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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 年
文/罗名君
北方的年,是打腊八那天就踮着脚尖来的。
清早推开门,昨夜的雪不知从何时下起,房子白了,树枝被雪压得几乎要折,整个村庄银装素裹、冰天雪地。冷气像细针似的扎在脸上,屋里却漫着一层暖融融的甜雾——是腊八粥的香。玉米粒、红豆、枣儿、花生……各样杂粮豆果在柴火上咕嘟了半宿,终于熬成稠糊糊的一大锅,再配上母亲炒好的红萝卜、白萝卜、香菜,以及少许肉块、豆腐之类的配菜。盛在粗瓷碗里,粥面凝着一层薄亮的“皮”,拿勺子轻轻一挑,热气“噗”地窜上来,混着绵甜的醇香,直往鼻子里钻。一碗腊八粥下肚,从喉咙一路熨帖到胃底,浑身的寒气仿佛都被逼了出来。年味儿,就从这碗扎实滚烫的粥里,悄没声地渗进了日子。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院。”这话一点儿不假。一过腊八,母亲虽裹着小脚,走起路来却像换了个人,手脚麻利得惊人。她扎上黑色头巾,举着绑了长竹竿的高粱穗穰,仰头去够房梁上的积尘。那些陈年的灰絮,在从窗纸透进的稀薄光柱里,惊慌失措地飞舞、盘旋,缓缓落下,给屋里的一切都蒙上一层旧旧的纱。我们这些孩子,也分到一块小抹布,学着样子踮着脚去擦门框窗棂。哪里是帮忙,分明是添乱,不一会儿就蹭得满脸黑道,彼此指着笑得前仰后合。母亲回头嗔一眼,嘴角却弯着。扫出去的,仿佛不只是一冬的尘土,还有旧年里那些压在心头、说不清道不明的琐碎与疲惫。
腊月二十三,灶王爷要上天。傍晚,父亲净了手,在灶台旁贴上一张新请的灶王像。像上的灶王爷、灶王婆,圆圆的脸,笑眯眯的,透着人间烟火熏出来的和气。供板上除了点燃三炷贡香、摆上十二个坨坨馍(有闰月则供十三个),还有一杯开水。母亲总念叨:“让灶王爷吃饱喝好,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蒸年馍是年前最盛大的仪式。母亲头一天就发好了面,胖乎乎的一大盆,盖着棉被放在热炕头。面发起来,涨得快要顶开盆盖,一股酸酸甜甜的、充满生命力的气息弥漫开来。第二天,全家人围坐在炕上,小炕桌中间摆着母亲提前拌好的馅料。面皮在指间捏弄几下,变成形态各异的包子;一团面在掌心揉搓,转眼成了敦实的圆馍;再捏一小块,搓条、剪刺、点红,一只憨态可掬的小刺猬便伏在案头;更巧的手,能捏出鱼、桃、石榴,象征年年有余、长寿多福。大锅里的水早已烧得滚开,白茫茫的蒸汽汹涌而上,吞没了层层叠叠的笼屉。我们守在灶边,听着锅里“咕嘟咕嘟”的欢唱,闻着那越来越浓的朴素麦香。时辰到了,母亲揭开笼盖,刹那间云山雾罩。待水汽略散,只见一屉屉白胖的蒸馍安静地卧在那里,皮子光洁,微微裂开着“笑口”。顾不得烫,抢一个在手里,手心是热的,心里是满的。那暄软的口感,是任何精制面包都无法比拟的——那是土地、阳光与汗水,通过母亲的手,转化成的最踏实的甘甜。
除夕是从一大早的忙碌开始的。父亲裁好红纸,研浓了墨,请来了村里唯一能提起毛笔的吴先生,写下对新岁的祈愿春联:“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写春联的仪式感,远比买来的印刷品郑重得多。熬一小勺浆糊,用手指蘸着均匀刷在门框上,浆糊带着面粉的微香,黏稠地拉着丝。我将鲜红的对联比齐、贴上,再用手掌自上而下细细抚平。粗糙的纸面摩擦着手心,冰凉的,却因那一抹浓烈的红,仿佛有了温度。门楣、水缸、米瓮,甚至院里的老核桃树,都贴上了小小的“福”字。整个家,便被这点点红色映亮、点燃,显出一种朴素而热烈的氛围。
