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河往事》
一、金龙的归来
黑色的奔驰轿车缓缓驶入孔河村时，碾过坑洼不平的土路，扬起一阵烟尘。车里坐着孔金龙，四十三岁，深圳金龙集团董事长，身家亿万。他透过深色车窗望向窗外，二十年未归的故乡在初春的薄雾中若隐若现。
司机低声说：“孔总，这条路...”
“没事，开慢点。”孔金龙的声音平静，目光却紧紧锁住那些熟悉的景致。
村口的老槐树还在，比记忆中的更加粗壮虬结。树下几个晒太阳的老人眯着眼看这辆与村庄格格不入的轿车，相互交头接耳。孔金龙认出了其中一位——那是丁大爷，当年总喜欢在树下讲古，说解放前孔家地主兄弟如何如何。如今他佝偻着背，像一截枯木。
轿车继续前行，经过前街。孔金龙看见了那条“梯形河流”——其实不过是条宽阔些的水沟，从北向南蜿蜒，像一条腰带环绕着前街的十几户人家。河水浑浊，漂着塑料袋和枯叶。他记得小时候这河清澈见底，夏天孩子们赤条条跳进去洗澡，女人们则在河边石板上捶打衣服。
“停下。”孔金龙突然说。
车停在前街中段。孔金龙推开车门，站在路边。眼前是一座破败的院子，墙头长满枯草，门板歪斜，只有门楣上残存的砖雕还能看出当年的讲究。这是孔家老宅，他曾祖父孔庆忠、叔曾祖父孔庆孝两兄弟居住的地方，解放前拥有几百亩土地，村里一半人都租种他家的地。
“您是...金龙？”
一个略带迟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孔金龙转身，看见一个六十来岁的男人，穿着褪色的中山装，手里拎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根葱。
“郭叔？”孔金龙辨认片刻，不确定地问。
男人眼睛一亮：“真是金龙！我是你郭叔，郭文礼的孙子，郭建国啊！”
郭文礼。这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匣子。孔金龙记得爷爷说过，郭文礼是他曾祖父孔庆忠的“狗腿子”，解放后被判了二十年，改革开放后才放出来，回村时已经是个干瘦老头，没几年就去世了。
“郭叔，好久不见。”孔金龙礼貌地伸出手。
郭建国却有些局促，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才握上来：“听说你在深圳发了大财，这是回来看看？”
“看看。”孔金龙简单回答，目光又落回老宅，“这房子...”
“唉，没人住了。你爷爷那一支就剩你在外面，你二爷爷家那支去了东北，再没回来。”郭建国说，“村里商量过几次要不要拆，但有人说这是历史建筑，就搁着了。”
历史建筑。孔金龙嘴角微微上扬。曾经，“地主老宅”是耻辱的象征；如今，却成了值得保留的“历史建筑”。时间真是奇妙。
“我到处走走。”孔金龙说。
“要我陪你不？村里变化不小...”
“不用，我自己转转。”
孔金龙沿着前街慢慢走。八十年代末的景象在脑海中浮现——那时村里刚刚重新通电，结束了近十年的黑暗日子。变压器被偷那晚，他十岁，记得全村人打着手电筒四处寻找，骂声和孩子的哭声混在一起。后来才知道，是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偷去卖了废铁。
前街走到头，是中街。这里的房屋相对整齐，大多是改革开放后新建的砖房。孔金龙记得，这里曾经有村里的汽水厂，生产一种橘子味的汽水，夏天孩子们最盼着大人买一瓶，那甜中带苦的味道是他对“工厂”的最初印象。如今汽水厂早已不在，原址上盖起了三栋二层小楼。
“眼镜厂就在后街，八十年代就倒闭了。”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
孔金龙转头，看见一位白发老人坐在自家门前的马扎上，手里编着竹筐。
“赵爷爷？”孔金龙认出这是赵家的老人，赵氏是村里六大姓氏之一，与郭、丁、孟、李、董、张共同构成孔河村的基本姓氏格局。
老人眯眼看了他好一会儿：“你是...孔家的孩子？”
“是，孔传山的孙子，孔金龙。”
“传山的孙子...”老人放下手中的活儿，“都长这么大了。传山走的时候，你还在外面读书吧？”
“嗯，没赶上。”孔金龙轻声说。爷爷孔传山是2002年去世的，那时他刚在深圳站稳脚跟，公司接到一笔大订单，没能回来送最后一程。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你爷爷是个好人。”赵爷爷说，“不像他爹。”
孔金龙沉默。他知道老人指的是他曾祖父孔庆忠，解放初被政府枪毙的地主。这是孔家的原罪，也是他父亲孔令伟一生抬不起头的原因。
“你回来做什么？”赵爷爷问，“投资？开发？”
“看看。”孔金龙还是这两个字。
老人点点头，不再说话，继续编他的竹筐。孔金龙继续往后街走。
后街更显破败，许多房屋空置，院墙倒塌。这里曾经有油作坊和小鸡孵化场，空气里总混合着豆油和鸡粪的味道。如今只有一片荒芜。孔金龙站在一处废墟前，努力辨认这是当年的油作坊还是孵化场。记忆像褪色的照片，模糊不清。
东头是郭家林坟场。孔金龙远远望去，一片杨树林中隐约可见墓碑。郭家是村里第二大姓，坟场规模不小。孔家的坟地在西头山坡上，比郭家林小得多——毕竟孔家人口少，而且大部分死在了那个动荡年代。
手机响了，是助理小王：“孔总，镇长听说您回来了，想晚上请您吃饭...”
