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祀”与“戎”的现代文明践行

案首：

“我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既是《义勇军进行曲》中对于民族历史危亡时刻的永恒定格，亦是对所有时代的一种深沉警醒。它所指涉的，绝非仅是一段已尘封的过往；它更是一种精神刻度，丈量着一个文明在承平岁月中对潜在危机的感知力、对历史教训的消化力，以及面向未来的精神预备。当和平的帷幕有时掩盖了结构的张力，当发展的凯歌可能冲淡居安思危的直觉，这句穿越时空的呐喊，尤其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历史修正主义暗流涌动的当下，显示出其超越具体历史语境、直指文明生存常态的深刻洞见。它迫使我们回答：一个民族，要如何在其文化生态中，始终保持对这种“最危险时候”的清醒认知与集体记忆，并将其转化为维系生存、护卫和平的深沉力量？下文所述，便是基于“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古老文明智慧，对这一问题展开的当代实践与思考。

引子：当警钟再次敲响——日本右翼执政下的历史回响与文明守望

2024年秋，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完成其党内总裁任期，随之而来的是日本政坛又一次权力调整与路线确认。近年来，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持续主导政坛，其政策取向与历史认知引发区域乃至全球深度关切。修宪动议、防卫费激增、对“台湾有事”的频繁表述，以及在历史教科书与官方表态中对侵略历史的模糊处理，构成了一幅复杂而严峻的战略图景。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右翼政治人物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否定“河野谈话”与“村山谈话”精神、试图淡化甚至美化殖民与侵略历史的言行，不断刺痛着曾被军国主义铁蹄践踏的亚洲各国人民的记忆神经。

在此背景下，我们文化生态中对抗战题材的持续输入与深耕，便超越了单纯的历史回顾或文艺创作范畴，上升为一项紧迫而深远的文明存续工程。这并非沉湎于旧日伤痛，亦非煽动对立情绪，而是基于一个冷酷的现实判断：当曾经的加害者一方，其政治主流对历史罪责的反思呈现退潮甚至反转之势时，受害者一方若任由记忆风化、叙事失声，则不仅是对自身历史与牺牲者的背叛，更将使自己置于未来可能的历史话语权争夺乃至现实安全博弈中的被动地位。抗战题材的每一次重现，都是对试图歪曲的历史叙述的一次矫正，是对试图遮蔽的文明伤痛的一次揭露，更是对“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潜藏暗流的一次清醒警示。它关乎真相，关乎正义，更关乎一个民族在复杂国际格局中，如何保持精神独立性、战略定力与道德尊严的根本命题。

我们为什么要在文化生态中不断输入抗战题材：基于“祀”与“戎”的现代文明践行

在信息爆炸、文化消费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个看似属于过去时的题材——抗战——却始终在中国文化创作的谱系中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与持续的产出。从史诗巨制的影视剧到细致入微的纪录片，从波澜壮阔的文学作品到沉浸式的数字体验，从庄严肃穆的国家公祭到民间自发的记忆传承，抗战叙事构建了一个庞大而深邃的意义宇宙。这绝非文化创作的惯性或题材的枯竭，其背后，贯穿着中华文明对自身命运最深刻认知之一的实践——“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代文化生态中持续输入抗战题材，正是将这一古老而深邃的智慧，应用于民族精神塑造与文明存续发展的宏大实践，是一场以文化为器，融“戎”之铁血记忆于“祀”之永恒传承，从而筑牢认同基石、应对现实挑战、照亮未来征途的未竟伟业。

【正文】

第一章 “戎”的当代铭刻：守卫记忆疆域与锻造精神剑戟

抗战，首先是一场中华民族在最危急关头进行的、涵盖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总动员的生死存亡之“戎”。这场“戎事”的惨烈、艰巨与伟大，构成了民族集体记忆中最沉痛也最辉煌的篇章之一。在和平年代持续进行文化输入，首要意义在于完成对这场“戎事”的当代铭刻，其功能远超历史教育，而是主动守卫精神疆域、锻造应对一切挑战的内在“剑戟”。

