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军委原委员、解放军原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1月23日1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廖锡龙上将1940年6月生,汉族,贵州思南人,1963年2月入党,1959年1月入伍,解放军军事学院基本系毕业,大专学历,上将军衔。曾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这位传奇上将,入伍在贵州省军区49师历任战士、班长,基层指挥员,原11军31师军务副科长、作训科副科长,91团副团长、团长,31师副师长,32师师长,31师师长,11军副军长、军长,原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中央军委委员、原总后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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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退伍名单”走上指挥席
1940年,廖锡龙出生在贵州思南县的一个普通农家。那时的中国,仍处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偏远山区的信息闭塞,和“将来当将军”这类词语几乎没什么关系。到了1959年,19岁的他应征入伍,来到49师145团4连,当了一名普通战士。
新兵下连没多久,连队干部就发现,这个来自山区的年轻人,话不多,身子骨却很硬朗,训练时一板一眼。1964年前,他已经在部队服役整整六年,做到班长。按当时一般陆军三年服役期的惯例,能留到六年而不退伍,要么是不可替代的技术兵种,要么就是被看作有希望“提干”的骨干。廖锡龙显然被划入后者。
1963年,部队在进行干部考察时,组织上已经把他列为“干部苗子”,准备重点培养。但在具体审核时,他因为文化程度偏低,被刷了下来。这一下,原本就不宽的路口更窄了。对一名普通班长而言,能否提干,基本决定了今后的走向。
转机出现在1964年。那一年,在中央军委的号召下,全军掀起大比武热潮,昆明军区也按计划组织比武。廖锡龙敏锐地意识到,这是难得的机会。他在刺杀、擒敌等课目上本来就基础扎实,这次索性把所有本事“砸”在比武场上。结果,他在昆明军区对抗刺杀专项比赛中拿了第一。
这个成绩,在当时不算小事。很多战士都相信,这样的表现,足以让他重新进入提干视野。遗憾的是,紧接着一场事故,让刚刚露出曙光的前途又一次暗了下来。在一次销毁雷管的任务中,他右手手指受伤致残,影响了行动和操作。按照当时的标准,这种伤对未来担任基层指挥员是个不小的减分项。
连队干部看在眼里,难免替他惋惜。六年兵龄,错过了两轮提干机会,手上又落下伤残,“提干基本无望”的结论,在不少人心里已经成型。随后,连队打算在年底将他列入退伍计划,这是按规矩办事。
事情到这一步,按一般轨迹发展,廖锡龙很可能回到贵州老家,顶多成了“当过多年兵的老兵”。偏偏就在这节骨眼上,命运给他留了一道口子。 🔺郭兴福在教学
当时,全军正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各级首长纷纷下连队观摩。一次,师里一位首长来到91团4连,看他们的汇报演练。演练中,4连一个班的行动尤其抢眼,节奏流畅、衔接紧密,那正是廖锡龙带的班。
演练结束,这位首长边看记录边评价:“这个小班长指挥能力不错,是个稀有的干部苗子,要好好培养。”一句话,让即将退伍的“老班长”留了下来,还被明确列为重点培养对象。不得不说,这种“被看见”的时机来得有点突然,却极为关键。
1969年,原49师调归第十一军,改编为31师。接下来的几年,廖锡龙一路被提拔,做到师作训科副科长。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前途似乎已经顺畅许多。但1976年的一次干部精减,又把他推到了命运的边缘。
那一年,31师开始精减干部,一批人被安排转业。名单里,就有廖锡龙。对于一名军中青年骨干来说,这个结果不啻于“第二次被退回原点”。关键时刻,又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时任31师副师长关福成。
关福成在讨论会上拍着桌子说:“廖锡龙这个人,军事技术过硬,带兵训练也有章法。让这样的干部转业,实在可惜,不如让他去带兵。”这一“顶”,改变了他的命运走向。他再次留在部队,并于1978年调任91团副团长。