“推了，就说我累了，明天再说。”
“可是...”
“照我说的做。”
挂了电话，孔金龙继续在村里走着。阳光穿过薄云，洒在这座有两百年历史的村庄上。前街、中街、后街，三道街平行排列，简单规整。梯形河流依旧环绕前街，只是水不再清澈。汽水厂、油作坊、眼镜厂、小鸡孵化场，这些曾经让孔河村在周边小有名气的“产业”，如今只存在于老人的记忆中。
而他的曾祖父孔庆忠和叔曾祖父孔庆孝，这对拥有几百亩土地的地主兄弟，也早已化为尘土，只留下一个“地主后代”的标签，贴在他和他的父辈身上。
孔金龙走到村西头的小山坡上，这里可以俯瞰整个村庄。炊烟袅袅升起，已是做午饭的时候。他突然想起祖母说过的一句话：“孔河村就像这条河，弯弯曲曲，但总在流淌。”
是啊，一直在流淌。从地主时代到解放，从文革到改革开放，从有电到没电再到有电...村庄和村民，就像河床里的石头，被历史的河水冲刷、打磨，改变了形状，却依然在原地。
口袋里的手机又震动了，这次是女儿小雅发来的微信：“爸爸，你到那个小村子了吗？有没有拍照？妈妈说那里特别特别穷。”
孔金龙没有回复。他点燃一支烟，静静地站在山坡上，望着下方的孔河村。烟雾缭绕中，他似乎看见时光倒流，看见那些从未谋面却决定了他命运的人们，在历史的河流中沉沉浮浮。
二、孔家兄弟
1946年秋，孔河村的庄稼长得格外好。金黄的谷穗沉甸甸地垂下头，高粱红得像火，棉花地里一片雪白。这是战乱年代难得的丰年。
孔家大院里，孔庆忠和孔庆孝两兄弟正在堂屋商议收租事宜。堂屋正墙上挂着“仁义传家”的匾额，是乾隆年间一位知县所题，显示着孔家在当地的地位和渊源。
孔庆忠四十五岁，是兄长，性格沉稳，留着八字胡，穿着青色长衫，手里拿着水烟袋。孔庆孝四十二岁，性子急些，正在翻看账本。
“大哥，今年收成好，租子是不是可以少收一点？”孔庆孝抬起头，“听说北边已经土改了，咱们这边虽然还没动静，但...”
孔庆忠吐出一口烟：“减租？佃户们会以为咱们怕了。该收多少收多少，这是规矩。”
“可是...”
“没有可是。”孔庆忠放下水烟袋，“孔家在这村里两百年，靠的就是规矩。庆孝，你记住了，对佃户不能太善，也不能太恶。太善他们会得寸进尺，太恶会激起民愤。咱们要的是细水长流。”
孔庆孝叹了口气，不再争辩。他知道大哥决定的事，很难改变。
院门外传来敲门声，接着是管家郭文礼的声音：“老爷，赵老栓来了，说他娘病了，想预支点工钱。”
孔庆忠皱眉：“又是赵老栓，上个月不是刚预支过？”
“他说这次是真的，老太太咳血了。”
孔庆忠沉默片刻：“让他进来。”
赵老栓是孔家的长工，五十多岁，老实巴交，干活勤快。他战战兢兢地走进堂屋，扑通跪下：“老爷，求您行行好，我娘真的不行了...”