1.1 构筑记忆防线，抵御“历史虚无主义”的侵蚀

时间会风化岩石，更会侵蚀记忆。在全球化、网络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碎片化、娱乐化，以及别有用心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使得历史记忆面临被解构、淡化乃至扭曲的严峻挑战。“历史虚无主义”并非空泛的概念，它可能表现为对抗战艰苦性的轻佻质疑，对英雄事迹的恶意诋毁，对胜利原因的片面解读，或是对战争性质的模糊处理。当日本右翼势力试图通过教科书修改、官方言论“打擦边球”等方式，系统性模糊其侵略责任与战争罪行时，这种外部叙事冲击与我们内部可能出现的记忆松动相结合，危险性不言而喻。

因此，持续产出高质量、多形态、基于扎实史实的抗战题材作品，就是在构建一条多层次、立体化的“记忆文化防线”。这条防线由以下要素构成：

1.1.1 史实的“锚定点”

通过严谨的纪录片、档案发掘、口述史，不断夯实历史细节的准确性，让宏大叙事建立在不可辩驳的微观真实之上。例如，对具体战役过程、日军暴行证据链、战时社会生活的细致还原，使历史成为有温度、可触摸的存在，而非抽象的数字和概念。

1.1.2 情感的“共鸣场”

通过优秀的文学、影视、戏剧作品，将历史转化为可感可泣的人物命运与情感激荡。让观众与读者跨越时空，与战火中的先辈产生情感连接，理解他们的恐惧、勇气、牺牲与希望。这种情感共鸣是抵御冷漠与遗忘的最有效抗体。

1.1.3 价值的“阐释系”

通过深度评论、学术研究、公共讨论，不断阐释抗战精神在当代的意义。阐明为何“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在今天依然珍贵，为何“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支撑，从而将历史记忆主动转化为活的、正在参与当下价值构建的精神资源。

这条防线的意义，在于确保关于这场民族浩劫与重生之战的核心叙事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防止记忆在代际传递中失真，防止历史在众声喧哗中被消解，防止先辈的牺牲在轻佻的言论中失去应有的重量。

1.2 萃取“极限生存智慧”，储备民族战略能力

抗战不仅是悲壮的牺牲史，更是一部在极端劣势下，展现惊人战略智慧、战术创新与组织韧性的“生存教科书”。这场“戎事”中蕴含的宝贵经验，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应对危机与挑战，都具有永恒的参考价值。

1.2.1 战略层面的智慧

“持久战”理论的提出与实践，是面对强敌时，基于对敌我力量对比、战争性质、国际形势的深刻分析，所制定的最高明战略。它超越了单纯军事范畴，是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的总体战方略。理解这一点，有助于培育国民宏观、辩证、长远的战略思维，理解在复杂博弈中“以时间换空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深刻哲理。

1.2.2 战术与组织层面的创新

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丰富多彩的游击战术，是人民战争伟力的生动体现，展现了在技术装备落后条件下，如何通过智慧、勇气与群众动员，最大化削弱敌人优势。敌后根据地的建设，则是军事斗争、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的综合实践，堪称战时社会组织的伟大创新。这些案例是培育创新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动员能力的宝贵案例库。

1.2.3 精神意志的淬炼

在装备悬殊、物资匮乏、环境残酷的条件下坚持十四年，本身就是一个精神奇迹。这其中体现出的那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绝、“最后关头”的牺牲勇气、以及绝境中的乐观与信念，是民族精神在极限压力下淬炼出的最坚硬内核。通过文化作品反复呈现这种精神状态，是在为整个民族进行一种“精神储能”，让后代在遇到其他形式的艰难险阻时，能下意识地从这段历史中汲取“我们可以挺过去”的心理暗示与精神模板。

将这些“戎”的智慧与精神进行文化编码和持续传输，等于为民族配备了一个应对未知风险与挑战的 “战略文化工具箱” 。它未必直接提供解决方案，但能塑造一种更具韧性、更富智慧、更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的民族性格。

