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武侯祠感怀
周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首《蜀相》是唐代诗人杜甫游览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此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诗人对蜀汉丞相诸葛亮雄才大略、辅佐两朝、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死的惋惜之情。
今日谒成都武侯祠,红墙夹道,古柏森森,一踏入那方天地,更是被一种穿越千年的厚重与庄严深深震撼。这不仅仅是一座祠堂,更是一部立体的史书,它静静诉说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那些明志明智之士,如何以血肉之躯为历史的尊崇与延续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驻足于“汉昭烈庙”与“武侯祠”浑然一体的建筑群前,我心中涌起了些许别样的思考: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史中,“功高盖主”往往是为人臣者最大的忌讳,多少盖世功勋最终都演变成了“鸟尽弓藏”的悲剧。然而,诸葛亮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外。
他以一介布衣,受先帝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从此“许先帝以驱驰”。刘备临终托孤,那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极度的信任,也是巨大的政治试探。而诸葛亮用他的一生,给出了最完美的答卷。他对内严明法度,对外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一个偏安一隅的蜀汉政权治理得井井有条,其威望之隆,甚至超过了后主刘禅。
按理说,这种局面极易引发皇权的猜忌与动荡。但最终,历史给出了最客观公正的评价——君臣一地,千古流芳。
这种“君臣一地”,首先是历史对诸葛亮道德力量的最高加冕。他用“忠”与“智”化解了权力的悖论。他的“功高”,高在一心为公,高在“非淡泊无以明志”,这种纯粹的人格力量,让皇权的狭隘在他面前相形见绌,从而赢得了后主乃至后世贤臣良君们的敬畏。
其次,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政治”的集体追认。后世将刘备与诸葛亮合祀,甚至让“武侯祠”之名盖过“昭烈庙”,这本身就说明了民心所向。百姓不在乎谁是君、谁是臣,他们只尊崇那些真正为苍生谋福祉、为信念守承诺的人。在这里,君臣之礼让位于道德之尊,这是一种超越了封建等级的历史公正。
走出武侯祠,回望那森森古柏,我豁然开朗:诸葛亮之所以能打破“功高盖主”的魔咒,是因为他把“自我”彻底消融在了“家国天下”的理想之中。历史是公正的,它最终将这位千古贤相,与他辅佐的君主并置高台,让他们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关于忠诚、智慧与担当的永恒坐标。
或许,一己拙见令人难以苟同,更可能是被视为偏见,然每人的视角不同,认识亦不同,故只求探讨,直抒感悟!
余草诗一首以书感怀
谒武侯祠
周焱
古柏凝云护锦官,
祠堂肃穆仰衣冠。
三分鼎足隆中策,
六出祁山蜀道难。
沥胆已酬鱼水契,
鞠躬犹映汗青丹。
功高未震君臣义,
同祀千秋天地安。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