“起来说话。”孔庆忠示意郭文礼扶他起来，“要多少？”
“三...三块大洋。”赵老栓低着头，不敢看孔庆忠的眼睛。
孔庆忠从抽屉里拿出五块大洋：“拿去吧，请个好大夫。不过说好了，这钱从你今年的工钱里扣。”
赵老栓连连磕头：“谢谢老爷，谢谢老爷！我一定好好干活！”
赵老栓退下后，孔庆孝说：“大哥，你对下人太宽厚了。这样下去，人人都来借钱怎么办？”
“赵老栓在咱们家干了二十年，他娘当年也伺候过咱娘。”孔庆忠平静地说，“做人要讲情分。再说了，五块大洋对咱们不算什么，对他却是救命的钱。用这点钱买他的忠心，值得。”
郭文礼在旁边附和：“老爷说的是，赵老栓肯定感恩戴德。”
郭文礼三十出头，是郭家的子弟，读过几年私塾，脑子灵活，被孔庆忠看中当了管家。村里人背地里叫他“狗腿子”，但当面都得恭敬地喊一声“郭管家”。
下午，孔庆忠去地里巡视。几百亩土地一眼望不到边，佃户们正在收割庄稼。看见老爷来了，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恭敬地打招呼。
孔庆忠点点头，走到一块谷子地前，抓起一把谷穗掂了掂，又搓出几粒谷子放进嘴里咬开：“嗯，成色不错。老陈，这块地你种得好。”
佃户老陈受宠若惊：“都是老爷的地肥。”
“地肥也得人勤。”孔庆忠说，“今年你家租子减一成。”
老陈愣住了，随即激动得又要跪下，被孔庆忠拦住：“好好干，明年要是还这么好，再减一成。”
消息很快传开，佃户们议论纷纷。有人说孔老爷是好人，有人说是收买人心，有人说他怕共产党来了被清算，提前做好人。
其实孔庆忠心里确实有担忧。北边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妙，共产党领导的土改运动声势浩大，不少地主被批斗，土地被分给贫农。他虽然对佃户不算苛刻，但毕竟是地主，拥有村里大部分土地，真要是共产党来了，后果难料。
晚上，孔庆忠把弟弟叫到书房，关上门。
“庆孝，我想把一部分地卖了。”孔庆忠低声说。
“卖地？为什么？这可是祖宗传下来的基业！”孔庆孝惊讶。
“基业也得有人守着。”孔庆忠神情严肃，“共产党快打过来了，一旦土改，这些地一分钱都拿不到。不如现在卖掉一部分，换成金条大洋，以备不时之需。”
孔庆孝沉默良久：“大哥，你觉得会那么糟吗？咱们家对佃户不差，村里人也敬重咱们...”
“敬重？”孔庆忠苦笑，“那是因为咱们手里有地。一旦地没了，谁还会敬重？庆孝，你不懂人心。”
最终，孔庆孝被说服了。兄弟俩秘密联系了县城的商人，打算卖掉一百亩好地。然而消息还是走漏了，村里传得沸沸扬扬。
“孔家要跑路了！”
“听说他们要把地卖了，换金条去上海！”
“那咱们怎么办？新地主会不会涨租子？”
恐慌在佃户中蔓延。就在这时，一个年轻人回到了孔河村。他叫郭明远，郭家的后生，几年前偷偷跑去参加了八路军，如今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枪回来了。
郭明远的归来在村里引起轰动。年轻人围着他问东问西，听他讲八路军打鬼子的故事，讲解放区的土改，讲穷人翻身做主人。
郭明远特别去拜访了赵老栓，看到他卧病在床的老娘和家徒四壁的房子，气得直拍桌子：“这就是地主说的‘仁义传家’？赵叔给他们干了一辈子，老娘病了还得跪着借钱！”
赵老栓慌忙说：“明远，小声点...孔老爷其实对我还行...”
“还行？你借五块大洋，得给他白干半年！这是剥削！”郭明远声音更大了。
郭明远开始在村里宣传革命道理，组织贫农会。起初响应的人不多，毕竟孔家在村里经营两百年，威望仍在。但随着郭明远带来的消息越来越多——某县地主被批斗，某镇土地被平分——人心开始浮动。
孔庆忠感到了威胁。他把郭文礼叫来：“郭管家，你那侄子郭明远，得管管。”
郭文礼一脸为难：“老爷，那小子翅膀硬了，我说不动他...”