祭祖是在黄昏。堂屋的旧方桌上,摆了几样简单的菜肴、三杯清酒、两根香柱。父亲点燃香烛,淡淡的檀香味混着烟火气,在静谧的空气里袅袅上升。我们依次磕头。那一刻,没有言语,只有灯火跳跃,影子在墙上微微晃动。仿佛那些逝去的亲人,真的就坐在光影的那一头,温和地凝视着,将无声的庇佑,落入这香烟缭绕之中。
年夜饭的丰盛,是一年辛苦的最终犒赏。母亲的巧手变出了满桌菜肴:红烧肉油亮亮地颤动着,鱼身划着精致的刀花,丸子炸得金黄酥脆……平日里舍不得的吃食,此刻都慷慨地端了上来。一家人团团围坐,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响声。窗外的鞭炮声早已响成一片,连绵不断,像滚烫的油锅里撒进了冷水。不知谁家先放起了烟花,“嘭”地一声,一朵绚烂的金菊在墨蓝的夜空绽开,瞬间照亮了每一张仰起的、带着笑的脸。喧闹声、欢笑声、电视里春节晚会的祝福声、碗筷的碰撞声……所有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嘈杂得令人心安。这大概就是“团圆”最具体的声响。

年初一的清早,是在零星的、不甘寂寞的鞭炮声中醒来的。穿上从头到脚的新衣,布料硬挺,带着崭新的、略微刺鼻的味道,走起路来都有些不自在,心里却满是雀跃。吃完臊子面,跟着长辈去拜年。村巷里人影幢幢,彼此见了,老远就笑着高声喊:“过年好!”“给您拜年啦!”声音里透着敞亮的喜气。进了长辈的门,恭恭敬敬地磕头,额头触到冰凉的地面,心里却是热乎乎的。一个红纸包被塞进手里,薄薄的,却似乎有千钧的重量。那不是钱,是祝福,是护佑,是又一个平安成长的年岁。
初五的饺子,非得自己包。馅是早调好的,白菜猪肉,或许还掺了点鲜灵的韭菜。面团搓成长条,切成剂子,擀成中间厚、四周薄的圆皮。一家人围坐着,手上忙碌,嘴里闲话。母亲包的饺子,一个个挺着饱满的“肚子”,边上是细细匀匀的褶子,像精致的艺术品。我学着样,却总捏不好——不是馅少瘪了肚皮,就是馅多撑破了衣裳,歪歪扭扭地卧在盖帘上,十分显眼。母亲却笑着说:“我包的,样子俊。”便把它们单独放在一边。饺子下锅,在滚水里沉沉浮浮,如同胖乎乎的白鹅。捞起盛盘,急不可耐地夹一个,蘸上醋和香油,一口咬下去,汤汁迸溅,鲜香满口,混着醋的微酸与蒜泥的辛辣,是百吃不厌的、扎实的满足。
年的气氛,就这样一日日地浓郁,又一日日地沉淀,像一坛慢慢发酵的酒。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为它点上最后一个璀璨的句点。夜晚,圆月清辉洒遍院落。锅里煮着元宵,白白胖胖的它们在水中翻滚、起伏,捞起时柔软莹润。咬开糯糯的外皮,黑芝麻的馅儿便汩汩地流出来,滚烫的,甜得人心尖一颤。远远的街口,锣鼓声、唢呐声由远及近,是闹社火的队伍来了。舞龙灯的汉子们赤着膊,在寒风里吆喝着,那条金红色的龙便在鞭炮的硝烟与人群的欢呼中上下翻飞,仿佛真要腾空而去……
家乡的年,便在这最后的热闹与甜糯中,缓缓落下了帷幕。它不是什么宏大的叙事,它就藏在腊八粥的绵稠里,藏在扫尘时飞扬的细灰里,藏在灶糖黏住牙齿的瞬间里,藏在蒸汽缭绕的笼屉缝隙里,藏在春联未干的墨香里,藏在午夜震耳的爆竹声里,藏在饺子滚烫的汤汁里,也藏在元宵那口流心的甜蜜里。它是琐碎的、热闹的,甚至带着些尘土气的,却也是温暖的、坚实的,像北方冬日冻硬的土地下,那始终奔腾不息的血脉与温度。一年又一年,就这么过着,盼着,在每一次的循环往复里,咀嚼出生活本身那平淡而悠长的滋味。
(2026年腊月初一写于西安,雪夜)
罗名君,西安作协会员,周至作协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