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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下的巡水人
作者/彭伟城
审核/黄锦枫
主播/蒋本义
总编/李淑林
今夜窗外的月亮很亮，幽幽地照在阳台上。我又点燃了一支烟，看着那缕青丝般的烟雾，在月光里袅袅地、孤零零地升腾，然后散开，终于什么也抓不住了。我抽的烟，滤嘴很长，牌子也花哨。但我总会想起另一种烟，没有滤嘴，烟纸粗粗地卷着，一吸，能听见细微的“嗞嗞”声，空气里漫开一股浓烈的辛辣——那是“大前门”，或是“丰收”。这烟味，便是我记忆里，老你伯（微信公众号“故国花开”中《月是故乡明》一文中的“老你伯”）永远的味道了。
老你，村里人都这么叫（后生叫他“老你伯”）。这称呼怪，仿佛一出生，他就成了所有人的长辈，又仿佛这“你”字，是个最寻常的代称，寻常到可以抹去他的名字。我也是很久以后，在族谱发黄的纸页上，才见过他那被尘埃封存的名字：彭锦声。他是宋代那位直臣彭延年的第三十世孙，这血脉像村前那条瘦弱的水渠，流了千年，流到他这里，已然是悄无声息了。
他个子矮，背有些驼，像一张被岁月用旧了的犁，总是沉默地蜷在角落。白天，黑夜，只要供销社那扇木门还开着，他多半就在。不坐在亮处，常在柜台尽头那条掉了漆的长凳上，一坐就是几个时辰。话是极少的，只静静地听，看人来人往，看我们这些孩子在柜台下钻来钻去。他来了，我祖父或父亲便点点头，有时递过去一支烟，他便接过来，用火柴点着了，深深地吸一口，那烟雾便将他脸上沟壑纵横的皱纹，熏得更加模糊了。他是我祖父、父亲的至交，情谊都在那烟雾与沉默里，稳稳地坐着，像屋角生了根的础石。
小时候我并不懂他。只觉得这个驼背的伯公，是这热闹供销社里一个安静的影子。直到有一回，我不知从哪本旧书上看来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两句话，觉得对仗工整，颇有道理，便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在供销社的白灰墙上。正得意着，老你伯看见了。他平日里温和的目光，忽然定住了，盯着那两行字。他走过来，不是厉声呵斥，只是用那双枯瘦的、沾着泥星子的手，拍了拍我的肩，声音低而沉：
“弟啊，这地方，不能写这个。”
我愣住了，问为什么。他嘴唇嚅动了几下，似乎想解释，但终究没说出什么大道理，只重复了一句：“不好，擦了罢。” 我有些讪讪地擦掉了。后来长大些，才恍惚觉出，那两句话里的“冷”，与他这个人，是格格不入的。
他大半生的意义，似乎都倾注在“水”里。赤步村在水尾，田里的命脉，攥在上游各村的手中。稻子正灌浆，番薯正块根，那水便金贵起来，也便常常断流。于是，村里便有了“管水员”。这活儿苦，得罪人，要深更半夜去上游扒开水闸，要踏着露水巡渠堵漏，旱极了，还得组织人下到榕江的溪涧里抽水。没有谁比他更合适了。他有老农看天看地的经验，更有一副千斤重担压不垮的肩，和一颗不言不语的公心。
从此，他的作息便跟着水的脉搏走了。清晨，雾气还未散尽，他就扛着锄头，沿着田埂，一步步地巡。哪处渠壁松了，用锄头夯实几下；哪处漏水，脱下破了洞的解放鞋，赤脚踩进泥浆里，挖几把田泥堵上。晌午日头最毒时，别人躲荫歇晌，他戴顶破草帽，蹲在文光叔老屋前的龙眼树下，眯着眼，看水面的光斑，也看水流的速度。若是水流细了，慢了，他的眉头便锁紧了。
