化入”一种纯真无邪、清澈明朗的意境里，更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态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将他的散文概括为：“一、散文题材广泛，内容多样；二、散文格式自由，多‘叙谈体’，闲谈中有机趣；三、情感含蕴平稳，天趣盎然；四、语言干净，和谐流畅。他驾驭语言能力说炉火纯青并不过分。他拯救了中国文人的文学传统，又汲取了民间文化的自由活力，将一种淡而有韵味的语言风格发挥到极致，实是当代的散文大师。”

戏剧在他的晚期创作中达到巅峰。少年汪曾祺就有过听戏文，唱青衣的经历。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组织昆曲研究会，山海云社公演《雷雨》他兼职化妆，扮演鲁贵。1961年调北京京剧院编剧，到退休。他在新时期文坛复出前，是以戏剧家身份知名文艺界的。他说：“京剧传统比城墙还厚，一拳打下去，只弄得头破血流”。“写戏，得有个总体构思，要想好全剧，想好各场，各场人物上下场，各场的唱念安排。我写唱词，即使一段长到二十句，我也是每一句都想得能够成诵，才下笔的。有层次、有起伏、有跌宕，浑然一体，不习惯想一句写一句。”他的好友林斤澜说：“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十年磨一戏，样板戏在中国戏剧史上独树一帜，可谓经典。流传甚广的“智斗”精彩绝伦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人皆传唱。

汪曾祺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有了自我觉醒，用最直接的中国语言讲最生动的中国故事。莫言说：“汪先生的散淡，当然不是故作姿态，他的散谈来自曾经沧海，来自彻悟人生，来自司空见惯。但汪先生并不是绝念红尘的老僧，他的那颗童心蓬勃地跳动着，他的作品洋溢着天真浪漫。这样一种老与嫩、动与静、山与水的融合，使他的作品呈现出一种既有传承又有创作的独家气象。”

文学作品怎样才算好？他费了几天的劲想这个问题，恩师沈从文先生三十多年前写的小说，为什么今天还有蓬勃的生命呢？答案还是沈先生的那句话：“好看的应该永远存在。”

“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主要的不是目的，而是沿途的风景。”“世间万物，皆有灵性，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这是汪曾祺对自己艺术实践的最好注释。

简  历

王建平，男，1956年生，黑龙江省肇东县人。1984年毕业于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专科班。现为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首都书画艺术研究会会员、书协黑龙江分会理事。

散文作品曾在《中国散文大观》《散文百家》《散文家》《北方文学》《黑龙江日报》《中国书画报》等发表数十篇，曾获中国散文家协会华表奖一等奖提名奖、“古风杯”全国散文征文三等奖、第四届中国散文论坛优秀作品奖。出版散文集《地中海拾贝》《王建平散文集》。与高长顺合作编剧话剧《职场游戏》、音乐剧《太阳的部落》分获第31届田汉戏剧奖三等奖、黑龙江省戏剧大赛第八届丁香奖优秀剧目奖，与高长顺合作出版长篇纪实文学《教育烛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中国当代书法名家新作(王建平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