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椎心泣血与实在书写
——读王满院《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
作者：南生桥
王满院先生《我把我的父亲耽误了》是在父亲病故17年之后所写的一篇祭悼性追忆。“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时隔既久，痛犹如昔，其感人之力也必巨，入人之心也必深。试溯其源，计有四端。
首先，父亲的形象触动人心的最柔软处。
一是贫穷。生于穷家：“我家过去是村上最穷的人家。……我大伯和一个叔父都因为家里穷，娶不起媳妇，而给人家做了上门女婿。”弟兄四个两个入赘他家，其穷可想而知。自己也穷：“每年春荒时节，家里就揭不开锅了，有一年，可怜得连年都过不去。”“财东过年，穷汉过难”，所以“我从小就记得，父亲经常夹着口袋外出借粮的情景。有时借下了，有时没借下，又夹着口袋回来了，愁眉苦脸地蹲在地上叹息。”幼年深刻记忆，必将保持终生。
二是勤劳。“我的父母都是很勤劳的人，农业社时期，为了能挣到高工分，他们总是挑生产队最苦最累的活干，家里的活都是晚上回来抹黑干，从不占用出工时间。”“父亲是个勤俭朴素的人，一辈子不抽烟、不打牌、少饮酒（每次只2、3小杯），唯一的爱好，就是爱看秦腔戏。”“父亲是一个很勤快的人。村上人说，我父亲是村上每天第一个开头门的人。”终生勤劳，公论有归。
三是感恩。赴京旅游，妹妹电话说：“今上午参观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没想到快走到毛主席遗体前时，咱大突然放声大哭，眼泪刷刷地往下流，我挡都挡不住。”他曾面告作者：“娃呀，你现在是国家干部了，你可要记住，毛主席是咱的大恩人，要是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咱这一家人早就饿死了。”
四是“没福”。“父亲突然离世，村上人都很惋惜。说我父亲这人没福，过去一直受可怜，缺吃少穿，他都挺过来了。现在日子刚好了，儿女们都到路数上了，大儿还出息了，该享福了，他却走了。”
贫穷、勤劳、感恩，这是过去大部分农民的共性；没福，则是父亲个人的不幸。我见过许多子女在父母的葬仪上伤心嚎啕：大人受了一辈子苦，没享过福。其中多因自己无力尽孝而伤心，而作者是家境好转，有力尽孝却父亲猝逝，这种“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椎心之痛，便凝结为悔恨交织的泣血之文。
其次，典型细节的“眼睛”闪动于读者心目中。
一个是私事。一家寄望的年终分红28元被扣完，“父亲央求说：‘剩几天就过年了，我还有一家子人，有三个娃呢，你能不能给我留10块钱，让我过个年，5块也行么。你1分都不给我留，这个年叫我咋过？叫我咋进这个家门？进门咋开口给娃们说嘛？’”我全职务农17年，前后种地32年，当过多年生产队会计，记得年终分红只有1次，那是胡耀邦主政陕西不到1年的1965年，分了50多元，全家大喜过望。可见穷队的分红之难，分红的干系重大。
另一个是公事。当队长时“因为不识字，他就去镇上刻了一枚私章，上边留了一个孔，用绳子栓在裤带上，谁要来报销，他就让人家念票据，觉得对，就给他盖一个章，让去找会计报账。”
细节，既是文学作品的细胞，又是眼睛。我们读过的许多作品，时间一长，其他内容可能忘记，但那些典型细节的眼睛却常常在心目中闪动，久久难忘。上例便是。
第三，朴素真实的语言暖意融融。
祭悼类文字，贵在朴素真实，不事雕琢。曹丕曰“铭诔尚实”（《典论·论文》），陆机曰“诔缠绵而凄怆”（《文赋》）。作者的语言朴实本色，平静道来，并未刻意经营。全文开头第一句“父亲王德才，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一辈子没上过学，也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是一个实打实的文盲。”“一”的首句：“父亲的突然离世，对我和全家的打击都非常大，尤其是我，一时难以接受。”都是日常口语，简单明了。至于情深之语自能催人泪下：“当车子缓行到了我家街道口时，母亲一眼看到街道上横拉的白帐子和我家门口几个穿着白孝衫的人，她一切都明白了！身子猛地颤抖了一下。/我急忙抓住她的胳膊，说：‘妈，我大已经不在了。你要挺住，这时候你要给儿长精神啊，你再倒下，天就塌了。’/我的眼泪刷地下来了。”读者的眼泪又焉能止住。
第四，意识流式的结构自然而然。
回忆亲人的散文，一般是依照时间的自然顺序，依次道来。但本文不是这样，而是依着思绪着笔。父逝之后由预备回家（知会妻、弟媳）到接母（提前给医生打招呼，吃饭时、走到半路、快到村口给母亲“慢慢渗透”），到全材—安葬，再转为倒叙（穷苦—合影—憾与慰—突变），再回归为悔恨自责（“和父亲最后的午餐”），谈孝顺（“孝顺孝顺，顺才是根本”），最后全文收束。
这样的结构犹如意识流，随着思绪的闪回而时空跳跃，一脉殷殷亲情汩汩流动，自然而然，和语言一样质朴本色。
于是牵涉到一个文学命题：文如其人。
笔者曾谓：“人们常说的文如其人其实有两个含义。其一是道德判断，指诗文的水平和作者的为人相一致，特指诗文水平越高为人越高尚。这一含义不具普遍性，因为文不如其人者自古以来实繁其徒，而且于今为烈。其二是审美判断，指诗文的风格和作者的气质相一致，钱锺书先生曾有详论。这一含义却有普遍性，极少例外。”揆诸作者，这两个含义都适用。
我与作者相识于阅读。第一次读他的散文《初到咸阳》，就从字里行间读出了这是个实在人。因为自己吃过不实在人的不少亏，有的还是大亏，所以是否实在，成了识人交友的第一要件。再则作者的父亲长我4岁，基本是同龄人。我在六七十年代长期务农，对农村有相似的经历和感受，有相似的痛苦和快乐。写这个时期的文字，一看便知真假，知道作者有没有捂住心口说假话。由上述引文可知，作者是一个未说假话的实在人。只举一个细节为证，“大儿还出息了”一语在文中出现两次，这在有的人，不说讳莫如深，也是要掂量斟酌的。作者则坦荡言之，为人之实在于此可见。
于是牵涉到另一个根本问题：为文之道。
于是不得不再次援引明人李贽的一段名言：“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胸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焚书·杂说》）简言之，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才是为文之正道。
作者致力于写作，是在退休以后，其初亦“非有意于为文也”。退休以后之笔写退休以前之事，盖因“胸中”“喉间”“口头”有“蓄极积久，势不能遏”的写作冲动，这些冲动是由实实在在的事实所激发的情感体验。实在人书写实在体验，焉能不文如其人？焉能不感动读者？
谓予不信，请再读作者《我的母亲》《贤明的岳父》，便见分晓。
2025年12月5日
南生桥，陕西兴平人，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有《二十五史梦文化解读》（出版社精装重印一次）和论评《雕虫写龙集》行世。前者和部分论文已授权外译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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