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碧薇 摄

女性写作的“陷阱”和可能

杨碧薇

2024年，从四月到八月，整整四个月，我都在创作一部长组诗：《十二个房间》。这组诗共十二首，每一首写了一个特定的空间，如产房、酒吧、衣帽间等。诗的写作初衷，就是要关注女性；在下笔前，我已就“房间”这个题材思考了一年多。关于妇女解放、女性主义，我们提了很多年，女性写作也算是这些年来一直热闹的话题，但在我眼中，女性诗歌写作还远远不够，研究更是不够。大多数时候，人们关注女性写作者本人，却未必认真阅读她们的作品。在新诗这一块，女诗人写自身的诗歌较多——因为有感而发就能写自身，写他者的诗歌却较少，因为写他者对诗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关注自己，更要了解他人。新诗是一种强调自我和个性的文体，诗人在表达自己的同时，若非有足够的警醒，很容易陷入一个误区，即对自我的过度关注。当有限的自我经验被掏空后，写作就会进入虚弱的自恋状态中。

自恋导致的后果是多方位的。一方面体现在文本上：过度的自我关注演变为过度的自我剥削，既然没有新的经验产生，那写作者就在文本上剥削自己。这让一些诗人过度关注修辞，在他们繁复的句式下，有限的经验被语言覆盖，捂着，扣着，出不来。生命力是委顿的，没有热血，没有刺点，只有语言徒劳狂欢，徒劳空转。另一方面其实更严重，因为它关涉到人自身——自恋会妨害诗人对自我进行客观审视。当诗人的自我认知悬浮于真空中，性格发展不健全，就难以塑造起健康、独立的人格。如果说在上个世纪，让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重点关注的人类疾病还是癌症，那么今天，人类最普遍的健康难题，已不再是少数人的癌症，而是越来越多的精神症候。某种程度而言，精神问题可能已经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时代病。我想，大约是以人类目前的历史经验、认知体系和价值逻辑，还无法有效地应对政治经济、消费主义、技术潮流、社交媒体及其他纷繁巨变的全面冲击。面对巨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其实需要坚实的信仰、古老的信念托底。遗憾的是，漫长的古典时期沉淀下来的精神片羽，早已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支离破碎。如今，商品、信息、资本都在飞速流动，人心也加入其中，流动不止，专注与定力成为稀缺品质。

基于此，我想从自己开始，重启对他者的关注；并在个体经验与他者经验之间寻问诗的某些公约数，用诗的方式来展现、探讨共属经验，调整诗在个性与公共之间的平衡点，探索诗在介入我们时代、表达这个时代人类心灵时的可能性。关于他者，我在写《十二个房间》前，就进行了大量尝试。2021年，我出版了诗集《下南洋》。在《下南洋》系列中，每一首诗里的“我”都不是我自己，而是我在南洋遇见的形形色色的人，水手，僧侣，盲人乐手……还有一些历史人物，如黄乃裳的革命同侪、万象公主……我用他们的口吻来写诗，用想象和思考介入他们的人生，又以我的自身经验去补足对他们的叙述，以他们为原型来描绘南洋群像。后来，写《十二个房间》，我也充分地考虑过基本的构思。首先，我为什么要从空间的角度来写女性？因为空间与每个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它作为最基本的生存背景，又容易被人忽视，这就像鱼生活在水中，感觉不到水的存在。此外，不同空间也是不同权力结构的映射，其中包含着性别权力。身为女性，我最有体会的两个空间，一是厨房，二是公共厕所。在中国，厨房往往被默认为女性的场所。当一个中国家庭在进行装修设计时，橱柜、水台、操作台等厨房设施的高度，通常要以女主人的身高为准。什么高度最适合女主人洗菜、切菜、烹饪、洗碗，厨房设施就打造成什么高度。现在回忆我的童年，在我们家族的厨房里忙碌的，总是祖母、外祖母、母亲、姑妈、表姐，还有保姆，而男性是很少进厨房的。那么，厨房对这些女性而言是权利还是义务？我看，更多还是义务。表面上，厨房给了女性一个施展厨艺的空间，但它也是一个困住女性的空间，它对女性而言是义务，是约束，而不是展现自我的舞台，不是权利或享受。

我深有体会的第二个空间是公共厕所。女性在外面上厕所时，排队是常态，尤其是人流量大的机场、高铁站、商场，有时一排就是大半天，很不方便。据统计，因为生理构造不同，女性上厕所的平均时间是男性的1.5倍，也有说是2倍多的，总之女性如厕时间更长，而男厕所很少有排队的情形。育儿任务也增加了女厕所的负荷。我注意到，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母亲们通常会把孩子带到女厕所来解手；尤其是婴幼儿，需要母亲亲手帮忙的，如厕时间就更长。现在一些大城市里的女性主义者在提厕所革命，政协委员的提案也有关注这个问题的，但任重道远，女性如厕问题尚未得到普遍解决。我举这两个例子是为了说明，空间与性别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少有人从空间角度来系统地写这个时代的女性生存，那么，从我开始吧。诗歌构思之初，我便抛弃了厨房。在约定俗成的文化氛围里，厨房包含的性别指向太明显了，似乎厨房就是女性的，女性就该待在厨房里。那么，我偏不写传统的厨房，也不写家庭空间，而是要写这些年在中国社会出现并发展着的新空间，诗里的健身房、艺术沙龙、衣帽间、母婴室，就是我特意选择的新空间，此为全诗的第一条线索。