“说不动就想办法。”孔庆忠眼神冷下来，“不能让他坏了村里的规矩。”
几天后的一个夜晚，郭明远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打了闷棍，伤势不轻。村里人都猜是孔家指使人干的，但没人敢说。
郭明远躺在床上养伤，对来看望他的乡亲们说：“等着吧，解放军快来了。等咱们的队伍一到，孔家兄弟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1948年春，解放军真的来了。孔河村解放了。
村里召开了斗争大会，郭明远是积极分子。赵老栓被选为贫农会主席，虽然他一再推辞，但郭明远说：“赵叔，你是村里最苦的佃户，你最该站出来！”
斗争大会在孔家祠堂前召开。孔庆忠和孔庆孝被押上台，脖子上挂着“恶霸地主”的牌子。郭明远带头喊口号：“打倒地主恶霸！土地归还农民！”
台下响应的人越来越多。多年的积怨在那一刻爆发了。佃户们轮流上台，控诉孔家的剥削。有人说租子太重，有人说借了高利贷还不起，有人说被孔家霸占过土地...
孔庆忠一直低着头，一言不发。孔庆孝则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轮到赵老栓上台时，他犹豫了很久。郭明远推他：“赵叔，说啊！把你受的苦都说出来！”
赵老栓看着台下乡亲们期待的眼神，又看看台上曾经高高在上的孔老爷，终于开口了：“我...我给孔家干了二十年长工，娘病了，跪着借五块大洋，得白干半年还...我...”
他说不下去了，蹲在地上哭起来。这个朴实的农民，一辈子逆来顺受，第一次在公众面前表达委屈，却不知该如何措辞。
但他的眼泪比任何控诉都更有力量。台下群情激愤，“打倒孔家地主”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大会最后宣布：没收孔家全部土地和财产，分给贫苦农民。孔庆忠、孔庆孝交由人民政府审判。
审判在县城进行。由于孔庆忠是“恶霸地主”，且有指使打伤革命积极分子郭明远的嫌疑，被判处死刑。孔庆孝没有命案，被判二十年劳动改造。
枪毙孔庆忠那天，孔河村很多人去看了。赵老栓没去，他坐在自家新分到的三亩地里，抓起一把泥土，久久不语。
孔家大院被充公，后来成了村公所。郭明远当了村支书，赵老栓还是贫农会主席，但没多久就辞职了，说自己不是当干部的料。
郭文礼作为地主的“狗腿子”，也被抓起来审判。由于他罪行较轻，且不是主犯，判了二十年，和孔庆孝一起被押往劳改农场。
孔河村开始了新的时代。土地被重新分配，赵、丁、孟、李、董、张，这些姓氏的贫苦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孔家只剩下孔庆忠的儿子孔传山，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因为年纪小且未参与管理家业，被定为“地主子女”，戴着这顶帽子开始了艰难的人生。
三、黑暗与光明
1978年冬，孔河村迎来了两个特殊的归来者。
一个是郭文礼，劳改二十年后释放回村。他五十三岁，但看起来像七十岁，背驼了，头发全白，眼睛浑浊，走路一瘸一拐——据说是劳改时摔坏了腿，没得到及时治疗。
另一个是孔庆孝，同样劳改二十年，但他的健康状况更差，回村不到一个月就去世了。葬礼很简单，只有他儿子孔传义和几个亲戚参加。曾经显赫的孔家，如今只剩几户旁支，且都小心翼翼地活着，生怕被人提起“地主”身份。
郭文礼回到郭家老宅，发现房子已经被堂弟一家住了。堂弟不太情愿地腾出一间偏房给他，脸色不好看：“文礼哥，不是我不念亲情，但你这样的身份...住在一起，对孩子影响不好。”
“我明白，我明白。”郭文礼连连点头，卑微得像条老狗。
村里人对郭文礼的态度复杂。老一辈记得他当年作为孔家管家的威风，背地里骂他“狗腿子”；年轻人则好奇地打量这个劳改释放犯，像看动物园的动物。只有赵老栓，如今已是赵大爷，偶尔会端碗饭过来，默默放在郭文礼门口。
“赵哥，谢谢...”郭文礼接过饭碗，眼睛湿润。
赵老栓摆摆手，不说话，转身离开。他始终记得，当年娘病重时，是孔庆忠给了五块大洋。虽然这钱后来用半年的工钱抵了，但在那个走投无路的时刻，那五块大洋确实救了娘的命。而郭文礼，不过是执行者。
日子艰难地过着。孔河村在人民公社时期建起了汽水厂、油作坊和小鸡孵化场，是周边几个村里比较“先进”的。村民们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晚上去这些社办企业打零工，挣点工分补贴家用。
