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 锅

文/王长生

“烧锅”——这个曾经无比熟悉、浸透着生活温度的词，如今已渐渐淡出日常的口语。在农耕文明的漫长岁月里，家家户户屋顶升起的袅袅炊烟，便是“烧锅”最温柔的注脚。

儿时最常帮母亲做的家务，便是被唤去“烧锅”。土坯砌的灶台，留个灶门，架上口沉甸甸的生铁大锅，炉膛里填进柴禾。最妙的，是灶门下那连接风箱的巧妙机关，“咕哒、咕哒”一拉，风进火起，寒意与暮色仿佛一同被驱散。尤其是寒冬腊月，窗外大雪纷飞，屋内炉火正红。劈好的硬柴在灶膛里“忽忽”地欢唱，火苗蹿动着，舔着锅底，那股子蓬蓬勃勃的热气，暖着身子，也熨帖着心。在老辈人看来，灶膛火旺，柴薪丰足，往往预示着家道的顺遂。这“烧锅”，实则是万家灯火里最踏实、最根本的烟火气。

然而，这烟火气的背后，是沉甸甸的艰辛。烧锅的前提，是得有一方能堆放柴禾、煤炭的平房院落，这便注定了它与后来拔地而起的楼房生活格格不入。

“烧锅”二字，牵出的是一个关于“能源”的大课题。我们这代人，从小便为这“能源”出力流汗——搂柴、刨麦茬、捡树枝……却从不知这日常的奔波，竟与一个如此宏大的词汇息息相关。

为了这灶膛里的火不断，稍大些，我便加入了进山砍柴的队伍。山道崎岖，林密草深，其中两次经历，至今刻在脑海。

一次是小学五年级，跟着大舅去仙游寺后的山坡。那时的仙游寺，青山环抱，一湾碧水门前蜿蜒，景色幽静如画（如今已静静躺在黑河水库之下）。砍柴需渡黑河，河水深急，靠一条小木船摆渡。背着沉重的柴捆上船，船在湍流中颠簸，少年的心也跟着悬在半空。

另一次是1968年暑天，与两个伙伴进山“撒柴”——将砍下的柴就地晾干，日后再运，图个轻省。我们借住在山民搭的草棚里，棚内依巨石盘了一方小炕。第三天午歇，我靠着石壁醒来，惊见脚边盘着一条胳膊粗的绿蛇！我们魂飞魄散，夺路而逃，连砍好的柴也顾不上要了。心想，没被咬伤已是万幸。深山砍柴，除了劳累，更有意想不到的危险：滚石、山洪……甚至有人为捞一根洪水中漂来的木头，被激流吞噬。即便一切顺利，那双为防滑而穿的粗糙草鞋，也常把双脚磨得血泡密布，每一步都钻心地疼。为了灶膛里那一把火，我们的先辈，就这样一代代，苦着、熬着、险着。

打柴艰难，烧锅亦不易。农人终日劳作，只能抽闲进山，所得柴薪不过是杯水车薪。日常烧煮，多靠秸秆、茅草勉强维持。乡间曾有个苦涩的调侃：新媳妇过门，婆婆只给两根高粱杆，却要她做熟一大家子的饭。邻家嫂子来帮忙，竟用了一根半就做成了，还把剩下的半根拿了回去。这调侃虽夸张，却真切道出了当年燃料短缺的普遍窘迫。

饭总得吃，锅总得烧。于是，人们不得不面对种种无奈：雨天柴湿，浓烟呛得人泪流满面；夏日烧麦草，火苗“轰”地窜起，燎焦煮妇的鬓发；忘了“穷灶门，富水缸”的古训，酿成灶前火灾；阴雨连绵无柴可烧，情急之下劈了桌椅当柴；劈柴时木屑崩进眼睛，捡刺柴时划破手脸……凡此种种，千般辛苦，万般风险，归根结底，都是为了“烧锅”这两个字。

时代的浪潮，终于翻过了这艰辛的一页。

随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跨越式进步，液化气、天然气走进了千家万户，彻底“解决”了烧锅的燃料难题。孩子不必放学后背着背篓去搂柴，大人无须再冒险进山，主妇们也从烟熏火燎中直起了腰身。

一场炊事革命悄然完成。燃气灶、抽油烟机、电子打火……按钮一拧，蓝焰升腾，火力均匀，没有灰烬，干净省力。电饭锅、电磁炉、微波炉等组成了庞大的现代炊具家族。燃料变成了可以“上楼”的罐装气与管道气，早餐摊点因此星罗棋布，火锅店生意兴隆，市井烟火气以更便捷、更丰盛的方式升腾。

农村也迎来了新气象，彻底告别了“锅下愁”的岁月。更可喜的是，炊具的革新也推动了人的进步。家家户户的“煮妇”（或“煮夫”）们，纷纷掌握了使用多种现代化炊具的“十八般武艺”，从最初的惊喜与无措，到如今的娴熟与创新。我的老伴也是如此，这让我倍感欣慰。

烧锅之事，已从一家一户的柴米忧愁，上升为国家统筹的能源保障。我们所用燃气，很大一部分来自远方的气田与海上的航线，这背后是国家实力的支撑与“民生为大”的笃定。烧锅形态的革旧鼎新，真切地印证了：亿万百姓的灶台冷暖，始终与国家的命脉紧密相连。

当我们按下开关，点燃那簇清洁、高效的蓝色火焰时，我们点燃的，是一个不再为基本生存资料而犯愁的时代，是一份由科技进步与国家强盛所守护的、踏实而明亮的幸福感。

（作者，王长生，男，汉族，生于1949.12月，中共党员，大专程度，家住周至县马召镇仁烟村，工作单位：周至县纪委，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