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晋升主任

一九八二年五月下旬一天的下午，营部通信员王椿清（1979年入伍，福建福安人，后在福安执法大队长位上退休）跑到我办公室，叫我去接团部的电话。原来，电话是团政治处干部股潘道才干事（1976年入伍，南京市人。后在团副政委位上转业，在南京市纪委副书记位上退休）打来的，告诉我说：九月份师里有一亇去军校学习的名额，资格条件是营级干部。组织上意见是推荐我去学习，特打电话征求一下意见。如果本人同意，就准备填表逐级上报审批。电话中没有告知是哪所学校、什么专业，也没告诉学校的校址。既然潘干事没有多说，我当然也不便多问。

我是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的“老三届”，文革的发生，使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机会再升学读书。因此，眼下能有机会到学校继续接受教育，那真是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大乐事哦！

可是，也有一亇情况令人纠结：那时的政治处主任王瑞义，组织已批准他当年转业。他一走，主任的的位置就空缺出来了。根据当时的干部队伍状况，主任的位子很有可能在我们这几个营教导员中挑选产生。按我亇人分折，我团三亇教导员中，我和二营教导员李正国的希望更大一点。我和李教导员，同是六九年入伍的兵，他是江苏射阳人，是从特务连的战士、班长、排长一级一级地实干提拔上来的。李教导员脑袋灵光，工作能力强，基层工作经验丰富。而我则长期在团、师机关工作，与团首长、师领导直接接触多，师、团领导对我都比较熟悉，且又是以下部队锻炼名义来三营当教导员的，所以也颇有竞争的优势。但是，一旦我同意去上军校，那就等于自我放弃竞争主任的机会。

政治处主任，属部队干部队伍中的中层军官，是进团党委常委班子的。在全团首长排序上，团长是一号首长，政委是二号首长，副团长是三号首长，副政委是四号着长，参谋长是五号首长，政治处主任为六号首长。我们部队有个传承下来的习惯叫法，平时称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分别就简称为一号、二号、三号、四号，简单明了不误事。政治处主任，掌管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干战的奖励处分及干部的提拔任免、调配及转业等工作，是一亇实权岗位。况且将来退役转业，中央明确规定：转业的团以上干部，地方政府要给予安排相应职务。而营以下干部，可以只安排工作、不安排职务。面对权力、待遇，平心而论，竞争主任的位子，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那么，究竟何去何从呢？鱼和熊掌岂能兼得？经过一番思量，最后还是强烈的求学愿望占据了主导地位：宁愿放弃升职机会而去上军校（我走后不久，李教导员升任为政治处主任）。

一九八二年七月上旬，我接到了南京高级陆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通知于八月二十八日前报到，九月一日正式开学。高级陆军学校，是总参直属学校，属全国高校专科性质，校长职位为兵团级。高级陆军学校，全军只有南京和石家庄两所，直属于中央军委领导，培养目标是团、师一级干部。南方五大军区的学员就读于南京，北方的五大军区的学员就读于石家庄。我报到时，南京高级陆军学校的校长叫张荣森，政委是丁秋生，（丁政委是1955年授衔时的开国中将）。现在，两所学校已合并为一所，校名改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我报到后，安排在政工系学习，具体落位于政工第四队（共三至五三个政工队，其他有军事队、参谋队等）。学员队属团级单位，四队队长王健，江苏苏北人；政委祝学海，湖南人，是曾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革命。全队设6亇班，每班13人，全队78个学员。我被安排在第5班，全班13个学员。其中，南京军区2人，福州军区3人，广州军区3人，成都军区3人，昆明军区2人。队里确定由我担任班长，南京步校原学员队队长马世国任副班长，成都军区某团政治处副主任李成贤当党小组长。

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学制两年。我们三亇政治队，开设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近代史、军代政治工作、时事政策研究、国际关系及外交政策等九门政治课，同时开设有毛泽东军事思想、现代军事科技、军事地形学、司令部勤务、军兵种知识（包括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工程兵等）、外军研究（包括美国、苏联、日本、越南）、合成战斗指挥（包括团进攻、团防御）以及队列训练等七门课程，重点是合成战斗指挥。学习中，考试很严格，每月有月考，每一阶段有段考，学完一门课程有课考，最后毕业有总考。经过两年紧张的学习，全队78人只有2人是全优生（每门优秀），我本人也取得了13门优秀、3门良好的优良成绩。2017年，我曾写过《难忘的军校生活》的追忆文章，刊登在2017年金华党史季刊《春秋》第4期，在此不作赘述。

