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国的随笔《该给谁立雕塑》以甘肃、陕西两地的雕塑舆情事件为切入点，跳出单纯的艺术审美争议，直抵文化符号建构的核心命题。

 

文章以犀利的笔触、开阔的历史视野，剖析了人物雕塑背后的文化寓意、精神传承与价值导向，既是对当下公共艺术创作乱象的针砭，也是对民族文化根脉如何具象化的深刻思考。

 

在文章的核心论证中，作者首先厘清了人物雕塑的本质属性——它绝非单纯的观赏摆件，而是“人文精神传承赓续的导向载体”，是“社会语境和价值取向具象化的标志”。

 

这一定位为全文的批判与建言奠定了坚实基础。

 

针对祁连山麓的汉武帝雕塑，作者的反驳极具历史纵深感：

从文化地理来看，河西走廊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交汇之地，汉武帝作为中原农耕王朝的符号，与当地多元文化底色存在天然隔阂；

从历史事实来看，汉武帝的开疆拓土涉及多个地域，仅在甘肃立像既无法彰显“汉武雄风”，反而显得片面与突兀。

 

这种批判并非否定历史人物本身，而是指出公共雕塑的题材选择必须尊重地域文化特质与历史全貌，避免文化符号的错配与滥用。

 

相较于对不当雕塑的批判，作者提出的“该立谁”的名单更具建设性，也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判断标准。

 

在河西走廊，霍去病的征战拓土、李暠的民族融合与家族承续、左宗棠的边疆安定与生态治理，都是与当地历史进程、文化脉络深度绑定的功绩；

在骊山华清池，秦始皇、唐太宗的帝王气魄，蒙恬、杨虎城的忠勇担当，张良、司马迁的智慧与气节，均是“国魂军魂文魂的杰出代表”。

 

这些人选的共同特质，在于他们在历史关键节点上推动了民族发展、维系了文化传承、彰显了精神力量，其形象具备成为公共文化符号的充足底气。

 

尤其是对张良与司马迁的深度解读，更跳出了传统认知的窠臼：

张良不仅是“运筹帷幄”的谋臣，更是洞察历史大势、懂得进退之道的战略家；

司马迁的忍辱修史，不仅是个人逆境中的坚守，更蕴含着对国家意志、历史使命的深刻体悟。

 

这种解读让雕塑人选的推荐不再是简单的历史人物罗列，而是充满了精神内核的挖掘与阐释。

 

文章的批判锋芒还指向了当下公共艺术创作中存在的价值迷失。

 

作者痛斥华清池的杨贵妃雕塑是“对中华龙脉秦岭、对秦岭宝地骊山的亵渎和侮辱”，因为杨贵妃的历史形象与“乱伦”“祸国”等负面标签紧密相连，缺乏作为公共文化符号应有的精神价值。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作者列举了李师师、柳如是、薛涛等女性形象，她们或坚守民族气节，或开创文化事业，其精神境界远胜杨贵妃，却未被纳入公共雕塑的考量。

 

这种对比揭示了当下部分公共艺术创作中“重噱头轻内涵”“重经济效益轻精神价值”的短视行为——以历史争议人物作为营销卖点，看似能吸引游客，实则消解了公共雕塑应有的文化引领功能，损害了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

 

在更深层面，这篇随笔探讨的是一个民族如何通过公共艺术建构自身的文化记忆与精神坐标。

 

人物雕塑作为矗立在公共空间的文化符号，其人选的抉择本质上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精神的一次筛选与确认。

 

立谁的雕塑，意味着我们要传承谁的精神，彰显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引导后人铭记什么、追求什么。

 

作者强调雕塑题材选择、主题定位的根本依据是其文化寓意与精神导向，正是看到了公共艺术在塑造民族精神、凝聚社会共识中的重要作用。

 

当公共雕塑脱离了历史真实与精神内核，沦为单纯的景观装饰或商业噱头时，其文化价值便会荡然无存，甚至可能误导公众的历史认知与价值判断。

 

高建国的文章以其鲜明的立场、扎实的历史功底与犀利的文笔，为当下公共艺术创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

 

它提醒我们，公共雕塑的创作不能脱离历史语境与文化根脉，更不能背离主流价值取向。

 

在选择雕塑人物时，必须秉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考量其精神价值与当代意义；

既要避免文化符号的错配，也要摒弃功利化的创作心态。

 

唯有如此，雕塑才能真正成为传承人文精神、彰显民族气节、引领社会风尚的文化坐标，在公共空间中无声地传递着民族的集体记忆与精神力量。

 

 

 

近来，甘肃和陕西接连出现雕塑舆情事件，吵来闹去，莫衷一是。显而易见的是忽略了很重要的问题：雕塑这东西到底是做啥的？到底该给谁立雕塑？

 

