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照尘寰 文心启新程》
——记文化巨匠胡适
文/刘殿祥
黄河奔流,滋养华夏文脉;千年文言,承载古国春秋。然时光流转,文言在固化传承中渐失活力,成为思想传播的无形壁垒——寻常百姓目不识丁,即便识字亦难窥典籍堂奥,文化的火种仅在士大夫阶层微弱传递。直到民国风云际会,新旧思潮激烈碰撞的年代,一位谦谦君子以笔为刃,划破旧文化的沉沉暮霭,为华夏文脉劈开一条白话新生的通途。他,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的先驱,集学者、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文化巨匠——胡适。
胡适之名,曾在岁月沉浮中蒙尘,在意识形态的浪潮里历经争议,却终在时代认知的觉醒与学术理性的回归中重焕光华。这位24岁便以留美博士之身,与陈独秀并肩扛起新文化大旗的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石破天惊般打破了千年文言的垄断格局。他振聋发聩地喊出“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主张文学改良应从“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八项准则入手,字字句句都戳中了旧文学的症结。
彼时华夏,经史子集皆以文言书写,“之乎者也”的艰涩字句将大众与知识隔绝,思想被束于精英阶层的象牙塔中。是胡适率先垂范,用白话写诗、作文、治学:他的《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打破了“诗必古体、文必骈骊”的传统;《希望》一诗中“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的质朴吟唱,以最纯粹的语言唤醒了大众对文学的亲近之心,至今仍在几代人心中回响;他用白话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以清晰的逻辑、通俗的表达重构中国哲学叙事,让晦涩的经典变得可读可感,该书出版后三个月内再版七次,一时洛阳纸贵。
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不止于个人创作,更致力于推动整个文化生态的革新。他牵头联合蔡元培、鲁迅等学者,推动中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主张“教育当以白话为基础”,让知识真正走出象牙塔,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倡导白话报刊的创办,亲自为《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撰稿,让白话文在新闻传播、思想论辩中生根发芽。自此,华夏告别文言独尊的千年传统,白话文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流,这不仅是文字载体的革新,更是思想解放的先声——它让文化表达回归大众,让不同阶层的人都能参与到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让中华文化在通俗化、大众化的表达中获得了走向世界的底气,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播的领航之变。
胡适的伟大,不止于文学革命的创举,更在于其思想深处的通透与远见,在于他对“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终身践行。他信奉杜威实验主义,将“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引入中国学界,打破了传统考据学的局限,为史学、哲学、文学研究注入了理性思辨的精神;他提出“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并非否定主义的价值,而是反对空泛的口号式论辩,主张以具体问题的解决推动社会进步,这份务实精神在浮躁的时代尤为可贵。
他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是社会的基础,社会的进步依赖于个人的觉醒与完善”,鼓励青年“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既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也要有“承担责任的勇气”。在国家危亡之际,他虽主张理性救国,却从未退缩:抗战期间,他出任驻美大使,以深厚的学识与国际影响力奔走呼号,为中国争取到大量国际援助,用文人的方式守护家国;他一生秉持“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初心,整理国故却不泥古——他耗时十年校勘《红楼梦》,提出“自传说”,开创了红学研究的新范式;他引入西学却不盲从,主张“全盘西化”实为“充分世界化”,意在吸收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为传统文化注入现代活力。这份兼容并包、求真务实的思想风骨,让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之一,其学术思想远播欧美、日韩,让世界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醒与担当。
世人敬胡适的才,更敬胡适的品。他的人格魅力,藏在温润如玉的处世之道中,也藏在跨越山海的深情里。留美期间,他与美国才女韦莲司相遇相知,一个是心怀家国的中国青年,一个是崇尚自由的西方女性,灵魂的共鸣让这段跨国情谊跨越了文化差异与时空距离。韦莲司欣赏他的学识与风骨,为这份深情终身未嫁,以一生的守望诠释着对胡适的倾慕;而胡适也始终珍视这份纯粹的情感,与韦莲司的书信往来持续数十年,字里行间满是灵魂的契合与精神的慰藉。
这份情谊,恰是胡适人格魅力的最好佐证——他温文尔雅,却自有风骨,面对旧势力的攻击从不妥协;学识渊博,却谦逊平和,对后学晚辈倾囊相授,从不摆大师架子;待人以诚,处世以真,即便与政见不同者辩论,也始终保持尊重与理性。1962年2月,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猝然长逝,享年71岁。他的妻子江冬秀,这位被世人视为“旧式女子”的女性,却以最通透的温柔诠释了爱的包容——她深知丈夫与韦莲司的深情,将韦莲司的照片轻轻放入丈夫枕下,让这份跨越半生的灵魂之约,伴着先生长眠。这份包容与理解,让胡适的人生故事更添几分温情与厚重,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真实、更立体的胡适。
岁月流转,百年弹指而过。曾经被遮蔽的胡适,如今正被越来越多人重新认知:他是白话文学的奠基人,用文字革新为中华文化开辟了新的航道;是思想启蒙的先行者,用理性之光照亮了国人的精神世界;是横跨学术与思想界的文化巨擘,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他以一生之力,践行着“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信条,让中华文化在革新中传承,在开放中生长;他的学术思想、他的人格风骨、他对自由与理性的追求,不仅镌刻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成为华夏儿女回望百年文脉时,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如今,当我们用白话写作、阅读白话典籍,当思想的交流不再受限于文字的壁垒,我们都应记得,百年前那位青年学者以笔为炬,照亮了这条文化新生之路。愿先生之风骨长存,文心永续,指引后来者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路上,坚守理性、秉持包容,步履不停,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