同年11月底,中越关系急剧恶化,边境局势紧张。此时的廖锡龙,已经从多次“进退”中走出一种冷静:一旦有战事,必须拿出真功夫。接到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后,他抓紧对91团进行临战训练,为即将到来的边境冲突做准备。 🔺廖锡龙师长在指挥者阴山作战
二、班盆河到者阴山:从试锋到成名
1979年初,31师奉命开赴中越边境,91团随主力部队一同向前。战火还未全面点燃,边境线上的摩擦已经不断升级。对于廖锡龙而言,这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敌作战,他既紧张,也隐隐有些兴奋:多年训练和磨砺,总算迎来检验时刻。
2月6日,战争正式打响前的一个重要节点,在班盆河附近爆发了一场规模不小的武装冲突。这一次,是中国方面主动发起的捕俘作战。上级要求,必须完成侦察和活捉敌军的任务,同时避免将局势一下子推向全面战事。
经过反复侦察和琢磨,廖锡龙决定把作战地点选在敌境内班盆河附近的572高地。这个高地有越军驻守,兵力大约一个班。若以常规思路,用一个连甚至更多兵力稳妥一些,但他很清楚,兵力过多容易引起大规模冲突,与上级“捕俘侦察”的初衷相悖。权衡再三,他只调了大约两个排。
兵力看似不多,分工却相当细致。两个排具体分成捕俘组、火力组和接应组,既要保证能迅速制服高地守军,又要在可能出现的敌方援军面前留有余地。这种划分,在实战中非常考验指挥员的预判能力。稍有疏漏,兵力过少就可能陷入被动。
战斗打响后不久,班盆河方向响起密集枪声,572高地上的越军迅速暴露火力点。抓捕动作展开得很快,出其不意地拿下目标。然而不出所料,敌人的援军也随之出动,从公安屯方向赶来支援。这个时候,早先布好的火力组和接应组发挥了作用,在预定地段展开拦截。在不同方向交叉火力压制下,援军快速退却。
这场战斗从开火到结束,仅32分钟。战果非常明确:中国方面以牺牲一名战士的代价,活捉敌军一人,击毙中尉以下越军21人。以边境冲突的性质衡量,这样的结果已经相当可观,也没有超出任务要求的规模。军委很快发来嘉奖令,并将91团的战例在全军通报。班盆河战斗,被不少资料视作中越自卫反击战前的“第一仗”,对鼓舞士气的作用不言而喻。
十天后,2月17日凌晨,对越自卫反击战全面打响。31师在整个战役中承担了重要任务,陆续参战的合成部队中,91团因为穿插迅速、打法灵活,很快在部队内部有了“穿插劲旅”的名声。战事推进中,有一段经历值得单独拉出来说。
3月4日,31师奉命准备撤回国内。在班师途中,侦察分队发现,边境一带仍有一个名为“班绕散”的越军据点未受打击,约有敌军一个营驻守。若放任不管,这个据点很可能对我方边境地区构成威胁,尤其是对金平县一带,安全隐患不小。
师部迅速研究后,决定再打一个“回马枪”,命令91团从两翼包抄,拔掉这个据点。问题在于,撤退途中临时调整任务,敌情不明、地形不熟,准备时间也非常仓促。对于一个步兵团来说,这种状态下发起攻击,难度并不小。 🔺被中央军委授予“英雄火箭筒手”的91团战士李光辉
战斗持续了三天。廖锡龙根据侦察情况,先压制对方火力点,再逐步渗透靠近阵地,边打边摸清敌人部署。班绕散的越军依托野战防御工事,反击顽强。最终,91团以步兵团之力,歼灭了这个具有较完备工事的越军营,达成预定目标。考虑到越军在多年战争中积累的实战经验,这一战果在解放军战史中十分罕见。
战后,中央军委授予91团“二等功臣团”称号。廖锡龙凭借在班盆河和班绕散等战斗中的表现,被任命为团长。他的名字,从此不再只出现在基层的花名册里,而是开始进入更大范围的视野。
对越作战结束后,中央军委从全军团级军官中挑选一批优秀指挥员,送往北京军事学院深造,为将来的指挥骨干储备力量。廖锡龙因为战功显赫,也被选上。然而,熟悉他经历的人大概会有种“历史重复”的感觉——刚到北京军事学院,他又一次被“学历”问题卡住了。
入校审核时,他因文化基础薄弱被列入“准备退回原部队”名单。这个结论一旦落实,意味着他很可能失去一次对职业发展极为关键的学习机会。就在这时,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来到学院视察。
院长在谈到教学与学员情况时,顺带提到了这位来自前线的团长:“有个叫廖锡龙的学员,作战经验丰富,人也很踏实,就是文化水平太低,准备让他退回原部队。”方毅当年曾在对越战后慰问部队时了解过91团的情况,对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沉吟片刻,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个人我知道,在对越作战中打得很好。以前像杨得志他们那一批,从战场上杀出来的,有几个是文化很高的?你们学院那时不也照样接收、培养了吗?现在反倒不行了吗?”
