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三年

 文/陈全刚

朋友邀请我一同自驾去西藏旅游。他们知道我年轻时曾在西藏工作过，想在旅途中听我谈谈藏族同胞的信仰、文化和风俗习惯。但由于我近期查出有肺气肿的前兆，家人对此极力反对，朋友们只好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为了弥补这份遗憾、满足朋友们的愿望，我把曾经写的西藏见闻整理后发给了他们，希望能对他们的旅途有所帮助；同时也将这些内容转发给了那些未曾去过西藏的朋友，为大家提供一个了解藏族同胞的窗口。

（一）初到西藏

1979 年，全国各地抽调干部支援西藏建设。我作为什邡县林业局的林业技术员，被原温江地区林业局确定抽调到西藏自治区工作三年。

当年我县抽调的援藏干部共有五人：行政干部包括团县委书记陈贻贵、人民银行副行长谭启茂、知识青年办公室主任魏延康；技术干部有我和县科委的谢光明。其中，陈贻贵、谢光明被安排在拉萨市工作，谭启茂、魏延康和我则被安排在昌都地区工作。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讯落后，媒体也不发达，人们大多对西藏缺乏了解。我对西藏的认知，除了从小说和电影中获得的片段，更多来自书本的描述。印象最深的，是书中描绘丰收季节或喜庆节日时，藏族同胞无论男女老少，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围坐在篝火旁载歌载舞的诗意画面。但也听过这样的说法：西藏是人烟稀少、贫穷落后之地，不仅气候恶劣、交通困难，汽车坠崖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我对西藏既充满好奇，又怀有一丝恐惧；但那时毕竟年轻，便高高兴兴地服从了组织安排。

我们原温江地区的两百名援藏干部，分乘五辆由省委组织部安排的大客车，从成都向西藏进发。我年轻，身体好，没有任何不适应的感觉，也没有一丝睡意。坐在车窗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沿途风光：绿色的草原、成片的湿地，一群群牦牛、羊群与奔驰的骏马；还有湍急的大渡河、金沙江，以及远处白皑皑的雪山。

初到西藏高原，一切都格外令人好奇。天空湛蓝得仿佛没有尽头，白云轻柔地缠绕着山腰，时而飘在山脚，时而升至山顶，像一条条巨型的洁白哈达挂在山上。连绵起伏的山峰肩挨着肩，挺着健硕的胸膛，骄傲地展示着它们的壮实与强悍。

在医生、护士等工作人员的护送下，我们经雅安、康定一路前行。还未抵达折多山垭口时，医生就不时提醒：“若出现头痛、头昏、胸闷等症状，均为正常的高原反应，需随时报告。” 离开新都桥后，我们沿 317 国道继续行进，途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等地，于第四天顺利抵达西藏昌都地区招待所。

在昌都休整两天后，地区组织部组织我们开展集中学习，系统介绍了西藏的基本情况、藏民族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与生活习惯，重点解读民族政策，要求我们尊重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扎实做好民族团结工作。

学习中我了解到，西藏在近代史上曾被划分为前藏和后藏两部分。据《西藏通史》等史料记载，清雍正年间，年羹尧奉旨平定西藏地方叛乱后，为制约地方政权势力，将西藏正式划分为前藏与后藏。 

前藏以达赖喇嘛驻地拉萨为中心，首府拉萨，标志性建筑为布达拉宫。

后藏以班禅额尔德尼驻地日喀则为中心，首府是日喀则，标志性建筑为扎什伦布寺。

学习结束后，谭启茂被分配到边坝县，魏延康被分配到洛隆县，我则分配到左贡县。抵达左贡县后，除原温江地区、雅安地区、绵阳地区和广元地区的援藏干部外，还有来自天津、云南的援藏干部，共计12 人。

