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门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其中名气最大的应该是子路和颜回。遗憾的是，这两位弟子都先孔子而死，令老人家悲伤不已。今天先谈谈子路。

　　这位小孔子九岁的弟子，如同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有棱有角，质朴冷硬。而孔子的教诲则如精准的刻刀，在他身上留下了师者的智慧与仁者的温度。

　　子路最鲜明的特质是“勇”。《论语》中多次提及他的勇武，孔子也直言“由也好勇过我”。未拜入孔门时，他“好勇力”，以公鸡毛、野猪牙为饰，一副桀骜不驯的武人模样，甚至想以武力挑战孔子。入门之后，这份“勇”并未消散，反而转化为践行道义的力量。在弟子各言其志的场合，子路直言能治理千乘之国，既使被大国围攻、又加上饥馑，如果让他来治理，只需三年时间，可以使老百姓勇敢正直。那份不加掩饰的自信，正是其勇武性格的自然流露。但子路的勇绝非鲁莽，他“闻过则喜”，能虚心接纳孔子的教诲，将匹夫之勇升华为君子之勇，这正是他超越一般武夫的可贵之处。

　　子路的另一大特点是率直坦荡。他从不掩饰自己的情绪与想法，开心时便喜形于色，不满时便直言不讳。当孔子感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那份被老师认可的喜悦直白而纯粹；孔子赞扬他“不嫉妒，不贪求，有何不好？”（“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他“终身诵之”，将老师的肯定当作毕生的信条。而当他不理解老师的行为时，也从不隐忍：孔子受邀欲见名声不好的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明显表示不悦；孔子在陈国绝粮，他直言质问“君子亦有穷乎”；鲁国季氏家臣公山弗扰在费邑叛乱并召孔子，孔子一度有意前往，遭到子路反对，便没有前去。这种“君子坦荡荡”的品性，在虚伪盛行的时代尤为珍贵，也让他成为《论语》中最具个性的人物。

　　子路能名垂青史，不仅因其个性鲜明，更因其卓越的实践能力与坚定的道义担当。在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中，他位列“政事科”，是公认的治国之才。孔子评价他“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认可他的军政才能；更称其“片言可以折狱”，赞赏他明察秋毫的判断力。他担任蒲邑大夫时，将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孔子路过时称赞其“恭敬以信” “忠信以宽”，足见其治政成效。

　　而最令人动容的是他的“结缨而死”——卫国内乱时，年过花甲的子路挺身而出，帽带被斩断后，他坚持“君子死，而冠不免”，系好帽缨后慷慨赴死。这一壮举，完美诠释了孔子“杀身成仁”的教诲，也让他的形象永远定格在道义的丰碑上。

　　孔子对子路的态度，是《论语》中最动人的师生写照——既有严厉的批评，更有深沉的爱护，是典型的“因材施教”。孔子深知子路好勇的天性，常常“抑其锐”：子路问“率三军”之事：“老师若统率三军征战，会与谁共事？”孔子答道：“赤手空拳打虎、无船徒步渡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我不与他共事。我要找的，是遇事谨慎、善于谋划而能成事的人。”（“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警示他不可鲁莽行事；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孔子批评他刚勇过盛、缺乏中和之气，与儒家乐教精神相悖。引导他涵养平和之气。但这种批评绝非否定，当其他弟子因此不敬子路时，孔子又及时补言“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既肯定他的进步，又指明努力方向。

　　孔子对子路的爱护，藏在细微的言行中。他依赖子路的勇武，坦言“自吾得由，恶言不闻于耳”，将其视为最可靠的护卫；他关心子路的安危，听闻卫国之乱时便忧心忡忡，预言“由其死矣”；当子路殉难的消息传来，孔子“哭之恸”，甚至倒掉家中的肉酱，终身不再食用。这种亦师亦友、亦兄亦弟的关系，超越了普通的师生情谊，成为儒家“教学相长”的典范——子路的忠诚与勇毅守护着孔子的行道之路，而孔子的智慧则塑造着子路的君子人格。

　　读《论语》中的子路，总能感受到一种久违的真诚与力量。他不完美，有冲动、有棱角，却始终在孔子的教诲下不断精进；他执着于道义，用一生践行着“仁”的准则，最终以生命完成了对师道的诠释。而孔子对子路的教导，也揭示了教育的真谛：真正的师者，不是要把学生塑造成统一的模样，而是要如琢玉般，保留其本真，去除其瑕疵，让每个生命都绽放独特的光彩。

　　子路的故事告诉我们，个性与德行并非对立，勇毅与谦逊可以共生。在这个圆滑世故盛行的时代，我们或许更需要子路般的坦荡与执着；在这个价值多元的社会，我们更应铭记孔子的教诲——唯有以仁为核，以学为翼，才能让个性成为美德的载体，让勇毅成为道义的支撑。这种师友相成、知行合一的智慧，正是《论语》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