谒武侯祠感怀

周焱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这首《蜀相》是唐代诗人杜甫游览武侯祠时创作的一首咏史怀古诗。此诗借游览古迹，表达了诗人对蜀汉丞相诸葛亮雄才大略、辅佐两朝、忠心报国的称颂以及对他出师未捷而身死的惋惜之情。

        今日谒成都武侯祠，红墙夹道，古柏森森，一踏入那方天地，更是被一种穿越千年的厚重与庄严深深震撼。这不仅仅是一座祠堂，更是一部立体的史书，它静静诉说着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那些明志明智之士，如何以血肉之躯为历史的尊崇与延续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驻足于“汉昭烈庙”与“武侯祠”浑然一体的建筑群前，我心中涌起了些许别样的思考：在中国数千年的政治史中，“功高盖主”往往是为人臣者最大的忌讳，多少盖世功勋最终都演变成了“鸟尽弓藏”的悲剧。然而，诸葛亮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例外。

       他以一介布衣，受先帝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从此“许先帝以驱驰”。刘备临终托孤，那句“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既是极度的信任，也是巨大的政治试探。而诸葛亮用他的一生，给出了最完美的答卷。他对内严明法度，对外六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将一个偏安一隅的蜀汉政权治理得井井有条，其威望之隆，甚至超过了后主刘禅。

按理说，这种局面极易引发皇权的猜忌与动荡。但最终，历史给出了最客观公正的评价——君臣一地，千古流芳。

       这种“君臣一地”，首先是历史对诸葛亮道德力量的最高加冕。他用“忠”与“智”化解了权力的悖论。他的“功高”，高在一心为公，高在“非淡泊无以明志”，这种纯粹的人格力量，让皇权的狭隘在他面前相形见绌，从而赢得了后主乃至后世贤臣良君们的敬畏。

       其次，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理想政治”的集体追认。后世将刘备与诸葛亮合祀，甚至让“武侯祠”之名盖过“昭烈庙”，这本身就说明了民心所向。百姓不在乎谁是君、谁是臣，他们只尊崇那些真正为苍生谋福祉、为信念守承诺的人。在这里，君臣之礼让位于道德之尊，这是一种超越了封建等级的历史公正。

       走出武侯祠，回望那森森古柏，我豁然开朗：诸葛亮之所以能打破“功高盖主”的魔咒，是因为他把“自我”彻底消融在了“家国天下”的理想之中。历史是公正的，它最终将这位千古贤相，与他辅佐的君主并置高台，让他们共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脊梁中，关于忠诚、智慧与担当的永恒坐标。

       或许，一己拙见令人难以苟同，更可能是被视为偏见，然每人的视角不同，认识亦不同，故只求探讨，直抒感悟！

       余草诗一首以书感怀

谒武侯祠

周焱

古柏凝云护锦官，

祠堂肃穆仰衣冠。

三分鼎足隆中策，

六出祁山蜀道难。

沥胆已酬鱼水契，

鞠躬犹映汗青丹。

功高未震君臣义，

同祀千秋天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