到左贡县后，很多干部被分配到区里担任副书记、副区长等职务，只有少数留在县级机关。我和广元来的一位蒋姓援藏干部被分配到扎玉区工作。在那里工作一年多后，因语言障碍，我被调到左贡县临时机构水电办公室，直至1981 年援藏期限届满返回内地。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藏多数县、区、乡都不通公路。例如，从左贡县城到中林卡、下林卡等区乡，骑马通常需要两三天；从区上到生产队，时间则更长。

我算是运气好：左贡县城到扎玉区政府所在地，当时刚修通一条盘山碎石公路。早上坐上运粮的卡车从县城出发，八十多公里的路程，虽颠簸不已、尘土遮天，但天黑前就能到达。颠簸一天下来，人就像从灰堆里爬出来一样，只有眼睛和牙齿是干净的，吐的口水、流的鼻涕全都是灰尘。抵达区政府所在地，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人烟稀少、卫生堪忧。用“牛粪遍地晒、屋顶石头盖” 形容毫不夸张，就像后来范伟的小品台词一样：“心里拔凉拔凉的。”

区政府仅有十几间石坯泥房和一所小学校，没有专用办公室。只有区委书记因工作需要有一间石坯泥房办公兼寝室外，其他干部都是两人合用一间。二十多名干部中，除区委书记、粮管员和我们两名援藏干部是汉族外，其余全是藏族干部。

区政府所在地不通电，靠蜡烛照明。蜡烛有时用完间用松树皮凑合着照明。最难熬的是夜晚的寂寞与孤独。报纸、信件靠马帮十多天才送一次，看的都是旧闻，文化生活更无从谈起。

区政府与县级各单位仅靠一部手摇电话联系。前任文书告诉我：“现在还好，从县上到区上通了公路，但到下面各乡都没有公路，去最远的生产队骑马要走三天时间。”

我既不会藏语，也不认识藏文，内心迷茫，不知该如何开展工作。

（二）深入藏区

到区上工作不久，书记安排我和一位略懂汉语的藏族干部去农区了解当年青稞收成，说是让我这个刚出校门的学生干部去体验藏区的农区生活。书记还风趣地说：“你们援藏干部迟早要走，趁这机会去领略一下风景、感受感受高原反应，对你有好处。”

出发前，需要备好马具和生活用品。我们将帆布褡裢口袋横放马背，一边装被褥，一边放小型高压锅、大米、面条、食盐等必需品。我到西藏时间短，生活还不习惯，且高海拔地区大气压力低，普通锅煮不熟饭，只能自备三餐。

在西藏乡村，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称农区，以牧业为主的称牧区，二者合称“农牧区”。此次行程，我们骑马翻山越岭去过最远的生产队，来回光是一个多月，仅仅走了辖区三分之一的农区。

西藏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地广人稀所带来的静谧。骑马行走半天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在有水草的地方才能看见牦牛和羊群，而牦牛和羊群的数量往往比人多。

仔细观察会发现，牦牛群中白牦牛很少，多为黑牦牛。牦牛四肢短而粗壮，身体两侧和胸、腹、尾的毛长而密。它们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牛种，被称作“高原之舟”，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

牦牛性情温顺善良，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点。对于世代以游牧为生的藏族同胞而言，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冰雪袭人的寒冬，牦牛都担负着驮运粮食和各种生活用品的重任。可以说，藏族的衣、食、住、行皆与牦牛息息相关。

九月中下旬，正是青稞成熟待收的季节。河谷间、山坡上，藏族同胞正忙着收割劳作。成片的青稞如金色海洋般耀眼夺目：有的已被收割成捆，有的还迎风摇曳等待收割。见此情景，我心生好奇，便下马走到山坡边，轻轻摘下几穗成熟的青稞仔细观察。青稞穗上长满密集的芒刺，与成都平原种植的大麦颇为相似；成熟后的青稞籽粒饱满，色泽金黄。

