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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学智，1973年8月出生于宁夏西吉县，现任宁夏社科院文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兼任银川市作协副主席；致力于中国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出版《话语构建与现象批判《当代批评的众神肖像》《当代批评的本土话语审视》等11部理论著作，在《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5项；入选宁夏哲学社会科学领域“领军人才”培养工程，荣获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贴专家，宁夏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宁夏文联“德艺双馨”等人才培养工程或荣誉；曾获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宁夏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伙夫身上总有一股葱花味，记住这个“梗”，缘于老赵等人的小品《卖拐》。这个“梗”，其实正好道出了行业的局限性。常常溜达在文学“研究”的浅滩边，鞋也就难免被“研究”的浊水花打湿，以至于铸成定向思维。或许是雨的湿，竟反作失足解。这种误判，不是没有。倘若真如此，不怪别人，只证明笔者脑仁已完全钙化。
下面因重翻《沉思的老树的精灵》产生的一些感想，就可视为伙夫与葱花味，或者，雨与淋湿的关系。该书作者是大名鼎鼎的黄子平。他名的大，以前往往与其他两个人呱嗒在一起。一个是钱理群，另一个是许子东，也许还有第三个人，有的话，只能是陈平原。其他几个不好说，许子东倒经常在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里继续发挥着余热。看他老是一副小白脸，咧着厚嘴唇，胸有成竹、笑眯眯“侃”文学的神态，就知道该老兄感觉功德圆满了。在文学“研究”上功德圆满者的标配动作，是翘着二郎腿，身子微微后仰，语调拿捏得恰到好处，于慢条斯理中给文学以一锤定音之感。倘若不信，仔细拜读他煌煌两册五十八万字的《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便可知。
黄子平呢？笔者所知，从北大到浸会以来，似乎很少见新著出版，论文恐怕更很少发表。然而，除上面提到的这本以外，包括《灰阑中的叙述》《文学的意思》，却是一版再版。可是，看他的“研究”范围，基本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这里说的，也正是他对这个时间段及以内中国文学的“研究”。
特意给研究加双引号，无别的意思，只是认为他的研究不是今天流行的“研究”（毫无疑问，今天恐怕也并不存在“文学批评”）。
八十年代的“三副面孔”
《深刻的片面》。看题记，应该是对吴亮两篇文学评论文章的评论。这两篇分别是《批评即选择》（《当代文艺探索》，1985年第2期）和《认识发展的环节：片面性与不成熟》（《当代文艺思潮》，1984年第5期）。既然是评论的评论，他“发挥”的基础肯定是吴亮。从他直接引语中方知，吴亮两文着实属于重磅文章，恕不再这里赘述。黄子平的主要观点便是“深刻的片面”，这是他自己的见解。为了说明该观点之于文学评论的重要性，他当然要举一些例子。这例子基本都是从“大时代”无数故纸堆里大浪淘沙流传到今天的例子，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之、鲁迅皆榜上有名。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持平之论”的颠覆者，“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一切面面俱到的‘持平之论’只能有利于保守僵化的一面，只有那些片面的、不成熟的观点，却代表了生机勃勃的推动历史的深刻力量。”何以如此？就每一个具体的作家而言，都深深意识到只有经由他自己所深切体验到的那个侧面，他才能够做出真实的具体的表现。没有众多的片面就不可能正有内容的整体，未经“分解”的整体只是一个抽象的整体，这业已为多样化的文学创作所证实。所以，他说，评论家理应卸下这样一种思想重负，即他所代表的总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思想体系，他所下的每一个判断都总是关乎真理的声誉。文学家有权经由自己那个片面去表现生活，评论家也有权经由自己的那个片面去把握生活的表现。最后，他颇有总结意味地道出了他的“批评观”。“只要评论家的评论不再操生杀大权，只要负有领导责任的评论家也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的片面，只要偏激和片面正常地得到另一些偏激和片面的补充和反驳（而不是那个唯一的凌驾一切的“全面”的纠正），那么，真正有内容的多样化就会形成，文学批评的繁荣就会到来”。