一九八四年七月，我军校毕业回到一0一团，师里把我安排在团政治处帮助工作。十月份，李正国主任提为团副政委，我的任职命令同时下达，接李正国的班当上了团政治处主任。

当上政治处主任后，本想好好干它几年，以不辜负部队的培养。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一九八五年一月，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全军百万大裁军，其中安排干部转业七十万。精减整编的大方案是，每个军区裁减一亇军，保留的野战军每军裁一亇师，每师裁一亇团。我们一0一团虽是1937年10月开始创建的一支抗战老部队，在襄樊战放中全团立过大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出现过两位挖坑道出名的穿甲英雄，志愿军总部曾在我团开过挖坑道现场会、向全军推广挖坑道经验，三营七连荣获过三次集体特等功和一等功，但与我们师其他两亇老大哥团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一00团是老红军团，且是郭兴福教学法诞生地；一O二团是全军爱兵、爱民模范王克勤生前所在团。因此，上级只得忍痛割爱，把我一o一列入裁减名单，撤并到红军团一00团去。于是，我当主任不久，就投入到紧张而又严肃的撤并工作中去。当时，团长孙德智（1964年入伍，安徽霍山人）在老山前线见学；团政委胡升法（1968年入伍，江苏六合人）在军文化学校补习文化，后调任一00团政委；团副政委李政国确定转业，副团长胡林（1968年入伍，江苏六合人）调任一00团副团长。因此，全团撤并善后的具体工作重担，压在参谋长冉义福（1968年入伍，四川人）、后勤处长杨川华（1969年入伍，原军后勤部领导杨述新之子）和当政治处主任的我等司、政、后三个部门的负责人肩上。

团的建制被撤销，如果政治思想工作跟不上，部队就会乱套，甚至容易酿出重大政治性事故。为此，我亲自动手起草报告，召开了全团干部战士动员大会，在会上作了《增强党性，加强纪律，确保精减整编任务圆滿完成》的动员报告，从为什么要进行精减整编开始讲起，最后提出了严格政治纪律、严格组织纪律、严格工作纪律、严格财务纪律、严格保密纪律的具体要求，强调部队未撤、连队党支部不散，重视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从而使全体干部战士明确了精减整编的重大意义，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做到思想不乱，人心不散，财物不损，人员、军械、财物按规定进行了顺利交接，全团没有发生一起严重违法乱纪的事情，体现了一支老部队的光荣传统和顽强作风。现在回想起来，我深深地为一0一团干部战士的觉悟、素质而自豪。对精减整编，我曾写过一篇《百万大裁军亲历记》的追忆文章，刊载于2014年金华党史季刊《春秋》第2期。而当年我所作的精减整编动员报告材料，也曾刋载于1985年第9期《政治指导员》杂志上，并以4000余字的篇幅发表在月刊第一篇。

一0一团撤并后，迫切面临着我亇人的去向问题。鉴于原部队巳撤并，加上家属是独生子女，岳父岳母身体一直不好经常住院，家属叶金玲又不愿随军，我只好向组织提出转业回地方。开始，师领导不同意，后多次要求，经推心置腹真心汇报，师政委张宝康才勉强同意上报到军里。可军里在研究转业名单时，又一笔把我划掉了，理由是：年纪轻轻的团级干部（那时我34岁），又刚从军校毕业不到一年，这样的人怎么能放走呢？于是，师干部科科长朱平波（1968年入伍，江苏盱眙人）打我电话说，转业不批，准备把我安排到合并的红军团去当政治处主任。虽然红军团一00团的团长楼永剑、政委胡升法、后勤处处长厉和龙三人，也都先后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去一00团工作，但我考虑到去红军团工作，五年之内是不可能转业的，就没有答应。后来，师干部科又来电话说，既然不愿去一00团，那就到师农场（副团级编制）去吧，那儿政委的位子还空着。对此安排，我也没有允诺。走又走不了，师里几次安排我又没有积极响应，最后师里研究决定：不再征求亇人意见，干脆调到师司令部直工科当科长。