1.3 具象化“生存底线”，强化国家安全伦理

和平日久，“国家安全”容易成为一个抽象的政治或军事概念。抗战叙事将“亡国灭种”的危险具象化为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文化沦丧的悲惨图景，将“保家卫国”的责任具象化为无数普通人为守护家园、亲人、文化传统而奋起抗争的生死抉择。这种具象化教育具有无可替代的冲击力。

首先，它定义了“不可退让的底线”。通过展示侵略带来的深重灾难，明确回答了“我们为何必须捍卫主权与领土完整”——因为这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存续、每一寸土地的归属、每一种文化的尊严，是文明生存最基本的物理与精神空间。

其次，它塑造了“公民防卫伦理”。抗战是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族战争，各阶级、各阶层、各族人民都被卷入其中。这种叙事强化了一种观念：国家安全并非只是军队与政府的事务，它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在极端情况下，捍卫共同体的生存是每个成员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这为现代的国防教育、国民安全意识培育，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情感与伦理基础。

最后，它警示“和平的脆弱性”。当日本右翼势力在扩军修宪的道路上快步前行，当区域安全格局面临深刻调整时，抗战历史是一面永恒的镜子。它提醒人们，和平与发展并非历史常态，而是需要清醒认知、坚决捍卫、精心维护的珍贵状态。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制造仇恨的悲剧逻辑有重演的机会。

第二章 “祀”的现代转化：安顿牺牲英灵与凝聚价值共同体

如果说“戎”侧重于斗争与生存的实践，那么“祀”则侧重于对牺牲的尊崇、对意义的升华、对共同价值的凝聚。在文化层面处理抗战题材，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完成一场宏大的、持续进行的现代“祀”仪。它将历史的创伤与牺牲，转化为滋养当代文明的精神仪式与价值符号。

2.1 建构国家与民族的“纪念场”与“情感共同体”

个体的伤痛会随时间消逝，家族的记忆可能在迁徙中模糊。国家级、社会性的纪念仪式与文化叙事，其功能在于将散落的、私人的悲痛，汇聚、升华为整个共同体共享的庄严记忆，从而建构一个超越时空的“情感与意义共同体”。

其一，完成从“私人创伤”到“公共祭奠”的转化。国家公祭日、抗战胜利纪念日等法定纪念日，以及相关主题的文艺作品、公共展览、媒体宣传，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现代纪念仪式体系。它赋予每个公民一个共同的时间节点和情感出口，去缅怀、去反思、去宣誓。这不同于家族祭祖，而是对整个民族“苦难辉煌”历程的集体致敬，极大地强化了“我们”的认同感。

其二，使文化作品成为“流动的祭祀”。一部打动人心的小说、一部制作精良的电视剧、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都可以被视为一次成功的“文化祭祀”。它们将观众/读者带入特定的历史情境，在情感共鸣中完成对先烈的默哀与致敬。这种“祭祀”不受固定时空限制，可以持续进行，反复强化。

其三，塑造“英雄谱系”与“精神地标”。通过叙事，杨靖宇、赵一曼、张自忠、狼牙山五壮士等无数英雄，从历史人物转化为承载特定精神价值（如忠诚、坚贞、勇毅、牺牲）的文化符号。抗战遗址、纪念馆、纪念碑，则成为物质化的“精神地标”。这个“英雄谱系”和“精神地标”网络，为民族提供了一套可供瞻仰、学习的精神坐标体系，是“祀”的物化呈现。

2.2 完成“牺牲者”到“守护神”的符号升华与价值传承

在传统“祀”文化中，对杰出人物和英雄的祭祀，旨在使其德行功绩不朽，并福佑后人。抗战文化叙事也遵循着类似的逻辑转换。

首先是符号的升华。牺牲的将士与同胞，不再仅仅是逝去的生命，而是升华为“民族魂”、“不屈的象征”、“和平的基石”等崇高文化符号。他们的故事被反复传颂，形象被艺术塑造，成为民族精神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守护神”群像。这既是对逝者的最高尊崇，也是为生者树立价值标杆。

