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教育11]终审判决悬空三年：地方政府撑腰抗法，司法权威何以落地？

   终审判决本是司法公正的最终落点，是当事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公里”，但当败诉方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以“原地评估论证”为幌子拖延抗法，原告历经三年奔走多部门仍求告无门，这早已不是简单的个案执行难题，而是撕开了行政干预司法、司法权威弱化、部门协同失灵的深层病灶，暴露出法治实践中“判决易、执行难，司法硬、行政软”的现实困境，更拷问着权力运行的边界与法治政府建设的成色。

 一、 表象：“评估论证”是合规外衣，实质是赤裸裸的抗法拖延

   从法律逻辑看，终审判决具有终局性、强制性，一经生效便对双方当事人产生绝对约束力，败诉方必须无条件履行义务，不存在“另行评估论证推翻生效判决”的空间。而本案中，败诉方在地方政府支持下原地搞评估论证，本质是打着“审慎处理”的幌子，行“拒不履行判决”之实，其荒谬性与危害性显而易见。

   其一，程序空转消解判决权威。评估论证本应是行政决策、民事协商阶段的前置环节，而非生效判决后的对抗手段。败诉方在判决已明确权利义务的前提下启动评估，既违背法定程序，也属于“用程序正义掩盖实质违法”——通过无限期的论证、研讨、报批，将判决执行拖入“马拉松式拉锯”，让原告的合法诉求在漫长等待中被不断消耗，最终可能沦为“赢了官司、输了权益”。

   其二，地方政府撑腰是核心症结。败诉方敢于公然抗法，根源在于背后有地方政府的支持。这种支持或许是隐性的默许，或许是显性的协调，本质是地方保护主义作祟：要么是败诉方与地方利益深度绑定，关乎地方税收、项目推进等“政绩考量”；要么是地方政府将行政权威凌驾于司法权威之上，认为“本地主体不能吃亏”“司法判决要为地方发展让步”。正如山西朔州政府拒执判决案中，政府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为由对抗法院，本质都是行政权对司法权的越界干预，让司法判决沦为“可商量、可拖延”的一纸空文。

   其三，多部门推诿加剧权利空转。原告三年诉求多部门无果，折射出“九龙治水、无人担责”的治理顽疾。面对败诉方的抗法行为，法院执行可能受制于地方行政资源依赖，难以采取强硬手段；相关行政监管部门或碍于同级政府压力，或秉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选择推诿扯皮；信访部门虽接收诉求，却缺乏推动问题解决的刚性权力。最终形成“原告跑断腿、部门踢皮球、败诉方说了算”的畸形局面，不仅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更让公众对法治的信任逐渐流失。

二、 深层：三重病灶交织，让司法执行陷入“梗阻”

   本案所暴露的问题，绝非孤例，而是长期以来行政诉讼、民事执行中“执行难”的典型缩影，其背后是体制机制、认知理念、制度保障三重病灶的深度交织。

（一） 行政本位思维作祟，司法权威被弱化

   部分地方政府未能树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法治理念，反而陷入“行政本位”的认知误区：将司法判决视为对行政权威的挑战，而非依法行政的纠错与规范；将地方局部利益置于国家整体法治秩序之上，为了维护本地主体利益，不惜纵容甚至支持其抗法行为。在这种思维下，行政权动辄干预司法权，法院在执行涉及地方主体的案件时，往往面临“人财物依赖地方、执行底气不足”的困境——正如江苏某“民告官”案件中，县法院受制于县政府的经费、人事管理，即便行政机关证据不足，也难判其败诉，更遑论后续执行。这种“司法依附于行政”的现状，让终审判决的强制性大打折扣，成为抗法行为滋生的温床。

（二） 程序漏洞被滥用，执行监督缺乏刚性

   一方面，现行制度对“以程序拖延抗拒执行”的行为约束不足。败诉方以“评估论证”拖延，正是钻了“行政程序复杂、审批环节多”的空子，而法律对这类无正当理由拖延履行的行为，缺乏精准的惩戒措施；另一方面，司法执行的监督问责机制不够刚性。虽然《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机关拒不履行判决，可对负责人罚款、拘留，甚至追究刑事责任，但实践中，针对地方政府支持的抗法行为，这些惩戒措施往往难以落地——罚款对行政机关而言不痛不痒，拘留、追责则因涉及地方干部考核，易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导致失信惩戒、责任追究沦为“稻草人”。