孔传山的儿子孔令伟，就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他出生于1960年，从小就戴着“地主孙子”的帽子，在学校被同学欺负，喊他“小地主崽子”。孔令伟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只是拼命学习，希望能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1977年恢复高考，孔令伟考上了县里的师范学校，成为孔河村第一个大学生。这在那时是件大事，但孔家没敢声张，悄悄地送他去了学校。
孔令伟师范毕业后，分配到县中学当老师。他工作努力，教学认真，很快成为骨干教师。1982年，经人介绍，他与县城一位小学教师结婚，第二年生下儿子孔金龙。
孔金龙从小在县城长大，对孔河村的了解仅限于春节时随父母回村祭祖。在他的记忆中，爷爷孔传山总是沉默寡言，坐在院子里晒太阳，一坐就是半天。爸爸孔令伟回村后也很少出门，只有除夕夜才带着他去给几位长辈拜年，匆匆去，匆匆回。
1985年，孔金龙七岁。那年春节，他第一次听爷爷讲起家族往事。
“咱们孔家，曾经是这村里最大的户。”孔传山望着院子里光秃秃的枣树，缓缓说道，“你太爷爷和他兄弟，有几百亩地，整个村一半人都种他家的地。”
“那咱们现在为什么...”孔金龙想问为什么现在这么穷，但被父亲严厉的眼神制止了。
孔传山苦笑：“现在？现在咱们是地主后代，是黑五类。金龙，你要记住，在外面不要提孔家的事，好好读书，将来离开这里，越远越好。”
孔金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他不太明白“地主”是什么意思，但从大人的神色中，知道这不是个好词。
1986年夏天，八岁的孔金龙放暑假，被送到孔河村爷爷家住一段时间。那是他第一次在村里长住，也是第一次真正认识这个村庄。
孔河村有三道街：前街、中街、后街。前街最热闹，梯形河流环绕，女人在河边洗衣服，孩子在河里嬉戏。中街有汽水厂，每天下午飘出甜丝丝的味道。后街有油作坊和小鸡孵化场，空气中混合着豆油香和鸡粪味。
孔金龙很快和村里的孩子玩在一起。他们去河里摸鱼，去汽水厂捡废瓶子换糖吃，去孵化场看刚出壳的小鸡，毛茸茸的，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但孩子们之间也有隔阂。有一次，孔金龙和几个孩子玩捉迷藏，躲到了郭家林坟场。一个叫郭小军的孩子看见了，大声说：“你不能躲这里！你姓孔，这是郭家的坟地！”
“为什么姓孔就不能躲这里？”孔金龙不解。
“因为你家是地主，剥削我们郭家！”郭小军理直气壮。
其他孩子也围过来，七嘴八舌：“对，地主坏！”“我爷爷说，你家以前有很多地，不给我们种就要饿死！”
孔金龙又委屈又生气：“那是以前的事，我又不是地主！”
“你是地主的孙子！”孩子们异口同声。
孔金龙哭着跑回家。爷爷听了，只是叹口气：“他们说得对，咱们家欠村里的。”
那天晚上，孔金龙第一次认真思考“地主”这个词的含义。他问爷爷：“太爷爷真的剥削过人吗？”
孔传山沉默很久，说：“你太爷爷有几百亩地，村里很多人租他的地种，收租子。有人说他剥削，有人说他仁义。金龙，这世上的事，不是非黑即白的。”
“那太爷爷为什么被枪毙？”
孔传山没有回答，只是摸了摸孙子的头：“睡吧，明天还要早起。”
1988年，孔金龙十岁。那年秋天，孔河村发生了一件大事——变压器被偷了。
变压器是1985年装的，结束了村里点煤油灯的历史。虽然每家每户只能亮一个灯泡，但那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孩子们可以在电灯下写作业，妇女们晚上能做些针线活，老人们则聚在有电视的人家看《新闻联播》。
变压器安装在村东头的电线杆上，用铁栅栏围着。然而一夜之间，变压器不翼而飞，只剩下被剪断的电线和撬开的铁栅栏。
全村震惊了。没有电，意味着回到黑暗时代。村委会组织人四处寻找，报警，但都没结果。后来有传言，是村里几个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偷去卖了废铁，但没证据。
没有电的日子持续了近两年。煤油灯重新成为主角，夜晚的孔河村又回到一片昏黄中。孔金龙记得，那时他晚上做作业，眼睛离煤油灯很近，做完作业两个鼻孔都被熏黑了。