其次是价值的萃取与传递。每一次对抗战故事的讲述，都是一次对其中蕴含价值的萃取和传递过程。“精忠报国”、“舍生取义”、“众志成城”、“血战到底”等价值观念，通过具体可感的故事得以承载和活化。这种传递不是生硬的说教，而是借助情感冲击实现的价值内化，是“祀”之教化功能的现代表达。

最终，是践行“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伦理目标。孔子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庄重地对待历史、追念先人，社会风气自然会趋向淳厚。持续、严肃地对待抗战纪念，就是在全社会倡导一种感恩、敬畏、不忘本的伦理态度。它抵制着历史健忘症和道德相对主义，有助于凝聚社会的基本共识与道德底线。

2.3 在国际语境中确立道德坐标与话语立场

抗战不仅是中国的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围绕抗战的“祀”（纪念与阐释），也是我们在国际舆论场和文化交流中确立自身道德坐标、争取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第一，申明正义性与受害者身份。系统、有力地呈现日军暴行（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无差别轰炸等）和中国人民的巨大牺牲，是在国际社会持续申明中国作为战争受害者和反法西斯正义一方的历史与道德立场。这对于反击日本右翼的模糊言论、争取国际社会理解与支持至关重要。

第二，贡献关于战争与和平的“中国叙述”。中华民族从自身惨痛经历中形成的对战争的深刻憎恶、对和平的虔诚渴望、以及“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的实践智慧，构成了一套独特的“战争与和平观”。通过文化产品输出这一观念，例如强调和平的珍贵、揭露战争的残酷、歌颂在战争中闪耀的人性光辉，我们是在为人类共同议题贡献中国视角与中国智慧。

第三，进行文明对话与情感联结。许多抗战故事本身具有跨越国界的人性感染力（如国际友人的援助、普通民众的互助）。通过这些故事，可以与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其他曾遭受法西斯侵害的国家人民，建立基于共同历史记忆的情感联结，在文明对话中找到共鸣点。

第三章 “祀戎合一”：生成面向未来的复合生命力

在文化生态的实践中，“祀”与“戎”绝非割裂的两极，而是如阴阳互济、经纬交织，共同编织出抗战题材深厚而持久的生命力。二者的深度融合，使得历史记忆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是能主动参与当下、塑造未来的活性能量。

3.1 “戎”为“祀”奠基：真实性与力量感的源泉

没有“戎”的惨烈、复杂与真实，“祀”容易流于空泛的形式主义或廉价的煽情。抗战史本身的磅礴、沉重与丰富细节，为一切纪念与艺术表达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历史重力”和“情感压强”。

真实性赋予合法性。建立在严谨史实基础上的叙事，使纪念活动和文化作品具有无可辩驳的道德力量与感染力。真实的牺牲、真实的苦难、真实的斗争，是触动人心、引发深思的终极保证。任何脱离历史真实的虚构或戏说，都会削弱乃至摧毁“祀”的庄严性与教化意义。

复杂性提供深度空间。抗战并非简单的黑白二分。它包含着国共合作与摩擦、国际关系的错综变化、敌我力量的动态消长、社会各阶层的不同反应等极其复杂的面相。正视并艺术地处理这种复杂性，反而能使“祀”的内涵更加丰厚、思考更加深邃，避免陷入片面和浅薄。

“戎”的实践智慧丰富“祀”的精神内涵。我们在“祀”中纪念的，不仅是牺牲的悲壮，更是斗争中的智慧、绝境中的创造、团结的力量。这些从“戎”中萃取的精神元素，使得纪念超越了对伤痛的单纯哀悼，升华为对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的礼赞与传承。

3.2 “祀”为“戎”赋魂：意义升华与代际传递的桥梁

没有“祀”的系统性提炼、升华与传承，“戎”的经历可能仅仅作为一段残酷的过去被封存，其精神能量无法有效转换为滋养后代的文明养分。“祀”的文化实践，正是完成这一转换的关键机制。