人物雕塑，是具有特定寓意、象征、形象观赏价值的文化艺术作品；是人文精神传承赓续的导向载体；是社会语境和价值取向具象化的标志。这些属性是人物雕塑题材选择、主题定位、艺术呈现的根本依据。

 

在祁连山麓、河西走廊搞汉武帝刘彻雕塑原本就不合适。那方土地非同一般，它是中国北方民族游牧文化的核心区，是中华民族文化多元并生、多元融汇、多元一体特征中，独立一元的存在。

 

汉武帝是“中原王朝”、农耕文化符号，不是“西戎”游牧族群、游牧文化的符号。

 

汉武帝是一个朝代的国家代表，但当时的国家领土并不覆盖后世中华版图的全部。

 

真的要体现“汉武雄风”，不止是甘肃方向，而是多个方位。

 

他的开疆拓土涉及内蒙、宁夏、甘肃。他和匈奴作战的正面主战场在宁夏内蒙，甘肃只是匈奴后方。

 

后来，他又把征战重点转向南方——秦始皇收复的江浙赣以南的“百越之地”。

 

在刘邦手里允许以“南越国”名号自治，分裂出去历六代之久，被汉武帝重新收复回来。

 

所以，只有宁、蒙、云、贵、粤、桂、以及越南、缅甸都立起汉武帝雕塑，才能尽显汉武雄风。只在祁连山搞个头像雕塑，算个啥事啊！

 

在祁连山麓、河西走廊最该立的人物雕塑是霍去病、李暠、左宗棠。霍去病众所周知，不在话下。

 

李暠的先祖是汉武帝时期“飞将军”李广，李广的孙子李陵。因为李陵兵败叛变后，娶了匈奴公主，所以李暠是汉匈混血基因。历经汉、晋、五代，李暠在敦煌将军任上崛起，平定收复了西北和蒙古，在甘肃武威做了西凉王。完成了建功于祁连之西、立朝于祁连之东的事业闭环。虽然他的西凉小王朝只存续了两代，但经他之手，复兴了被汉武帝“夷灭三族”的陇西李氏家族，为后人李渊、李世民建立大唐王朝，开创大唐盛世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左宗棠以陕甘总督身份，为甘肃打下了国防工业基础、文化教育基础，平定了陕甘回乱，创新了西北民族政策，促进了多民族聚集地区的稳定繁荣。为后来以“总理西北军务大臣”身份，抬棺出征，坐镇嘉峪关，平定了新疆变乱打下了基础。左宗棠还组织地方官衙和过往大军，从平凉到河西走廊“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在医治战争创伤、改善甘肃生态环境中，立起一道丰碑。而河西走廊恰恰是“回乱”热点地区，生态环境重灾区。左宗棠是国家栋梁、西北、甘肃、河西走廊的福星、保护神。理应立雕塑纪念。

 

陕西该立雕塑的历史人物太多了。西安作为十三朝文化古都，有的资料还说成十七朝，反正人文底蕴足够厚实。聚焦在历代王朝“离宫”的骊山脚下华清池，该给有密切关联的三个皇帝——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六位文臣武将：蒙恬、王翦、张良、司马迁、魏征、杨虎城立塑像。秦岭是中华龙脉，这些人是龙脉精华，他们都在华清池留下了光辉足迹。在历史进程、国运变换的关键环节，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魂军魂文魂的杰出代表，是真正的中华民族精英。

 

如果再浓缩精简一下，只要两座雕塑，该是张良和司马迁。

 

张良代表了中国逆境人群顶尖智慧、顶尖能量。人们普遍认知中，只是知道他是“汉初三杰”之一，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本事，但以大历史观视角看张良的能耐，是一直顺势借力，作用了三个特别厉害王者的生死成败。

 

张良出身韩国“五代为相”的贵胄之家，秦国灭韩之后，成了落魄公子。他曾雇佣武士刺杀秦始皇，结果失败了。就去投奔反秦复辟的楚国，帮助乡镇干部出身、只有两万乌合之众的刘邦正面直攻秦国首都。楚王的用意，和老蒋让八路军东进打日本后方一样，去搞战略牵制，掩护项羽十万大军扫荡外围秦军，少出力，多抢地盘。结果，有了张良用兵计谋，遇上“指鹿为马”昏聩烂糟的秦二世，赶上秦始皇生前有个死令给北拒匈奴、南定“百越”八十万虎狼之师：天塌下来都不准回援。多种因素叠加，成全了张良，便宜了竟然刘邦，轻轻松松地灭了秦朝。

 