1989年底，村里终于凑钱买了新变压器。通电那天，全村像过节一样。孩子们欢呼雀跃，老人们感叹“又能看见亮光了”。孔金龙站在人群中，看着重新亮起的灯泡，突然有种感动——光明来之不易，黑暗却可能随时降临。
1990年，孔传山病重。孔令伟带着孔金龙回村照顾。那是孔金龙最后一次长时间住在孔河村。
病榻上的孔传山更加沉默，常常望着天花板发呆。有一天，他突然对孙子说：“金龙，你知道咱们孔家为什么叫‘孔’吗？”
孔金龙摇头。
“咱们祖上，据说是孔子的后代，明朝时从山东迁到这里，已经两百年了。”孔传山的声音很轻，“‘仁义传家’那块匾，是乾隆年间一个知县题的，说咱们家乐善好施。可是后来...后来就变了。”
“怎么变了？”
“你太爷爷那辈，太看重土地和家业，忘了‘仁义’两个字。”孔传山闭上眼睛，“所以才有后来的事。金龙，你要记住，钱财土地都是身外之物，做人最重要。”
几天后，孔传山去世了。葬礼简单而冷清，来吊唁的人不多。孔金龙跪在灵前，看着爷爷的遗像，突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总想离开这个村庄——这里承载了太多沉重的记忆，像无形的枷锁，锁住了一代又一代孔家人。
1992年，孔令伟决定举家迁往深圳。那时深圳刚成为经济特区，机会多。孔令伟辞去教师工作，带着妻子和十四岁的孔金龙南下。
离开那天，孔金龙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回头望着孔河村。晨雾中的村庄安静祥和，梯形河流静静流淌，汽水厂的烟囱冒着白烟。他不知道这一走，何时才会回来。
“走吧。”父亲拍拍他的肩。
孔金龙转身，跟着父母上了去县城的长途汽车。车轮滚动，孔河村在视线中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地平线上。
四、商海浮沉
深圳，1992年的深圳，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城市。高楼拔地而起，工地遍地开花，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怀揣梦想涌向这里，希望在这片热土上改变命运。
孔令伟最初在亲戚开的小工厂里当会计，妻子在一家制衣厂做工，一家三口住在罗湖区一间不到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条件艰苦，但孔令伟很满足——在这里，没人知道他是“地主后代”，没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他可以堂堂正正地做人，靠自己的努力生活。
孔金龙转入当地中学就读。从北方小县城到南方大都市，他经历了最初的文化冲击——同学们说着他听不懂的粤语，穿着时髦的衣服，谈论着他从未听说过的新鲜事物。但孔金龙很快适应了，他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数学和英语突出，成为老师眼中的好学生。
1995年，孔金龙考入深圳大学经济系。大学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市场经济理论，参加各种社会实践，逐渐萌生了创业的念头。大二那年，他在华强北电子市场做兼职，敏锐地察觉到电子元器件贸易的商机。
1999年大学毕业，孔金龙没有像大多数同学那样进入国企或外企，而是向父亲借了五万元，在华强北租了个两平米的柜台，开始做电子元器件贸易。父亲孔令伟起初不同意，觉得风险太大，但孔金龙坚持：“爸，我想试试。失败了，大不了重新找工作。”
事实证明，孔金龙有商业天赋。他诚信经营，价格公道，又善于抓住市场机会，生意很快走上正轨。2001年，他注册了自己的公司“金龙电子”；2003年，公司年营业额突破千万；2007年，金龙集团成立，业务拓展到房地产和金融投资。
孔金龙在商海中如鱼得水，但内心深处，始终有个角落属于那个北方的小村庄。每次开车经过深圳的河流，他会想起孔河村的梯形河流；每次喝汽水，会想起村里汽水厂的味道。那些记忆像老照片，虽然泛黄，但清晰。
2010年，父亲孔令伟确诊肺癌晚期。孔金龙放下手头所有工作，陪父亲走完最后一段路。病床上，孔令伟对儿子说：“金龙，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在爷爷坟前堂堂正正地说，咱们孔家又站起来了。”
“爸，你一直很优秀，你是最好的老师...”