 （三） 部门协同机制失灵，执行“最后一公里”断裂

   解决判决执行难题，需要法院、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等多部门联动，但当前缺乏高效的协同机制：法院与地方政府之间缺乏常态化的执行协调通道，跨部门信息不互通、行动不同步；监察机关对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拒不配合执行的行为，发现不及时、问责不精准；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政府的监督，多停留在书面督查，缺乏实地督办、跟踪问效的力度。这就导致，当败诉方有地方政府撑腰时，单靠法院难以突破阻力，多部门又形成“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让执行陷入“梗阻”，原告的合法诉求石沉大海。

 三、 追问：司法无权威，则权利无保障，法治无根基

  终审判决悬空三年，败诉方抗法无阻，原告求告无门，这一现象的危害早已超出个案本身，正在侵蚀法治的根基。

   首先，损害司法公信力，动摇公众法治信仰。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终审判决的权威性是法治的核心要义。当“一锤定音”的判决沦为“一纸空文”，当胜诉方的权利迟迟无法兑现，公众会逐渐失去对法律的信任：“打官司没用”“赢了官司也拿不到权益”的认知一旦蔓延，会让更多人选择“信访不信法”，进而冲击整个法治秩序。

   其次，纵容权力任性，破坏营商环境与社会公平。地方政府支持败诉方抗法，本质是权力的任性。这种行为不仅让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更会形成“谁有背景谁有理、谁能抗法谁得利”的不良导向。对企业而言，公平的法治环境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若地方政府动辄干预司法、保护违规主体，会让投资者心寒，最终导致资本外流、发展受阻；对普通民众而言，面对有权力撑腰的抗法者，自身权利难以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便无从谈起。

    最后，透支政府公信力，消解治理效能。政府是法治建设的推动者和践行者，理应带头遵守法律、维护判决权威。而地方政府支持败诉方抗法，本质是“言而无信”，既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透支了自身的公信力。当政府不再被信任，后续的政策推行、治理举措都会遭遇阻力，最终影响社会治理的效能，加剧社会矛盾。 

四、 破局：以制度刚性筑牢司法权威，打通执行“最后一公里”

    破解终审判决悬空、败诉方抗法的难题，不能仅靠个案纠偏，更需要从体制机制、考核导向、监督问责等层面发力，以制度刚性保障司法权威落地，让胜诉方的权利真正实现。 

（一） 破除司法地方化依赖，强化司法独立公正

    要彻底落实“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让法院摆脱对地方政府的依赖，真正实现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与执行权。同时，扩大行政案件、涉地方主体案件的跨区域管辖范围，减少地方行政干预的空间——正如山西朔州案中，忻州中院作为异地法院管辖，才能敢于对朔州市政府采取罚款、列入失信名单等措施。唯有让法院“腰杆硬起来”，才能有效对抗地方保护主义，让生效判决得到尊重。

 （二） 严打程序拖延抗法，强化失信惩戒与责任追究

   一方面，明确“评估论证”等程序的适用边界，严禁败诉方以任何无正当理由的程序拖延履行判决，对恶意拖延的主体，依法采取罚款、查封财产等强制措施；另一方面，加大对拒不履行判决行为的惩戒力度，不仅要对败诉方追责，更要追究背后支持抗法的地方政府相关负责人的责任。要将行政机关、相关主体履行生效判决的情况，纳入法治政府考核、平安综治考核、营商环境考核的核心指标，对拒不履行的，一票否决评优资格，同时依法启动监察问责，让“抗法成本远高于履约成本”，从根源上遏制抗法行为。

 （三） 建立多部门协同机制，打通执行闭环

    构建“法院主导、行政配合、监察监督、上级督办”的协同执行机制：法院负责依法推进执行程序，及时将拒不履行的情况通报相关部门；行政机关要摒弃地方保护主义，主动配合法院执行，对本辖区内的抗法行为及时纠正；监察机关要对行政机关干预司法、拒不配合执行的行为，精准发力、快速问责；上级政府要对下级政府支持抗法的行为，加强督查督办，限期整改。同时，建立案件台账跟踪制度，对原告的诉求实行“一事一办、全程督办”，确保问题有人管、责任有人担、结果有反馈。

 （四） 培育法治思维，树立“守法诚信”的政务导向

  地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深刻认识到：维护司法权威就是维护政府公信力，依法履行判决就是最好的治理。要通过常态化法治培训、典型案例通报等方式，破除“行政本位”思维，树立“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的理念，让“带头守法、尊重判决”成为行政机关的自觉行动。唯有政府带头敬畏法律、遵守判决，才能引导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的氛围，让法治成为社会共识。

 结语

   终审判决的权威，关乎权利的保障、法治的尊严。当败诉方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以评估论证抗法，当原告三年诉求无果，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法治建设的关键，不仅在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更在于“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唯有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强化司法权威、健全协同机制、压实责任链条，才能让每一份终审判决都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让每一位当事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法治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石、社会运行的准则。当然，时间周折越长，最终终身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