《“诂”诗和“悟”诗》。从文章信息亦可知，该文的“发挥”起于对《诗探索》创刊刊名的理解。但黄子平依然不会先吹捧得无以复加了，再折返回来“不过”“然而”几句。他的文章没有任何注释，看起来完全是个人感性发挥，可实际上，他的每一句话冷峻得可怕、冷静得肃穆，胜过多数无一字无出处的长文呆论，是真正的“哲学”。照样，缘起寥寥几语划过，便是他的思想。他用“合规律”与“无规律”，质疑诗歌“研究”。“就其‘合规律’的一面而言，诗是可以‘诂’的；就其‘无规律’的一面而言，则非靠‘悟’不可”，所以，对诗似乎只能运用“中医理论”。“自从华佗先生的麻沸散失传以来，轻易不动刀子，只是把把脉，看看舌苔，然后说上一通阴阳调和、气血两旺之类的话，庶几可免乎‘庖丁解牛’之讥。”当然，他也并未完全否定诗歌的理论研究，只是他的肯定比较苛刻，恐怕没几人能真正达到。“理论研究的每一步发展，都既是对已发现部分的一种固定，又是对未发现部分的一种预测。理论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无法穷尽一切可能性，它才是与‘诗创造’一样充满了活力和生机的。”就此而论，今天的几乎全部冠以“诗歌理论”“研究”的东西，好像只能勉强称为社会变迁中的诗歌关键词梳理才合适，因为动用那么多“知识”，只是为了“固定”已发现的，到头来，读者记住的却又不是那些“知识”。既然与诗歌发展无关，诗歌理论研究也就可大致视为“死亡”。
《我读<绿化树>》。篇尾标明写作时间是1984年10月6日，这个时间正是张贤亮发表《绿化树》的当年，即《十月》，1984年第2期。所以黄子平在文章结尾有个特别“申明”，“想要准确评价《绿化树》，无论如何，是为时太早了。”但他同时又补充道，作为九部“系列中篇”中最早发表的一部，应该只是那个宏大整体中的一部分。“艺术作品的有机性就在于它的整体不能由部分来代表，甚至也不等于各个部分的总和。但是，作者敢于把它单独地最先发表，表明他相信作品本身具有独立的完整性。我们根据作者的‘题记’标示的总体意图来探讨这部作品，也就不算是一种苛求了。”
那么，黄子平究竟是怎样窥斑见豹的呢？究竟见到了怎样的一个“全豹”呢？简而言之，黄子平敏锐地抓住了张贤亮小说里达到的心理学上的“极大真实性”，撕开了《绿化树》被他称之为“幼稚”的认知，即讲述历史的时间与被讲述的时间——二十年的时间差而带来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由三重技术环节相互推动并最终坐实。一是作品用章永璘的第一人称自叙，读者也就很难把今天的作者与二十年前的章永璘区分开来，把作品的思想倾向和人物的心理状态区分开来。二是作品从头至尾用的是现在进行时态的描写，而不是回忆，表明作者是把“过去”也是作为“现在”来看待的，“并没有从艺术上显示出时间进展的阶段性”。三是整篇叙事所用的是正剧的抒情语气，这展示的是一个经过诗意化的世界，它使读者感动、共鸣，却无法展开紧张的思索。
后来“文学史”对张贤亮的评价，基本围绕两个“神圣化”（即苦难的“神圣化”和农民的“神圣化”），以及俄苏文学影响展开。特别是后者用敦厚、粗鄙、智慧，“导引着俄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的叙事，鲜见反过来审视这影响本身问题的。这个问题其实一直贯穿在张贤亮小说创作始末，直到《我的菩提树》出现才大为改观。可是，后者又难说是典型意义的虚构叙事，目前为止，仍是研究界的空白，这就造成了张贤亮研究事实上的阙如。今
今天文学“研究”的“野心”
草草回顾黄子平四十年前的几则旧文，当前的一些现象不由然涌上心头。现如今已然不叫“文学批评”了，至于为什么，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说的事。这里想说的是，无论叫什么，不该改变它的基本属性。热心的读者可能都有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一度被各种各样的“返回”“重返”“作为方法”所牵引。而哭着喊着要回去的那个时间，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结果，回到目的地后，找到了什么呢？是作家散逸的日记、与编辑的讨价还价，以及对哪个域外大师的好奇、某次重要会议上的花絮。这竟构成了文学“研究”的灵感，我们看到，关于一部长篇小说的书评，关于一个代际作家群的创作，关于一个“主题”的选择，以及关于一个作家的发迹史，都辐射性地成了“当代文学”的学术增长点。不是判断这些元素的价值，而是考证这些元素背后的“知识”。这意味着，黄子平“深刻的片面”消失了，捡起来的是“大时代”中早已养成的滑头“持平之论”。这哪里仅是思想重负，分明是为“每一个判断都总是关乎真理的声誉”而奔走号呼的架势。极端者，竟游走于各类繁杂书籍之间，目的只是为了论证“心里有神的人才会去铸钟”这样一个骇人的命题。言外之意，长不长命，全系于文学是否愿意给续命。