孔令伟摇头：“不够。你爷爷临走前说，希望孔家的后人能洗刷耻辱，重新做人。我现在明白了，不是洗刷，是超越。金龙，你要超越历史，做个有担当的人。”
父亲的话深深触动了孔金龙。葬礼后，他第一次认真思考回孔河村的可能性。然而公司事务繁忙，这个念头一直被搁置。
直到2023年，孔金龙四十三岁，公司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数千员工、业务遍及全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他觉得自己准备好了，该回去了。
于是有了开头那一幕——黑色的奔驰轿车驶入孔河村，亿万富翁孔金龙回到阔别二十年的故乡。
五、故土新生
孔金龙在村里走了一圈后，来到村委会。村支书郭建军——郭明远的孙子，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
“孔总，欢迎欢迎！”郭建军热情地上前握手。他四十出头，精明干练，是村里少有的留在家乡发展的年轻人。
“郭书记，叫我金龙就行。”孔金龙微笑。
“那怎么行，您是咱们村走出去的大企业家！”郭建军将孔金龙请进办公室，泡上茶，“听说您回来了，镇长本来要亲自过来，但临时有个会...”
“没关系，我就是回来看看。”孔金龙环顾这间简陋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种规章制度和奖状，“村里现在怎么样？”
“唉，不瞒您说，不太好。”郭建军叹气，“年轻人都出去了，剩下的多是老人和孩子。土地大多撂荒，那些村办企业早就倒闭了。现在村里主要收入就是外出打工的寄钱回来。”
孔金龙点点头，这在他的预料之中。中国无数村庄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孔总这次回来，是打算...”郭建军试探地问。
“我想为村里做点事。”孔金龙直截了当，“不过具体做什么，还得听听乡亲们的意见。”
郭建军眼睛一亮：“那太好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明天咱们开个村民大会，您跟大家见见面，听听大家的想法？”
“好。”
当晚，孔金龙住在县城的宾馆。他站在窗前，望着县城的夜景，思绪万千。手机响了，是女儿小雅发来视频通话请求。
接通后，屏幕上出现女儿青春洋溢的脸：“爸爸，我看到你发的照片了，那个村子好破啊！你真要在那里投资？”
“还没决定投资什么，先看看。”
“妈妈说你疯了，那种地方投钱就是打水漂。”小雅嘟着嘴，“还不如在深圳多买几套房。”
孔金龙笑了：“小雅，有些事不能光看经济效益。那是爸爸的根。”
“根？”小雅不解，“咱们家不是一直在深圳吗？”
“咱们家的根在孔河村，已经两百年了。”孔金龙轻声说，“等你再大点，爸爸带你去看看，给你讲讲咱们家的故事。”
挂了电话，孔金龙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起草一份计划书。他有个初步想法，但需要进一步完善。
第二天上午，孔河村祠堂前人声鼎沸。几乎全村人都来了，老人们坐在前排的凳子上，年轻人站在后面，孩子们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从村里走出去的亿万富翁长什么样。
孔金龙站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看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他看到了郭建国，看到了赵爷爷，看到了许多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紧张吗？有点。但他经历过太多大场面，很快就平静下来。
郭建军简单介绍后，把话筒递给孔金龙。
孔金龙接过话筒，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开口：“乡亲们，我是孔金龙，孔传山的孙子，孔令伟的儿子。我生在县城，但根在孔河村。今天回来，就是想看看能为村里做点什么。”
台下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看着他。
“我有个初步想法，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孔金龙继续说，“我想在村里建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搞有机种植和特色养殖；修复孔家老宅，改造成村史馆和民俗客栈；清理梯形河流，打造滨水景观；还要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让老人孩子有个去处。”
人群中响起议论声。
“这得花多少钱啊？”
“有机种植？咱们种了一辈子地，还用他教？”
“村史馆？有啥好展览的？”
孔金龙耐心听着，等议论声稍小，接着说：“我知道大家有疑问。这个项目我初步计划投资五千万，第一期投入一千万。产业园会采用公司加农户的模式，村民可以土地入股，也可以来上班。村史馆不仅展示孔家的历史，也展示整个孔河村两百年的变迁，包括汽水厂、油作坊、眼镜厂这些老产业。我想让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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