最紧要的是夜间。月光好的夜里，四野是此起彼伏的蛙鸣，叫成一片混沌的、潮湿的毯子，将村庄裹住。这时，常能看见一个微驼的、小小的黑影，在银白色的水渠边移动。那是老你伯。他怕上游村子趁夜截流，总要守着，像守着婴儿的摇篮。有时实在被截狠了，他便握着手电筒，或者干脆摸着黑，深一脚浅一脚地，沿着水渠往上走，走到上游村的地界，找到那截水的土坝或闸板，默默地，一下一下地把它刨开。水“哗”地一声冲下来，漫过他的脚踝，他就在黑暗里站着，听那水流的声音，仿佛那是世间最入耳的音乐。他从不说在外的难处，有时天亮回来，裤腿上沾着别村的泥，手臂上挂着荆棘划出的血道子，他也只到供销社的长凳上坐下，卷一支烟，慢慢地吸。
村里给他一点微薄的工钱，年底结。后来，村集体空了，那点子钱也就没了下文。没人通知他，他也从不去问。巡渠，看水，堵漏，一切照旧。仿佛那职责是长在他骨头里的，与报酬并无干系。有年轻后生为他抱不平，嘟囔几句，他听了，把烟头在鞋底仔细摁灭，只说：“田渴了，人等得，谷子等不得。”
后来我上学了，晚上在供销社的柜台一角写作业。父亲忙，是没空检查的。老你伯有时会挪过来，坐在我旁边。他不识字，或者说识得极少。他只是看。看我写得端正，一页纸整整齐齐，他便点点头，从喉咙里“唔”一声，说：“好，有进步。” 若是写得飞沙走石，龙飞凤舞，他也不恼，凑近了，眯着眼看一会儿，然后缓缓地说：“字是人的脸面。写这么急，是想去看电视了吧？” 那时全村只有惠波家有一台香港带来的黑白电视，每晚围满了人。他总是能轻轻地点破我那点小心思，让我脸红，然后默默把那一页撕去，重写。
关于他的身世，是零零碎碎从大人口中听来的。他家里兄弟四个，有三个都是“当官的”二兄（老谦伯）是生产队长，他是民兵营长，四弟（老富伯）年轻是就是村干部了。老大和他，一辈子都没能成家。并非没有过机缘。听说曾有个外乡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经人引见，主动寻到村里来，说他老实可靠，想跟他一起过日子。那女人是下了决心的。可老你伯，这个能夜里独自去外村扒水闸的汉子，却在这样一份热气腾腾的生活面前，胆怯了。他躲了，最终也没应下。是怕自己养不活那三张嘴？还是觉得自己这孤苦的命，不该再牵连旁人？他至死也没对谁吐露过心声。那点可能的光亮，在他生命里一闪，便熄了。从此，他更像一棵树，沉默地，将自己牢牢地扎在了这片缺水的土地上。
他的晚景，因为他的四弟老富伯和弟媳映雪姑，总算有了一抹暖色。那时，老富伯的儿女们都像羽翼丰满的鸟儿，飞出了巢，偌大的老屋，只剩下老两口。不知是谁先开的口，老你伯被接了过去，三张苍老的脸，凑成了一个临时的、圆满的家。
夏天的傍晚，暑气还未消褪，他们会把一张小方桌搬到巷子口。天是蟹壳青的，巷风悠悠地穿堂而过。三个老人，老你伯七十多了，弟弟、弟媳也是花甲之年，各自搬个小竹凳，围坐着吃饭。菜是简单的粥、青菜，或许有一碟小鱼。他们吃得慢，话也少，偶尔筷子指一指哪样菜，说一声“食”。那场景，被许多村里人看见，成了口口相传的佳话。老人们说，老你是老来得福了。这福气，不是衣食，是那份终于等到的、属于“家”的暖意。
每到饭点，映雪姑清亮的大嗓门，便会像准时的钟声，在村里响起来。
“三伯——食饭咯——”
若供销社门口不见人，她便风风火火地闯进来，问我父亲：“阿伲（父亲的小名），见我三伯无？”