这番话分量极重。学院领导经反复研究,最终决定破例让廖锡龙留下。可以看到,他多次在关键关口被人“拉一把”,但能否真正站得住脚,还得靠之后的表现。
三、华北大演习上的那一句话
1981年9月14日,华北大演习正式开始。这次演习,是中央军委在改革军队体制、推动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邓公认为,要搞,就要有足够的规模和含金量。为此,参与兵力和装备配属都非常讲究,各军兵种联合,地面部队与空军协同作战,意在全面检验新时期的作战思想。
当天,观礼台上坐满了党政军高级干部和地方代表,加上周边群众,现场观摩人数超过三万。红军、蓝军对抗,各种坦克、装甲车、火炮列阵出场,战机在空中盘旋。对于刚从北京军事学院结业、担任演习中某红军师临时师长的廖锡龙来说,这既是考试,又是展示平台。
演习一开始,红军装甲集群在平原上展开纵深突击,试图通过机动优势进行迂回穿插。蓝军则依托航空兵和远程火炮火力,集中打击红军突破部队,伺机发动反冲击。场面复杂、态势多变,观礼台上不少人一边看,一边在记录本上画图、写分析。 🔺1981年华北军演
演习进行到中段,对抗进入僵持状态。红军进攻频频受阻,蓝军依仗火力优势,占据一定主动。有意思的是,这时红军阵营中,突然有一个师开始做出不同于其他部队的动作。这个师在廖锡龙指挥下,采取了“示弱、诱敌”的打法:主动暴露部分行动,用自己的态势吸引蓝军主力注意力和火力,制造红军其他部队机动迂回的机会。
这种处理方式,在演习情景中,有一定风险。若蓝军不上当,或者反应节奏快于预期,这个师很可能会处于被动。廖锡龙敢于这样设计,显然是对整体态势和蓝军指挥思路有比较清晰的判断。结果表明,蓝军果然投入更多兵力和火力对其施压,红军另外几路部队趁机快速机动,向蓝军纵深要害位置穿插,战局出现明显转折。
统帅在观礼台上看得很仔细。当看到这支红军师的行动时,他放下望远镜,语气颇有几分赞许:“这支突然冒出来的红军师打得好,领头的师长是谁?”身旁的领导迅速翻阅名单,回答说:“是廖锡龙,曾在对越作战中指挥91团,表现突出,被选送到北京军事学院学习,现在在这个师担任临时师长。”
“不错。”统帅点点头,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演习结束后举行大阅兵式,当廖锡龙所在师的方队经过检阅台时,统帅指着他,对身边的人说:“那个叫廖锡龙的师长,不简单,要重点培养,将来会是军里的好栋梁。”
这句话,在当时听到的人心里,分量非常重。对军队干部来说,能在这种场合被点名肯定,意味着已经被列入未来重点培养对象。此后几年,廖锡龙回到部队,职务升迁速度明显加快,不久便从团长走上师长岗位。
如果说,班盆河和班绕散让他在战场上得到证明,那么华北大演习,则让他在战略视野和指挥能力层面获得了高层认可。从这个意义上讲,1981年的那场演习,是他走向更大舞台的重要踏板。 🔺31师师长廖锡龙(中)在者阴山战场
四、者阴山:两次推迟总攻的抉择
时间来到1984年。中越边境局势仍不平静,越军在云南老山、者阴山一线构筑了多个据点,对我边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央军委决定发起拔点作战,将越军在这一带的主阵地拔掉。其中,攻打者阴山的主攻任务,交由31师负责,师长正是廖锡龙。
这一年,他44岁,履历中已经有对越作战一线经验,有华北大演习的指挥经历,理论和实战都颇为扎实。者阴山这场仗,既是任务,也是检验。 🔺31师师长廖锡龙在者阴山拔点作战前沙盘推演