农区藏族居住的房屋多为就地取材、因地制宜建造的石坯泥房。墙体以片石或卵石砌筑而成，厚度达40 至 50 厘米；屋顶则用泥土夯实为平顶。房屋多为上下两层结构：上层住人，下层养牛羊。家家户户还会用木桩或片石围砌低矮围墙，其主要功能是阻挡牛羊，并未见到任何防盗设施。

牧民临时住所则以方形或长方形的帐篷为主。帐篷四周用木桩支撑起高约两米的篷架，上面覆盖黑色毡毯，再用牦牛长毛制成长绳牵引固定。帐篷前端留有宽60 厘米、高 1.5 米的门洞，供采光、通风和出入。帐篷中央设置简易炉灶，四周用泥块垒成低矮平台，上面住人并堆放糌粑、酥油和用作燃料的干牛粪。

蒙古族帐篷多为圆形，而藏式帐篷则为方形或长方形。无论何种形状，藏式帐篷制作简单、拆装灵活、运输方便，非常适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下乡期间，我们吃住都在藏族同胞家中，睡自己带的被褥，吃自己带的米面，偶尔也和他们同吃酥油糌粑。同行的藏族干部也自带被褥，但晚上他经常不跟我住在一起。喝过酥油茶和青稞酒，待我睡下后他就走了，第二天早晨才回来。问他晚上去哪里了，他只有嘿嘿的笑声，不做任何正面回答。次数多了，我也就懂了。

在西藏农牧区，除转业、退伍军人带回的军用被褥外，普通农牧民家中几乎没有像样的被褥。即使天寒地冻，农牧民在家中或帐篷内用木材或干牛粪生一团火取暖，全家老小也只能蜷缩在羊皮褥内御寒。

一个多月与藏族同胞在农牧区朝夕相处，通过观察、倾听和询问，我对他们的性格、信仰、习俗、文化和爱好有了初步认识。

藏族同胞的外貌特征明显：鼻梁高挺，鼻腔较大；因长期经历高原的风吹日晒，皮肤略显粗糙，面部多呈酱红色（我们称“高原红”）。

他们的喜怒哀乐分明写在脸上，情绪少有过渡。微笑常被省略，这或许是汉族人觉得他们外表冷峻的原因。加之高原缺氧，中老年人无论行走或劳动，节奏都比较缓慢。藏族同胞普遍吃苦耐劳、心地善良、性格豪放、情感质朴、思想率真、行事直来直去。他们对复杂是非的判断相对直接，容易受到煽动或挑唆；一旦情绪冲动起来，行为会较为偏激，常常为朋友两肋插刀。

藏民族无论男女都喜欢在腰间挂一把带有花纹图案的小刀，多用于切割牛羊肉。刚开始我也觉得有点害怕，其实那是藏民族的传统配饰，俗称“腰刀”，因常挂于腰间而得名。

我国少数民族大多有能歌善舞的天赋，藏族同胞尤为突出。他们宽衣长袖的舞蹈婀娜多姿。无论是迎宾的牦牛舞，还是节日的锅庄舞（又称圆圈舞），几个基本动作看似不复杂，跳动时却十分生动舒展。藏族同胞自称“会说话就会唱歌，会走路就会跳舞”。他们不分年龄、不分男女、不分场合，张口就唱，抬腿就跳。歌声动听，高亢处似能抵达珠穆朗玛峰之巅，低沉处似能探入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谷底。

藏族青年热衷骑马、赛马、打猎、摔跤等充满速度与激情的运动。在昌都学习时，我曾与几位藏族青年闲聊，问他们最喜欢什么。一个牧区青年答“马”，一个城市青年答 “吉普”（越野车）。难怪他们对速度与激情的运动如此痴迷，会将赛马冠军视为英雄一般崇拜。

我对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知之甚少，仅知道它是传入西藏地区的佛教分支，主要流传于藏、青、川、甘、滇等藏族聚居区。

据说，藏传佛教深刻影响着藏族的天文、历算、医学、文学、歌舞、绘画等文化领域，甚至渗透于许多习俗与生活方式中。藏族同胞对宗教的虔诚深入骨髓，他们毫不吝啬地将家中最值钱的物品奉献给寺庙。宗教信仰不仅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更是生命的寄托与归宿。