“去田里了吧。”
于是，那呼唤声便沿着田埂，一声长，一声短，渐渐远去了。“三伯——食饭咯——”
那呼唤，响了很多年，像一条柔软的线，终于拴住了他那漂泊了一世的身影。
后来，我像村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沿着那条出村的路，越走越远。去县城读高中，去更远的东北读大学，然后在城市的水泥森林里，觅一枝而栖。故乡的人和事，被疾驰的时光甩在了越来越远的后方，成了模糊的背景。
直到很多年后一个深秋，我因事回去，只住一夜。一切似乎都变了，又似乎都没变。供销社早已不再热闹，父亲也老了，守着空阔的店面。我忽然想起，顺口问：“爸，今日怎不见老你伯来坐？”
父亲正在整理货架的手，停住了。他转过身，沉默了一会儿，那沉默像忽然涨起的潮水，淹没了整个屋子。然后，他缓缓地，像是怕惊扰了什么似的，说：
“他啊，过身好多年了。”
我的心猛地一坠，像一脚踏空了台阶。窗外是故乡熟悉的、带着稻茬气味的凉风，屋里却瞬间空荡得让人发慌。我问，怎么去的？父亲说，病了，老了，人就像灯盏里的油，悄无声息地熬干了。在潮汕乡间，像他这样“无嗣”的老人，是没有什么正式葬礼的，一切从简。是他的兄弟和几个侄子，为他净身，换衣，送了他最后一程，将他送回了土地。
他走之后，村里的田，渐渐荒的荒，转包的转包。那条他曾用脚步丈量过千万遍的水渠，也早已废弃，有些段落被野草吞没，有些被垃圾填塞。再没有人为了一渠救命的活水，在蛙声如沸的月夜，孤独地守望。年轻人已不知“管水员”为何物，偶有老人提起，也说，要是“老你”在，那水……
月华流转，照亮他巡行过的田埂，也照亮我手中明灭的烟蒂。老你伯的一生，像他指间那支最便宜的烟，燃烧得缓慢、沉默、俭省，却用尽心力，守护了赤步村田埂下的命脉。他最终把自己站成了故乡田埂上的一棵老稻，无需丰碑，自有沉甸甸的谷粒在风中替他诉说：原来最坚韧的守望，是融入泥土的沉默；最深的刻痕，是流水无声的经过——那微驼的脊背，便是赤步村最朴素的丰碑，在月下稻浪中，默默扛起了土地深处的根脉。
今夜，我又点燃一支烟。月光清冷，城市在天际线上闪烁着永不疲倦的光。我忽然真切地看见了他——不是族谱上那个陌生的名字，就是老你伯。他微驼着背，扛着一把磨得发亮的锄头，卷着裤腿，脚上一双沾满泥浆的解放鞋，正走在一片无边无际的、金黄色的稻浪中间。田埂边的水渠里，流水潺潺，声音清亮。他走得很慢，很稳，仿佛要走上一生那样久。
四野的蛙声轰然响起，如雨，如鼓，将他那瘦小的、沉默的身影，温柔地吞没了。
烟已燃尽，指尖留下一点微烫的触感，旋即消散在夜风里。我掐灭了烟头。那辛辣的、质朴的、属于“大前门”的气息，却仿佛从未散去。
作者简介
彭伟城，中共党员、宋代彭延年公第三十一世孙，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法学院，揭阳一中校友，就职于中国工商银行揭阳分行，《名篇.文学艺术网联盟》名誉总顾问。
他钟情于文学的浩渺天地，善于用一双欣赏万物的眼睛，从生活经历中提炼美好，传播正能量，讴歌这个伟大的时代。
他心怀诗意，始终追寻着远方的理想与浪漫。作品发表于《名篇.文学艺术网联盟》、《揭阳日报》、微信公众号《故国花开》、《世彭总会》等，并获得广泛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