在全面战斗打响前,31师的战斗动员、火力配置、后勤准备等工作紧张展开。与正面火力部署平行推进的,还有一项看似“冷门”的工作——战后抚恤与牺牲官兵善后。这部分工作归师组织科负责,实际执行起来却极为沉重。
组织科长跑前跑后,重点之一就是筹措棺材。他从周边多个渠道筹集,最后勉强凑齐两百口棺材。数目报到师部时,他心里多少有些忐忑:不知是多,还是少。按当时边境交火强度,中越双方普通一场战斗,往往要倾泻上万发炮弹,有时越军重炮一轮打下来,一个班就没几个完整的人。周边有的兄弟部队,战前准备了一千口棺材,到了战后仍觉紧张。相比之下,两百口并不夸张。
组织科长来到师部,略带不安地汇报:“师长,两百口棺材已经基本到位。要是觉得不够,我再设法多找些。”话音刚落,就发现廖锡龙脸色一下沉了下来。
“是多了。”他停顿片刻,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一股硬劲,“如果打这场仗之前,就打算用上两百口棺材,那我这个师长就该走人。” 🔺我军自卫还击作战中
这句话听上去很直白,甚至有些刺耳,却折射出他对作战准备和减员控制的要求。组织科长愣在原地,他知道这场战斗的激烈程度绝非一般演习可比,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多了”,确实出乎预料。但从指挥员的角度看,这并不是盲目乐观,而是建立在周密部署上的自信:要通过充分准备,让牺牲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
事实证明,他不是在空口立誓,而是有一整套周密思路。者阴山收复战总攻前,原定的发起时间已经下达。炮兵阵地、步兵集结地、后送线路都安排到位。就在距总攻打响不到二十分钟时,总指挥部接到31师发来的电报:因天气恶劣,山路湿滑,部队行军速度减慢,尚未全部到达预定出发阵地,请求将总攻时间推迟二十分钟。 🔺时任11军军长廖锡龙率作训处长郭伟涛、侦察处长赵宗岐、侦察参谋曾庆国在苗皇帝山勘察敌情
战场上,时间意味着机会。原定时间是综合各方因素制定的临战计划,临时推迟,这在一般情况下是很不合常规的。总指挥部收到报告后,并没有马上回复,而是迅速组织讨论:一边评估越军可能反应,一边核算各部队当前位置和火力衔接。经过反复权衡,指挥部最终同意了31师的推迟请求。
不久之后,指挥部又接到31师第二次报告。电报里,廖锡龙提交了新的理由:部队连夜急行军,很多战士已经极度疲劳,若不适当休整,状态无法达到最佳,请求再将总攻时间往后推迟三十分钟。
“总攻时间再往后推?”参谋人员看完电报,心里都很清楚,这么做风险更大。越军如果察觉异常,很可能调整火力部署,甚至先发制人。战机稍纵即逝,一拖再拖,容易影响整个作战进度。但从另一面看,让官兵在高度疲劳情况下投入强攻,同样存在巨大伤亡隐患。
总指挥部再次开会研究这一请求。多名参谋根据情报分析越军当前警戒水平和火力覆盖圈,综合评估后,认为在现有时间窗口内,变动仍在可控范围。最终,指挥部又一次同意了31师的请求。
从文字上看,这只是一前一后两份电报,但背后牵扯的是作战节奏、人员损耗和任务完成度的综合权衡。廖锡龙坚持推迟总攻,意味着要顶着“临阵拖延、影响战机”的压力,甚至可能承担“违令”的嫌疑。他之所以坚持,是因为心里有一杆秤:部队必须在状态最佳的时候冲锋,才有可能以最小代价达成目标。
总攻打响后,31师部队在逐步逼近者阴山阵地的过程中,明显比预期更为稳健。火力准备阶段炮兵打击相对集中,步兵出发时,编组完整,体力尚可,冲击力强。战斗持续了五个半小时,越军三个主力团的阵地相继被突破,者阴山最终全线收复。
伤亡统计出来时,数据比战前很多人预计的要低,预备的一百口棺材都没有用完。用组织科长后来的话说:“那一刻才真正明白师长战前那句狠话的含义。”
