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下的母亲

作者：杨静兰

       老屋的煤油灯又亮了。那点黄豆大的光晕，在夜里颤巍巍地晃着，把母亲纺纱的影子投在土墙上，拉得很长很长。十一个孩子的衣裳，都是这影子一针一线纺出来的。

       母亲常穿的白衬衫领子又磨破了。兰布罩衣洗得发白，她总爱这样穿。夜深时，等我们都睡了，她才就着那点煤油灯的光，用从旧衣服上拆下来的白布，一针一针地缝新领子。针脚密密的，像她这些年的日子。第二天早上，又是干净整齐的模样。村里人都说：“杨婶穿得真体面。”他们不知道，那体面下面是补丁摞补丁的岁月。

       我们兄妹十一个——原本该是十一个的。患病的大哥走的那年，母亲还年轻。那晚她坐在灶膛前，火光映着她的脸，强忍的泪水没掉下来。只是第二天早上，她的鬓角就白了。像深秋的芦花，一夜之间就开满了头。

      “要读书。”母亲说这话时，正把坛盖擦得锃亮，“不读书，就像娘一样，一辈子睁眼瞎。”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于是，坛盖成了我们的课桌。三个孩子围着，借着煤油灯写作业。灯光飘忽，字也写得歪歪扭扭。母亲坐在旁边纺纱，吱呀吱呀的声音，和着我们的读书声，填满了那些漫长的夜。她的手真巧，棉线从她指间流出来，均匀得像春雨的丝。可我知道，那双手上全是裂口，冬天会渗出血珠子。

       “娘，疼不？”

       “不疼。”她总是笑，“你们好好写字，娘就不疼。”

       我们真的好好写字了。十个人，加起来读了八十七年书。这是母亲后来最爱念叨的数字，像老农念叨一年的收成。为了这个收成，她把一分钱掰成八瓣花。去镇上赶集，晌午人家吃包子，她坐在街沿上啃自己带的窝窝头。咸菜都不舍得多夹。

       父亲虽然在银行，听起来体面，可那点薪水要养活十几张嘴，难啊。母亲从不抱怨，只是更紧地掐算每一分钱。我们上学要买本子，她就去供销社要些包装纸，裁得方方正正，用线缝成本子。我的第一本算术本，就是这样做成的，纸上还带着红糖的甜味。

       最难的是我们长大以后。

      男孩要娶媳妇，得盖房；女孩要出嫁，得备嫁妆。那几年，母亲的白头发疯长。她开始在各个亲友乡邻家走动，手里有时提着小半篮子鸡蛋——自家鸡下的，舍不得吃。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笑容却要做得越来越大。我见过她跟人借钱的样子，腰微微弯着，手指捏着衣角，那件换了新领子的白衬衫，在日光下白得刺眼。

      “会还的，一定还。”她一遍遍地保证。

       夜里，她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望着天上的星星。有一次我发现她在田埂上哭，没有声音，只有肩膀一耸一耸的。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脚，虫子在周围鸣叫。我远远站着，不敢过去。那一刻我知道，母亲不是铁打的，她只是把自己活成了一块铁。

       房子终于一间间盖起来了。青砖灰瓦，在村里也算体面。姐姐们出嫁时，母亲给每人做了一床新被子，棉花絮得厚厚的。轮到我时，她把大红棉被捧到我身边。

      “娘没本事，委屈你了。”她说。

      我抱着那床被，眼泪把大红被面浸湿了一小块。那红色晕开来，像伤口。

       母亲是在九十岁那年走的。走之前，她已经不太认得人了，但总爱摸我们的手，一遍遍地数：“老大，老二，老三……”数到第十一个，就停下来，眼神空空的。我们都知道，她在想谁。

      如今她走了三年。老屋的煤油灯成了古董事。电灯亮堂堂的。可我还是觉得，那点黄豆大的光最好——它照得见母亲纺纱的影子，照得见坛盖课桌，照得见换过领子的白衬衫。

     昨夜又梦见她，还是坐在门槛上，望着我笑。我想喊一声“娘”，却发不出声音。醒来时，枕头上湿了一片。窗外天刚蒙蒙亮，有早起的鸟在叫，一声一声，像极了当年她唤我们起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