黄子平的《“诂”诗和“悟”诗》，似乎反照的应该是当下的诗歌理论“研究”。可是，它们对未发现部分有没有一种预测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因果链早埋在其中了。既然诗歌创作无非是四季轮回、风吹日晒、咖啡竹影，间或夹杂一些读书笔记，对于此种“类”日常生活，周而复始本就是其基本特征。无论秦时明月，还是汉时关，月亮在天，关隘在地，持键盘者与仗剑天涯者，都需要认真践行好吃喝拉撒睡，并以此作为前提，这种“类”生活本身不会自动超越“自在”而上升为“自为”，还有什么可预测的呢？大不了“把日子过成山风/把生活过成鲜花”，或者“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淬火”。
不过，我们也千万别弄反了。黄子平倡导的“诂”与“悟”、“合规律”与“无规律”，是针对那时候诗歌的“可诂”“可悟”，以及非得靠“悟”却强制纳入“机械化”分析的诗歌理论来说的。倘若它自以为“已诂”的部分已构成包罗万象的自足体系，企图靠自身的绝对完善来养活自己，那么不是窒息而亡，至少也是进入了冬眠状态。对于诗歌理论研究者来说，面对如此自恋而暴露的诗歌，若还想强颜开动理论机器，“不是太大的野心，就是不必要的恐惧”。结果，只能生产一堆谁也不明白要干什么的“项目”“课题”，然后挤破脑袋占据几页版面，本质上与诗歌没有关系。
张贤亮小说，当然可以众说纷纭。只是，如果迄今仍停留在繁琐考证上，比如像某著名学者煞有介事所做的那样，在另一个小说家的小说叙事中死扣“归来者”的“意图”，过来过去，不还是在黄子平的两个“神圣化”中打转吗？真不明白，这叫什么文学“研究”示范？
推而广之，如今文坛盛行的“人间叙事”亦显露出类似局限。它们常以家族史、个人命运为经纬，在铺陈生活细节、渲染温情坚韧的同时，却将苦难归因于抽象命运，以情感慰藉替代对根源的追问。这种倾向以“理解”与“爱”柔化现实矛盾，用表面安详覆盖思想锋芒，实则迎合了当下普遍寻求“心灵按摩”的文化心理。当文学沉浸于对日常物性的冗长描绘，或借历史长卷回避当下真问题，它便从“发现问题的艺术”滑向“提供和解的仪式”。质言之，当温情修辞馆里不约而同堂而皇之陈列“人间”“人们”“人世间”这类非人性古董，当“亲爱”“挚爱”“欢喜”“温暖”如廊下之灯，不舍昼夜散发着暖融融的光晕之时。一种以情感抚慰替代尖锐质询，以道德温情弥合现实裂痕的叙事策略便悄然集聚。它只提供“情绪价值”的稳妥路径，规避的是偏正结构可能引发的“不适”。这进一步表明，“他者”经验已被同质化的温情叙述所吸纳，这难道与四十年前黄子平所警惕的“幼稚”，有本质区别吗？
带着浑身葱花味的呼吁
《沉思老树的精灵》代自序“我与批评”中，黄子平说，批评，是自我意识的产物。他说，“因此，不可避免地，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表现，是自我的一种存在方式”。“不敢表现的自我是见不得人的自我，只好拿抽象的‘大我’来遮掩。敢于表现的自我，才能与他人、公众的自我相通，相比较、相促进。”由此逆推，那么，那些动辄“我们”，张嘴闭嘴代表多少多少人的话语，究竟征求过谁的意见呢？如果没有，或仅仅被某个编辑、某个外审专家所认可，按照逻辑，其“研究”只能出现两种情况，而这两种情况也就不能上升为“当代中国”“中国当代文学”。一种是编辑个人或外审专家认可的作者见得着人的自我，另一种必然是他们合伙欺骗读者，冒名代表读者和其他研究者的“他者的自我”。退一万步说，假如还有一种可能，即高悬于其上的“标准”，也只能是前二者的臆断，因为毕竟还有更多的批评家都在努力地表现着自己的自我，而且没有证据显示都是见不得人的自我。
问题来了，文学批评走到今天“研究”的地步，当然是大家都能肉眼见到的现状。无论怎么理解，都不大可能像“大时代”那样，是面面俱到的“持平之论”占上风，而偏激、片面沉入到淤泥的现实。恰恰相反，应该是后者兜底，并至少在数量上占上风，而空洞的“大我”普遍遭到质疑乃至于需要矫正的时代。
回到本文的核心问题，既然不是所谓“范式”转型，它就不具有普遍性，不具有时代所要求的必须把“批评”转型为“研究”的语境。套用黄子平的呼吁，只要掌握着评论家评论的人不再以自我旨趣为名义对评论操生杀大权，只要负有领导责任的评论家也意识到自己不可避免的片面，只要偏激和片面正常地得到另一些偏激和片面的补充和反驳（而不是那个唯一的凌驾一切的“全面”的纠正），文学“研究”再转身止损，遏止那些毫无来由的“野心”论述，从而走上正常的文学批评路子就不会仍然山穷水尽。这个底气是今天时代所给予的，这是与“大时代”截然有别的一点。
“有些人能感受雨，而其他人则只是被淋湿”；老范头大脖子粗，被老赵判为伙夫。本人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充其量只是一个伙夫的后厨视角，无法不带着葱花味。所以感受不到野心勃勃的论述到底在许诺什么，反而真切体会到一浪高过一浪，似野马也似尘埃的气势一阵阵扑后厨而来的压迫感。也相信摆脱这窒息感，只能从穿过酒气醺天的喊叫声中开始，而不能另起炉灶，不痛不痒重述陈独秀、钱玄同、胡适之、鲁迅、黄子平们已经做过的。
2026.01.25-26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