战后,赞誉纷至沓来。不少人提到这场仗的一个特点:规划细致,节奏稳健,伤亡控制得相对较好。也有人议论,当初若没有那一前一后的两次推迟,总攻也许能更早打响,却未必能保持这样的减员情况。当然,这种事无法假设,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的决定并不是“求稳怕担责”,而是把“以最小代价完成任务”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作战结束后,部队组织了慰问、表彰、庆功等一系列活动。理论上,师长作为主攻部队主官,应当出席多场座谈会。但廖锡龙悄然离开热闹场面,去了正在建设的烈士陵园,与施工的战士和工人一同动手干活。面对战士的疑问,他只是简短地说:“这次牺牲的战士,还是多了。”这样一句话,不是客套,而是一种压在心里的分量。 🔺时任11军军长廖锡龙(左)与政委曲明耀参加庆功大会间隙留影
1984年5月,中央军委对在边境作战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廖锡龙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副军长。短短四个月后,他又升任军长。按照一般晋升节奏,从一个前线师长到军的主官,在如此短时间内连续提升,极为罕见。1985年后,他调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逐步走上更高的岗位。2013年,以上将军衔退出现役,结束了数十年的军旅生涯。
回顾他的履历,会发现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关键节点往往都与战场或者大型演习相关。从班盆河的“试锋”、班绕散的“硬仗”,到华北大演习上的“出招”,再到者阴山的“稳攻”,这些节点串联起来,构成一个逐步成熟的指挥员形象。廖锡龙的故事,也提醒人们一个朴素却不容易做到的道理:在枪炮与演习并存的年代,真正决定一个将领评价的,既不是一两句溢美之词,也不是单纯的勇猛,而是对战场、对生命和对职责的整体把握。
老首长廖锡龙上将走了,祝一代名将战神在天堂护祐中国,永远太平。
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永垂不朽!
🔺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廖锡龙

江主席向廖锡龙司令员授予上将军街

胡主席亲切接见廖锡龙部长
🔺军委主席和廖部长亲切握手
鹧鸪天·祭奠老首长廖锡龙
作者:张秦洞少将
数年磨砺沙场雄,
南疆作战显神功。
捕俘穿插攻关隘,
拔点逾跻战术峰。
善为本,秉精忠,
风云激荡自胸中。
史书后代镌铭记,
一代名将廖锡龙。
🔺时任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的廖锡龙上将
《怀念廖锡龙老首长》
作者:艾宗升
少辞黔岭着戎装,
手指虽残志愈刚。
攻坚克险收阴山,
御敌安边固海疆。
一身正气斥贪腐,
半生丹心护家邦。
今朝遥念老首长,
军威赫赫永留芳。

悼老首长廖锡龙上将
作者:易铨森
噩耗忽传肝胆摧,
音容宛在忆难回。
昔随军长赴前线,
欲收敌占苗山归。
布阵筹谋争拔点,
挑灯演阵对沙盘。
亲巡连队忘生死,
勇涉危途弃惧安。
此战未施军令缓,
寸心虽憾壮怀宽。
将军浩气昭天下,
千古英名万古传。
图文编辑:艾宗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