“祀”的核心工作是完成从事件到精神的转化。即将具体的历史事件，提炼、抽象、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与民族品格。将一场阻击战升华为“血战到底”的气概，将一次迁徙升华为“文化西迁”的壮举，将个人的牺牲升华为“家国情怀”的典范。没有这个“赋魂”过程，历史就只是故纸堆中的记载。

“祀”确保了“戎”的精神从过去流向未来。通过教育体系、文化产品、公共仪式的代代传递，抗战精神得以跨越时间，与每一代人的成长经历相遇，参与塑造他们的价值观、责任感与身份认同。这才是真正的“不朽”。

“祀”凝聚了集体行动的“意义共识”。一个社会对自身重大历史的共同理解和尊崇，是形成集体行动“意义共识”的基础。当“勿忘国耻、振兴中华”通过“祀”的文化网络成为全民深入人心的共识时，它就能转化为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国防建设、对外交往等各领域攻坚克难的强大精神动力。这是“祀”对当代“新戎事”（各种形式的竞争与挑战）最直接的赋能。

3.3 应对“新戎事”：提供文化原型与深层动能

今天的中国，面临的“戎事”早已超越传统热战范畴，延伸到科技战、经贸战、金融战、舆论战、网络战、人才争夺、标准制定、文化影响力竞争等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的领域。这些“新戎事”同样需要战略智慧、斗争精神、牺牲奉献（可能是时间、精力、舒适区）和强大的组织凝聚力。

抗战叙事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精神原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封锁中寻求突破”、“以弱胜强的智慧与勇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无数故事与精神，为应对科技封锁、产业升级、全球化逆流等挑战，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原型与精神隐喻。它让人们意识到，今天的困难并非前所未有，先辈曾在更艰险的境地中开辟生路，这种历史自信至关重要。

持续浸润在蕴含“祀戎合一”智慧的文化中，有助于淬炼一种居安思危、不忘根本、敢于斗争、善于创造、珍视团结的复合型民族性格。这种性格，是民族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稳健前行的深层心理保障。

特别在回应日本右翼动向时，这种文化实践具有双重现实意义：对内，它能有效识别和抵制任何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想渗透，保持舆论场和民意的清醒；对外，它使得我们在与日方进行历史对话、外交交涉、安全博弈时，拥有坚实的历史依据和民意基础，确保国家立场具有道义的制高点和情感的凝聚力。这本身就是一场在历史和现实两个层面同时进行的、至关重要的“话语权与叙事权之战”。

结论：一场永不完结的文明奠基礼

综上所述，在文化生态中持续而郑重地输入抗战题材，绝非文艺创作的“内卷”，亦非对历史伤痕的纠缠不放。它是一场自觉的、宏大的、面向未来的文明奠基与精神续航工程。它深刻践行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古老智慧：

它以“戎”的叙事，铭刻生存斗争的史诗，守卫记忆与精神的疆土，萃取穿越时空的生存智慧。

它以“祀”的仪式，安顿牺牲，升华价值，凝聚共同体，确立文明的道德坐标。

它通过“祀戎合一”的文化实践，将血火记忆转化为基因代码，将历史苦难升华为文明阶梯，为民族应对一切已知与未知的挑战，提供着最深层的文化底气、精神原型和战略定力。

尤其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冲击战后国际秩序、挑战历史正义的今天，这场文化实践更显出其迫切的现实意义和战略价值。它确保一个走向复兴的民族，能够在鲜花与掌声中不忘来路的泥泞与荆棘，在开放合作中保持独立清醒的判断，在和平发展的阳光下始终擦拭着捍卫和平的剑锋。

这，是一场永不完结的文明典礼。我们以文化为祭坛，既祭祀过往的牺牲与苦难，亦操练未来的心志与能力；既捍卫历史的真相与尊严，亦开辟前行的道路与光明。让抗战题材常存常新，让那段历史所淬炼出的精神永远鲜活，正是中华民族确保自身文明薪火相传、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巍然屹立的深邃智慧与必然选择。大哉，此“祀”！伟哉，此“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