在寺庙外、大路旁，常常见到虔诚信徒的身影。他们用废旧轮胎的橡胶制成简易的护手护膝，风餐露宿中不惧艰难，不惜千里跋涉；以身体为尺，一步一叩，丈量着漫长的朝圣之路，凭坚强的信念执着地走向心中的圣地。

公路上偶遇磕长头的场景，总能令人感慨万千。他们若遇车辆交会或需暂停，便会细心划线或垒石为记，绝不用乘车的方式减轻丝毫劳累。这份朝圣途中的艰难与磨砺，早已远超常人的想象。

磕头是藏传佛教信徒表达虔诚的重要礼佛方式，主要分为三种：

磕长头—— 作为最为虔诚的方式之一，可在行进中或原地进行；

磕短头/ 磕响头 —— 多在朝觐佛像、佛塔和活佛时行此礼。

除磕头外，藏族同胞还有许多独特的祈福方式：转神山、拜神湖、转经筒、悬挂五彩经幡、石刻经文等。

其中，悬挂经幡是藏民族传承千百年的宗教习俗。经幡由棉布、麻纱或丝绸等材料制作，形制多为长形、方形或条形，上面印有经文、咒语、佛像等吉祥图案。

经幡的颜色鲜明且极具象征意义：蓝色代表蓝天，白色象征白云，红色象征太阳，绿色代表丛林，黄色代表大地。

悬挂经幡的场景十分普遍，在山间、草地、树梢、屋顶等处随处可见。这些五彩斑斓的经幡在天地间飘荡摇曳，承载着深厚的宗教意涵，主要寄托着藏族同胞祈求福运昌隆、消灾避祸的美好愿望。

（三）藏族习俗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 米，空气稀薄、日照强烈、降水少且风速大。独特的地理气候孕育了藏族同胞独特的饮食习惯，糌粑、酥油茶、青稞酒、牛羊肉等成为其传统食品。

（1）传统饮食

糌粑：藏族同胞的主要食品。原料是一种生长在青藏高原高寒地区的禾谷类作物（属大麦类），名称青稞。糌粑制作方法极为简单：青稞收获后晒干，炒熟（不去皮），磨成细粉（类似北方的炒面），藏族同胞就称“糌粑”。

酥油：是每户藏族同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材。在牛奶分离器尚未普及的乡村，传统提炼方式延续至今：将加热后的牛奶倒入特制圆形木桶，用木棍反复上下搅动奶汁至油水分离，表层会浮起一层黄白色脂肪质；打捞后装入容器冷却凝固，便形成了“酥油”（质地类似汉族熬炼后的黄白色猪油）。酥油热量极高，对牧区藏族同胞而言，日常热量除牛羊肉外，70% 以上需依靠酥油补充。

酥油茶：高原生活的“灵魂饮品”，制作过程讲究融合：将“砖茶”（压制成砖状的茶叶）用水久熬成浓汁，倒入圆形茶桶后加入酥油和食盐，用木棍快速搅动至油茶完全交融，再倒进铜壶或铝壶加热饮用，这便是喷香可口的“酥油茶”。

用酥油茶待客是藏民族千年传承的礼仪：客人饮茶时，主人会持续添茶，始终保持茶碗满盈；若客人需暂停饮用，可将茶碗静置，主人仍会添满，待告辞时一饮而尽，既体现主人热情，也避免浪费。

酥油糌粑的吃法：“酥油糌粑”并非单一食物，而是指酥油茶配糌粑的食用方法。食用时先将糌粑放入碗中，加少许酥油茶，用中指沿碗底轻捣防溢出；同时转动茶碗，手指贴碗边揉合拌匀，待糌粑达到“手捏成团、松手可散”的状态，捏成小块直接用手食用。