第二条线索是与性别直接关联的空间，我写到产科。以前，女性在家中分娩，现在在医院的产科分娩，医学的进步标志着文明的进步。然而，产科还不能做到细致地关怀女性在生育上的心理创伤。我没有生过孩子，却听一些女性朋友分享过她们的生育之痛，以及可怕的产后抑郁症。我把她们的讲述进行综合提炼，写到了《产科》里。这也是我的一种他者经验。通过他者经验，我与笔下人物产生更紧密的情感联系。情感体认是共同体成立的第一步，情感联系指向的，就是性别共同体。如果性别共同体真的存在，我不希望它是传统话语框架里的，它应该弃旧迎新，脱胎换骨，有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

第三条线索是当代女性的精神空间。与外部空间不同，精神空间是向内的，我借用了告解亭和方舟的意象，这两个空间都有象征意味，我用它们来处理关于女性的身体、爱情、精神和存在的话题。因此，这两个空间更私密，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我有意在这些半私密的空间里设置了男性的他者。事实也如此：女性哪怕是在独处时，也是社会性的，也脱离不了男性目光的凝视。

第四条线索是女性生存。当前，女性依然生活在性别歧视和隐蔽的性别压迫之下。为此，我写到母婴室。这些年，中国一些商场、机场等公共空间里出现了母婴室，我注意到它们的英文名不太一致。常见的标注之一是Nursing rooms，也有叫Baby-care room的，很少有叫Parent's room的。从Nursing到Baby-care、Parent's，性别指向是逐渐中立的。而在中文里，它们统称为母婴室，社会潜意识是：育儿首先是母亲的职责。针对这个现象，我在诗里提问：“等等，我还想问一句：/为什么世界上没有父婴室只有母婴室？”

在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现状下，当代女性应该怎样生存？我的主张是：无论女性用什么样的方式生存、抗争，首先应该走向职场。各种各样的现实让我看到：女性的突围没有捷径，只有走向工作，才能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实践来实现自我保障，完善自身，并提升个体价值。对此，我在《十二个房间》里选择了文学会客室、舞台、艺术沙龙，它们不仅指代工作，更指向富有创造力的工作。之所以选择这几个空间，而不是护士站、服装厂车间、教室等其他空间，我也有精心的考虑。我刚才说，新的性别共同体需要新的话语体系和叙事方式来支持，但这一话语叙事很难通过普通女性来完成，尽管她们也在参与其中。为此，我寄希望于具有独立思想、自主意识和创造活力的女性知识分子、艺术家。尽管在今天，知识分子已在大众话语场中被整体边缘化（个别人除外），发出的声音常常被淹没在流行文化与众声喧哗中，（正如我在《工作室》里说，“在二十一世纪/……关于女性的命名空前发达/而被她们的喧嚣湮没了声音的/女性高级知识分子/承受着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孤独”）——但能够清醒、理性地起到引领作用的，恐怕还是知识分子。女性知识分子的独特性在于，她们不仅是知识分子，还应该走在性别反思、平权建设的前沿，因此在精神上、处境上更为孤独，说是“高处不胜寒”也不为过。这首诗，我就是要写女性知识分子对女性的启蒙，这是女性自身的启蒙，是源于女性群体内部的变革力量。女性主义的先锋领袖伍尔夫（Virginia Woolf）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女性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觉得，这句话的涵指还不是特别清晰——她说的房间，应该是什么样的房间呢？在当下，我们有必要发展这句话及其背后的理念。我在《工作室》一诗中正式提出：“老前辈伍尔夫说的‘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早已不够用了/女性需要的，是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我把这句诗作为《十二个房间》的结尾，它是我此次写作的思想结果，也是我期待的未来。

我是城市书写的坚定践行者，这十多年来的诗歌写作，都在自觉地紧握“城市”的手。《十二个房间》亦隐藏着一条城市文明的线索。这次写作中，我更强烈地感受到城市空间之于女性发展的意义，我以《艺术沙龙》来强调了这一点。这首诗的灵感源于我在北京参加的一些艺术沙龙，这一特定的空间聚集了最富有创造力和思想性的女性。我提炼出女画家、女诗人、女导演、女策展人、女学者等五个角色，让她们齐聚一堂，彼此分享，共同进步。诗尾“你想领略最富有生机的女性发展吗/请到一线城市的艺术沙龙来”，既是对城市文明的赞美，也是对女性发展自我的鼓励。

