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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心泣血与实在书写
——读王满院《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
作者:南生桥
王满院先生《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是在父亲病故17年之后所写的一篇祭悼性追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时隔既久,痛犹如昔,其感人之力也必巨,入人之心也必深。试溯其源,计有四端。
首先,父亲的形象触动人心的最柔软处。
一是贫穷。生于穷家:“我家过去是村上最穷的人家。……我大伯和一个叔父都因为家里穷,娶不起媳妇,而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弟兄四个两个入赘他家,其穷可想而知。自己也穷:“每年春荒时节,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有一年,可怜得连年都过不去。”“财东过年,穷汉过难”,所以“我从小就记得,父亲经常夹着口袋外出借粮的情景。有时借下了,有时没借下,又夹着口袋回来了,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息。”幼年深刻记忆,必将保持终生。
二是勤劳。“我的父母都是很勤劳的人,农业社时期,为了能挣到高工分,他们总是挑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干,家里的活都是晚上回来抹黑干,从不占用出工时间。”“父亲是个勤俭朴素的人,一辈子不抽烟、不打牌、少饮酒(每次只2、3小杯),唯一的爱好,就是爱看秦腔戏。”“父亲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村上人说,我父亲是村上每天第一个开头门的人。”终生勤劳,公论有归。
三是感恩。赴京旅游,妹妹电话说:“今上午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没想到快走到毛主席遗体前时,咱大突然放声大哭,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挡都挡不住。”他曾面告作者:“娃呀,你现在是国家干部了,你可要记住,毛主席是咱的大恩人,要是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咱这一家人早就饿死了。”
四是“没福”。“父亲突然离世,村上人都很惋惜。说我父亲这人没福,过去一直受可怜,缺吃少穿,他都挺过来了。现在日子刚好了,儿女们都到路数上了,大儿还出息了,该享福了,他却走了。”
贫穷、勤劳、感恩,这是过去大部分农民的共性;没福,则是父亲个人的不幸。我见过许多子女在父母的葬仪上伤心嚎啕:大人受了一辈子苦,没享过福。其中多因自己无力尽孝而伤心,而作者是家境好转,有力尽孝却父亲猝逝,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椎心之痛,便凝结为悔恨交织的泣血之文。
其次,典型细节的“眼睛”闪动于读者心目中。
一个是私事。一家寄望的年终分红28元被扣完,“父亲央求说:‘剩几天就过年了,我还有一家子人,有三个娃呢,你能不能给我留10块钱,让我过个年,5块也行么。你1分都不给我留,这个年叫我咋过?叫我咋进这个家门?进门咋开口给娃们说嘛?’”我全职务农17年,前后种地32年,当过多年生产队会计,记得年终分红只有1次,那是胡耀邦主政陕西不到1年的1965年,分了50多元,全家大喜过望。可见穷队的分红之难,分红的干系重大。
另一个是公事。当队长时“因为不识字,他就去镇上刻了一枚私章,上边留了一个孔,用绳子栓在裤带上,谁要来报销,他就让人家念票据,觉得对,就给他盖一个章,让去找会计报账。”
细节,既是文学作品的细胞,又是眼睛。我们读过的许多作品,时间一长,其他内容可能忘记,但那些典型细节的眼睛却常常在心目中闪动,久久难忘。上例便是。
第三,朴素真实的语言暖意融融。
祭悼类文字,贵在朴素真实,不事雕琢。曹丕曰“铭诔尚实”(《典论·论文》),陆机曰“诔缠绵而凄怆”(《文赋》)。作者的语言朴实本色,平静道来,并未刻意经营。全文开头第一句“父亲王德才,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没上过学,也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一个实打实的文盲。”“一”的首句:“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我和全家的打击都非常大,尤其是我,一时难以接受。”都是日常口语,简单明了。至于情深之语自能催人泪下:“当车子缓行到了我家街道口时,母亲一眼看到街道上横拉的白帐子和我家门口几个穿着白孝衫的人,她一切都明白了!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我急忙抓住她的胳膊,说:‘妈,我大已经不在了。你要挺住,这时候你要给儿长精神啊,你再倒下,天就塌了。’/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读者的眼泪又焉能止住。
第四,意识流式的结构自然而然。
回忆亲人的散文,一般是依照时间的自然顺序,依次道来。但本文不是这样,而是依着思绪着笔。父逝之后由预备回家(知会妻、弟媳)到接母(提前给医生打招呼,吃饭时、走到半路、快到村口给母亲“慢慢渗透”),到全材—安葬,再转为倒叙(穷苦—合影—憾与慰—突变),再回归为悔恨自责(“和父亲最后的午餐”),谈孝顺(“孝顺孝顺,顺才是根本”),最后全文收束。
这样的结构犹如意识流,随着思绪的闪回而时空跳跃,一脉殷殷亲情汩汩流动,自然而然,和语言一样质朴本色。
于是牵涉到一个文学命题:文如其人。
笔者曾谓:“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其实有两个含义。其一是道德判断,指诗文的水平和作者的为人相一致,特指诗文水平越高为人越高尚。这一含义不具普遍性,因为文不如其人者自古以来实繁其徒,而且于今为烈。其二是审美判断,指诗文的风格和作者的气质相一致,钱锺书先生曾有详论。这一含义却有普遍性,极少例外。”揆诸作者,这两个含义都适用。
我与作者相识于阅读。第一次读他的散文《初到咸阳》,就从字里行间读出了这是个实在人。因为自己吃过不实在人的不少亏,有的还是大亏,所以是否实在,成了识人交友的第一要件。再则作者的父亲长我4岁,基本是同龄人。我在六七十年代长期务农,对农村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有相似的痛苦和快乐。写这个时期的文字,一看便知真假,知道作者有没有捂住心口说假话。由上述引文可知,作者是一个未说假话的实在人。只举一个细节为证,“大儿还出息了”一语在文中出现两次,这在有的人,不说讳莫如深,也是要掂量斟酌的。作者则坦荡言之,为人之实在于此可见。
于是牵涉到另一个根本问题:为文之道。
于是不得不再次援引明人李贽的一段名言:“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胸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杂说》)简言之,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才是为文之正道。
作者致力于写作,是在退休以后,其初亦“非有意于为文也”。退休以后之笔写退休以前之事,盖因“胸中”“喉间”“口头”有“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的写作冲动,这些冲动是由实实在在的事实所激发的情感体验。实在人书写实在体验,焉能不文如其人?焉能不感动读者?
谓予不信,请再读作者《我的母亲》《贤明的岳父》,便见分晓。
2025年12月5日

南生桥,陕西兴平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有《二十五史梦文化解读》(出版社精装重印一次)和论评《雕虫写龙集》行世。前者和部分论文已授权外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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