糌粑吃法便捷且携带方便，最适合游牧生活—— 出门时怀揣小碗、腰束糌粑口袋，遇有茶水即可食用，无需生火做饭，是高原游牧民族的“便捷快餐”。

青稞酒：用青稞为原料酿制的低浓度饮料酒（酒精度通常在10°—15°之间），因色淡如琥珀、味带酸甜，深受藏民族男女喜爱。制作方法也很简单：青稞煮熟降温后拌入酒曲，装入陶罐密封发酵；两三天后加入清水，再封存数日便酿成青稞酒。    到藏族同胞家中做客时，主人通常会敬献青稞酒。敬酒礼节充满仪式感：主人先斟满酒杯，客人喝一口后主人添满，再喝一口又添满，待第三口一饮而尽，方可与主人自由畅饮，体现“三敬”的尊重之意。

奶制品与风干肉

西藏牧区牛羊成群，奶制品丰富多样。最普遍的是酸奶和奶渣。

酸奶：据藏族同胞介绍，酸奶由牛羊奶自然发酵而成，口感酸甜，营养丰富且易消化，尤其适合老人和小孩。

奶渣：提炼酥油后剩余的沉淀物，经烧煮蒸发水分后形成的固体，可制成奶饼、奶块长期保存，是牧民冬季的重要零食。

风干牛羊肉：每年十一月底，当气温降至零度以下时，宰杀牛羊后将肉割成条状，挂在阴凉处自然冰冻风干（高原严寒低氧环境能抑制细菌滋生，食物不易变质）；次年四五月份取下生食，肉质紧实有嚼劲，富含蛋白质。

（2）丧葬方式

在藏传佛教“轮回转世”观念的影响下，古老的土葬习俗逐渐被摒弃。藏族同胞认为，人应“尘来尘去”，死亡后在尘世不留下痕迹，尸身应焚化或用于喂鹰、喂鱼，以自然方式回归天地，助灵魂顺利转世。主要丧葬方式有：

塔葬：这是规格最高的丧葬方式，仅用于活佛或地位极高的僧人。遗体火化后，骨灰被存放于专门修建的灵塔中，塔身雕刻经文与佛像，供信徒朝拜；部分活佛圆寂后，尸身经脱水防腐处理，直接在灵塔内以泥塑成佛像，成为“肉身佛”供人敬仰。

火葬：适用于普通僧人与部分平民。遗体置于木柴堆上，由僧人念经祈祷后点燃火化；将骨灰撒向高山之巅，或投入江河之中，寓意“魂归天地”。

水葬：多见于靠近江河的地区，有两种形式：一是将完整尸身抛入江河；二是将尸身肢解后抛入江河。藏族同胞不吃鱼，源于古老信仰—— 他们认为鱼吞食尸身后会附着死者灵魂，吃鱼既是对死者的不敬，也会阻碍灵魂转世。

天葬：这是藏族最古老、最普遍的丧葬方式，核心是“以肉身供养生灵”。亲人将遗体送至指定天葬场，焚香祈祷后，由专职天葬师（藏语称“朵娃”）肢解遗体、捣碎骨头，以哨声招引秃鹫前来吞食。藏族同胞认为，这样处理遗体，秃鹫带着死者灵魂就会升往天界顺利转世。

（3）礼仪与禁忌

藏族同胞不仅勤劳勇敢、热情好客，更以严谨的礼仪与禁忌维系着民族文化传承。  见面礼：见到长者或尊敬的人，须合掌与鞠躬并用以示尊敬；见到平辈，点头欠身即可，无需过度礼节。

献哈达：白色生丝织品，质地稀松如网，长短不一（长者约3—5米，短者达：最具代表性的待客礼仪。哈达在藏语中意为 “礼巾”，常见的哈1—1.5米）。无论节庆、婚丧、拜会尊长、礼佛或迎宾，敬献哈达都象征着“真诚与尊敬”，接受者需双手接过并低头致谢。