从厨房到艺术沙龙，女性生存的空间在变，新诗的生态、格局、文体也在变。在我有限的观察内，今天的新诗充满不同的写作主张和创作风格。这是好事，证明新诗一直有探索的活力，而不是板结成一块，只秉持一个标准。虽然新诗内部的种种分野依然存在，但在更大的层面上，新诗的分野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大。在一些公共议题上，在基本的历史判断上，看似互相水火不容的诗人们，其实是有基本共识的。如果再以外视角来看新诗，其内部的分野则可以忽略不计。在新诗以外的他人眼中，中国的新诗诗人是一个特定的群体，具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当他们感叹“哦，原来你是一个诗人！”时，并不会在意你使用的是什么语言方式，偏爱哪种风格，而是对你的“诗人”这一身份属性感兴趣。在他人看来，你作为一名“诗人”，与其他“诗人”是同属一个群体的，分享着同一种象征。那么，今天的诗人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就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因为我们代表的不只是自己，也不是某些同人小群体，而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份，这个文化身份虽不是全知全能，神通广大，但它对于现代中国的构建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文明的现代国家需要诗人的身影。他者的视角也在侧面提醒我：讨论新诗时，要警惕落入自说自话的陷阱；有时候，换一个视角看问题，在更大的层面寻找切入点，反而会看得更清楚。

新的诗歌力量正在中国兴起。这其中有出生于21世纪的青少年；有各行各业的劳动者，尤其是新兴行业的劳动者，如外卖骑手、快递员；有游离于新诗话语场域之外的新媒体创作者，如社交软件上的诗歌博主；更有不断成长着的女性。回望历史，一百年前的新诗还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今天的新诗却已绽放出灿烂光华，其中少不了女性诗人的参与。毫无疑问，女性写作是一股重要的诗歌力量，正在对汉语诗歌发生深远的影响。

当然，我们不能避开其中的问题。首先，继续回应我文章开篇所说，我们对女性写作的关注是不够的。人们对女诗人本身的关注，可能远远超过对她们文本的关注。我们需要打破“人”的单位，去看“文本”。文本折射出来的才是深层次的“人”，而不是表面的“人”。文本立得住，才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的核心条件。其次，要警惕女性写作的“热闹”背后是狂欢的陷阱。写作，何其艰难！需要多少准备！如今，女性写作者手里单单有性别“武器”是不够的。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过于强调性别，可能反而会加剧人的自恋。哲学家韩炳哲关注到当代人的自恋问题，我把他关于自恋的一些看法运用到诗歌上，通过这一视角的诗歌观察，得到了一些新的启发。我认为，一，任何一种性别的过度自恋，都会加剧性别对立。二，自恋的反噬就是加剧人的孤独感，使诗、诗人与他者产生区隔。三，就是我已经提到的，自恋会加剧诗人的自我剥削，从而又加剧人对文本的剥削。那么问题来了：透过“性别”这双眼睛，我们是在发现对立、试图解决对立还是在建构对立、加剧对立？

这是一个全人类普遍自恋的时代。古人“吾日三省吾身”，先修身，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今天，过度的自恋和自我剥削，让人丧失了反省自我的能力。我在阅读时注意到：很多新诗诗人看似在表达自我，但其实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对自我进行反思。表达“我”和“我”之所需，本质上是向外索求；对自己展开严肃的审视，本质上是向内建构，是自我修炼。写作者的个人修炼极其重要，其个人自身的“不完整”，会让主体加速成为流动的后现代碎片。这样孱弱的主体，不可能贡献出有力的作品。其实，以更高的标准来看，在时间长河中，文学写作是残酷的，因为它只会筛选留下最好的作品，而不是保存那些靠标签、噱头赚取短暂红利的过眼云烟。据此推想，过度强调性别身份，沉溺于性别自恋、个体自恋，无非是重新掉入窠臼，并不利用写作的打开。清晰、综合、敞开的姿态，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写作者的基本素质。于我而言，在我的诗歌体系里，女性题材也只是其中一个维度，这首先是由我自身的性别决定的，但绝非我写作的全部。

一千多年前，诗圣杜甫在安史之乱中饱经忧患，当他发出“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这般沉重的感叹时，一定不会想到，在21世纪，ChatGPT、Deepseek等人工智能正在撬动人类写作的边界。未来的新诗发展，肯定会超出今天的想象。像杜甫一样，时代即我们想象力的边界；我们活在特定的时间里，很难设想未来的诗歌发展。未来不可测，唯当下可把握。那么，先好好立足于当下吧！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时代，我期待诗人加强对自身完整性的建设，坚持心性的锻造，以明澈的、超越性的、充满力与美的精神世界去反哺诗歌；我期待人们能放下更多的偏见，给予不同的主张、审美、写法以空间，让各种写法都有效地参与到新诗的讨论中。这未必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新诗合流。而新诗合流，恰恰与各美其美、百花齐放并行不悖。

2025-3-13 北京

本文刊于《雷雨文学》2025年第4期

杨碧薇，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领域。出版《下南洋》等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共六部。主讲个人网课《由浅入深读懂汉语新诗》入驻腾讯视频。

来源：中国诗歌学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