本来，张良想着赶紧回去全面复兴韩国，结果他扶持起来的新韩王，配合项羽大军伐秦不力，被项羽一怒之下杀死了。这一重大变故，促使张良对历史大势的认知有了质的转变与飞跃，他看透了复辟大周那种诸侯国自治的体制没有出路，永远是纷争不休、强食弱肉，再扶持多少个新的韩王也立不住。由此死心塌地帮助刘邦，灭掉了以复辟周朝制度、取代周秦为宗旨的“西楚霸王”项羽。这就有了劝阻刘邦灭秦之后不可急于享乐，设计破解项羽的“鸿门宴”，筹划与项羽玩楚河汉界平分天下格局，支招厚待战神韩信，倾力把项羽撵到乌江，在“四面楚歌”中自刎垓下，报了灭韩之仇。

 

张良自知功高盖主，难免“兔死狗烹”的下场，一面及时止损，主动请辞上秦岭“修仙”，一面给吕后支招，请“世外高人”朋友辅导吕后亲子，哄骗刘邦改变了另立太子继承皇位的初衷，给自己支起了大大的保护伞。于国于己两相保全，何人能及！

 

历史低估了政治家、军事家、战略家于一身的张良，岁月慢待了屈就秦岭南麓留坝小县的智者高人张良，而在秦岭北麓的皇家后院骊山，立起一个肥胖妖冶、天下唾弃的破鞋，靠这种货色吸引游客，性质上和红灯区“小姐”站街揽客何异！

 

司马迁，中国正史开山鼻祖，史家绝唱开嗓首响，龙脉之中文脉精华。以大文化观思量他的内心世界，会发现迄今多是曲解与误读。多是趋向于怨恨汉武帝野蛮残忍，同情司马迁蒙受奇耻大辱，感佩司马迁逆境中逆袭，忍辱负重成就“无言离骚”。但从国家意志、国家盛衰的维度，看汉武帝与司马迁公案的内在逻辑，会是另一种剧情：李陵作为飞将军李广之孙，一代战神霍去病同龄人，很想创立不世之功。结果孤军陷围，被俘投降。又想着偷生取巧，与汉军里应外合、灭掉匈奴。但可惜的是他不懂雄才伟略的汉武帝。

 

若是庸常帝王，以极小代价赢得胜利就是硬道理。但汉武帝何等人物！他的文治武功追求，在百年之前可谓空前绝后的存在。他继承了先皇刘邦“威加四海”的豪情壮志，弥补了刘邦“安得壮士守四方”的无奈和遗憾。他把刘邦和亲外交，用皇家女人换和平的无奈之举，用国库财富买和平的不得已看做国耻，他要用积七代国祚之力，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地重塑国格、重立国威、重振国风，根本不屑于靠鼠窃狗盗、投机取巧、不择手段的把戏搞来的胜利。

 

作为史官的司马迁，显然不懂汉武帝的心志心性，更不懂皇权至上的时代，帝王心思会转化为国家意志、治国价值取向和治军价值导向。所以，才为李陵辩解，才为李陵制胜之道叫好。要命的是司马迁代表了朝堂一大批人，客观上是在逼宫，迫使汉武帝必须痛下狠手以正朝纲。在汉武帝看来，军人本分是精忠报国，宁死不降。纵容叛变行为，莫说是朝堂国士，就连做个男人的资格都不具备。既然如此，索性承受宫刑算了！

 

在关押司马迁的监所，或许就在骊山脚下的皇家离宫，君臣应该有过一次推心置腹的深谈。使得司马迁平复了痛不欲生的羞愤情绪，理解了一代伟大君主的治国理政价值观，意识到作为史官该有的使命担当，由此振作精神，抛弃个人恩怨，以全部身心投入修史，终于建树千秋功业，立起彪炳后世的文史之魂，成为一位失去男性器官的真正男人。

 

无论如何，搞个杨贵妃出浴的雕塑，都是陕西人那话：亏他家先人呢！一个被扒灰乱伦的妃子，一个祸乱朝廷的艺人，一个远远不如才艺气节俱佳的好多妓女，被将士们逼着处死的历史垃圾人，搔首弄姿地站在那里，是对中华龙脉秦岭、对秦岭宝地骊山的亵渎和侮辱。

 

如若说西安可以用杨玉环做华清池景点营销门面，那么河南开封更应该为宋徽宗睡过的李师师做雕塑，李师师能在靖康之耻，家国大义面前以死明志，比杨玉环强万倍！

 

江苏南京更应该为“秦淮八艳”、尤其是一代名妓柳如是立雕塑，她们在明朝京都的南京沦陷后表现出了民族气节！

 

四川成都也应该为出生于陕西、出身于“营妓”的大唐女诗人薛涛立雕塑，她挣脱了对官府依附，在浣花溪畔建起文人交流会所吟诗楼，创造出传播诗作的“浣花笺”，为后人留下一条浣花路。

 

那些城市放着大大优于杨玉环的资源不用，并非脑子愚钝短路，而是出于雕塑艺术品的象征意义、经济效益与社会价值的综合权衡。

 

解决了该给谁立雕塑的问题，再说雕塑作品的艺术审美取向，那是另一话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