藏族同胞的禁忌多与信仰、生活习惯相关，需格外注意：

藏族同胞极度反感外人围观天葬活动，尤其忌讳汉人观看天葬师肢解尸体、捣碎骨头及秃鹫吞食骨肉的细节。这被视为对逝者与信仰的亵渎。

若家门口燃放小堆柴火或挂有红布条，表明家中有病人或产妇，未经主人邀请切勿擅自进入，避免打扰。

人的头部被视为“灵魂所在”，除高僧或长者外，切勿随意抚摸他人头部（包括帽子和发辫），这是严重失礼的行为。

饮食禁忌：忌食驴、马、狗肉（认为这些动物协助人类劳作，应心怀感恩）；最大的禁忌是“不杀生灵”，受戒佛教徒对此更为严格，虽食用牛羊肉，却通常不亲自宰杀。

神圣象征：身挂红黄绿布条的牛羊是“神牲”，是敬神的祭品，切勿驱赶或伤害；秃鹫被视为“神鸟”，承载着引导灵魂升天空的使命，绝对不可伤害。

文字敬畏：藏文是“神圣的文字”，禁用印有藏文的纸张擦洗物品或丢弃，体现对文化的尊重。

这些礼仪与禁忌，既是藏族同胞生活智慧的体现，也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值得每一位来访者心怀敬畏与尊重。

（四）今非昔比

四十多年前的西藏地区，受制于交通、地理及经济条件，生活条件极为艰苦。例如，我工作的左贡县城，没有一家对外经营的饭馆或小食店，只有县政府开办的简易招待所，供货车司机就餐、休息；没有公共浴室和理发店，在藏三年期间，我们都是互相理发，基本以剪短为主，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型。

当时，藏区基层不仅贫困落后，卫生状况亦令人堪忧。人们习惯随地大小便，县城里人畜粪便随处可见，蚊蝇四处飞舞。

人民政府始终关心、重视藏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藏族子女的学费及食宿费用均由政府承担。尽管如此，当时仍有许多家庭不愿送孩子上学，主要原因是不少家庭尚未形成读书的观念。

县城和乡村虽有自发的篝火晚会，但人们身上的衣着并非舞台上那般华丽的民族服装，而是常年未洗的自制土布衣衫，或是未经鞣制的自制羊皮藏袍。浓重的汗味混杂着牛羊肉的腥膻气，阵阵刺鼻。小说与电影里描绘的“穿着靓丽民族服装载歌载舞” 的诗意画面，与现实差距甚远。

由于是第一次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感到新鲜又好奇。除了日常的观察与倾听，还有一位略懂汉语的小学教师为我介绍相关情况。我常去学校找他闲聊，他也耐心地向我讲述了许多西藏的风土人情。

整理西藏见闻时，我努力回溯记忆。文中内容除未亲身见证天葬习俗外，均为我的耳闻目睹与亲身经历，亦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藏区基层农牧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藏族同胞的生活已今非昔比。新闻报道显示，西藏的交通网络飞速发展：青藏公路、川藏318 国道成为热门旅游路线；铁路、航空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城市建设、风貌、经济活力及百姓生活等方面，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

离开西藏四十多年，那片土地的情景仍常萦绕心间。有生之年，我定要重返故地，去我工作过的扎玉区政府看一看：看看那里的山，看看那里的水，看看如今的崭新面貌，也寻访昔日的同事和朋友。

陈全刚：大学法律专科。当过农民、技术员、警察、律师。笔名“乡野闲人”。著有《我和我的乡村》自传（中国教科文出版社出版）。有《茂园文集》第一辑（中国教科文出版社出版）。真实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因多数文稿都在老宅《茂园》完成，故取名《茂园文集》。2022年一2024年，德阳日报文艺副刊，选载了散文《难舍乡愁》《马井元宵会》《我家趴角牛》《马牧河与鱼老鸹》《柴火灶记忆》《父亲小记》《牵手四十年》和杂文《退休养生之我见》《童年无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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