师直工科，科长职位是副团级。原任科长是潘开灿（1966年入伍，浙江诸几人），因他当年批准转业，所以让我去接他的班。直工科，是师司令部机关部门的一个科，顾名思议就是师部直属部队工作科。当时，师直部队有通信营、高炮营和工兵营三个直属营，还有警卫连、侦察连、防化连和炮兵指挥连四个直属连队。师直属部队的军事训练，分别由师司令部机关内的相应科室分别负责，我们直工科主要负责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务管理。直工科除科长外，另有甘春瑞（1976年入伍，江西莲花人，后调入南京步校任副团级政治教员）、杨坚（1975年入伍，原三十四师杨友伦副政委之子）两名干事和汪友庆（1976年入伍，浙江嵊州人，后在嵊州市工商局退休）一名参谋。

部队精诚整编后，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短时间内互相不熟悉。工兵营筑城连干部战士来自九亇不同单位，因而连长不熟悉排长，排长不了解班长，班长叫不出战士的名字。于是，一时人心涣散，思想消沉，作风懒散，纪律松驰，管理不到位。有的以丑为美，有的早上出操装病睡懒觉，有的擅自外出不请假，违纪乱象时有出现。更可气的是，有个从其他部队调配进来的湖北籍叫王昌兴的战士，利用半夜站岗之机，偷偷跑到驻地边上的村子里，把农户的一只小羊抱回来，杀掉煮起来吃。真是胆大妄为，无法无天！对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必须严惩！于是，一边派甘春瑞干事和汪友庆参谋去老乡家处理赔偿和道歉事宜外，一边通知工兵营给予严重警告，还下令关他三天禁闭！关禁闭，是六十年代初的一项惩戒措施，后来已经取消这一规定。但在这乱局之下，治乱必须用重典！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下令把他关押到一间小房子里，不去打骂，不停吃喝，但不得自由出入，吃喝拉撒全在小屋里，门口设岗，24小时轮流监督。同时，叫连队找了《为人民服务》《纪律条令》等学习资料，让他好好学习，闭门思过。什么时候认识到错误了，什么时候能主动要求去赔偿道歉了，什么时候回到班里。结果，关了两天，这个战士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在组织纪律和军民关系等方面的严重错误，主动写了深刻检查，并主动要求去向农户赔偿、道歉，从而达到了教育效果。

为了达到抓住典型、教育一片的目的，我和甘春瑞干事去工兵营召开连长指导员会议，统一思想，部署为期一个月的全营作风纪律大整顿：从思想教育入手，着眼打牢基础；重温条令条例，强化管理措施；组织现身说法，激励奋发上进；举办美学讲座，提高审美能力；密切官兵关系，正已为人作表率。经过一亇月的学习整顿，全营作风涣然一新，部队走上了纪律严明的轨道。事后，我们把工兵营进行作风纪律整顿的做法进行了总结，写出的专题报告被十二军推广，并在1986年8月28日被南京军区司令部办公室转发。

在工兵营开展作风纪律整顿期间，我发现下至基层连队，上至团师机关，对奖励工作的认识不到位、奖励不及时、求全责备、平均主义、搞照顾和重个人奖而轻集体奖等问题。于是，我们在八月中旬撰写了一篇《对如何正确实施奖励问题的探讨》的调研论文，推送到上级相关部门。不久，被南京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组织工作》期刊全文采用。8月28日，又被总政组织部的《组工动态》第17期全文采用。

我调到师直工科工作后，由于家庭的实际困难，夫人叶金玲老是催着转业，无奈之下我也每年写报告、找领导，要求照顾安排转业，并直接去找了师政委钱振武。开始，他还误认为我是为职级提升问题闹点小情绪，要我安心部队好好干。我意识到可能是钱政委有些误解了，因而又特地去找了他家属任志华老师，向她诉说家庭实际困难（其中有一年，我回金华探亲，岳父老毛病复发，我一直陪着他去杭州、上海看病、住院，整个假期都在外面不着家），向她说明我是真心要求转业的实际情况，请她帮我吹吹抌边风。

最后，将“军旅生涯有感”这首小诗作为全文结尾：

军旅生涯有感

入伍前后十八年

幸而有憾和平兵

红星领章缀身上

部队镕炉千锤练

从戎艰辛不必说

卫国保安自可勉

励志奋斗是基础

三分天意七分拼

抓住机遇见能力

伯乐慧眼也关键

始终如一持初心

转岗财税谱新篇

全文完。谢谢大家的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