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求创新

“陕军东征”三十年

文/肖云儒

【编者按】肖云儒先生的《走出去，求创新：“陕军东征”三十年》一文，以亲历者的深邃视野，对1993年陕西作家集体推出《白鹿原》《废都》等重磅作品并引发全国轰动的文学现象进行了深刻反思。文章不仅总结了“陕军东征”的历史成就，更着眼于陕西文学的未来发展路径，体现了文化学者特有的历史理性与前瞻意识。文章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其对“走出去，求创新”这一核心精神的提炼。作者指出，“东征”的本质并非地域性文学的自我标榜，而是以开放姿态融入全国文化格局、追求思想与艺术创新的实践。他通过对比柳青与路遥对人物命运的不同处理，揭示陕西文学从关注集体命运到聚焦个体解放的内在嬗变；通过分析陈忠实对乡土礼教的“刨根问底”与贾平凹对东西方审美资源的融合，凸显了陕军作家在民族性与现代性之间的探索张力。这种分析既肯定了陕军作家“深入土层”的思想能力，也避免了将“东征”神话化的倾向。尤为可贵的是，文章带有强烈的自省意识。作者提醒陕西文学界要警惕“故事化膜拜”的陷阱，防止地域性成为自我设限的壁垒。他主张应对“东征”作品要进行艺术科学的分析，承认其时代与个人的局限，并以“东融西通”的新视野面向未来——即在学习东部市场经济发达地区的创新经验的同时，借助西部丝路文化走向世界。这一观点在2023年“陕军东征”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仍被广泛讨论，显示出其持续的现实针对性。当然，文章也可视为对陕西文学“再出发”的殷切期许。肖云儒先生呼吁文学创作要直面市场化、数字化的新时代变迁，在坚守现实主义精神的同时，探索更多元的文学表达方式，以“探索人类社会共有的本质性需求”为使命。这不仅是对陕西文学的寄语，也是对整个中国文学如何从地域走向世界、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思考。【编辑：纪昀清】

“陕军东征”是走出去求创新的硕果。当时几位代表性作家联袂推出几部长篇小说，走出了陕西文学乃至于中国文学的一些领域，以创新性的收获引起了全国关注。从群体看主要有两点：一是长篇题材的集中突破，在改革开放之后是最早的一个群体；二是在当时西化背景下世俗化和民族化的突破，所以一下子阅读量很大。

从个体操作看，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们跟柳青笔下的梁生宝有很大不同。在体制改变的大背景下，高加林们是在改革开放潮头中发扬个人生命潜力改变自己命运，而梁生宝虽然也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改造的大背景下改变命运，但他基本上是依附体制实现改变。柳青更重视社会群体命运的改变，而路遥则更重视个体主体力量在改变命运中的作用，更关注人的解放。鲁迅之后，陈忠实是前所未有正面解剖中国家族文化和乡土礼教的一个作家，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以及今天各种社会现象背后那遥远而固执的根系，这是陈忠实最大的一个建树。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写农村的作家中，从赛金花开始到浩然，还没有像《白鹿原》这样正面强攻、烂熟于心、掘地三尺地描绘中国乡村社会和礼教的作品。现当代写农村的作家很少能让自己的思考和笔触像陈忠实般细腻和深刻。这是一种刨根问底的写作，一种深入到土层深处，像考古那样科学细致解剖民族文化这棵大树隐埋在地底下的脉络和肌理的一个艺术工程。我们的忠实先生做到了，他因而被大家所认可，大家也被他所折服。

贾平凹是一位让文学舆论时不时会有陌生感的作家，他的创作始终坚守一种东方风度，在五四以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小说趋势中，显示出了陌生和新意。但是在文学后来出现某种西方倾向的时候，他又坚持去传统文化的山林中寻找自己创新的源头活水，试图致力在中国古琴和西方交响乐的协奏中显示自己的独特和陌生，同时又让中国和世界同时感到了熟悉。他直溯中国文化之源，尤其是直溯中国文化的灵异、魔幻、志怪之源，希望在这条路径上展开中国国粹的本源，这让中国文坛和读者似曾相识而抱以会意的认同。其实从源头上看，灵志、变异和梦幻完全能与西方后现代文化思潮相衔接，贾平凹的著作常常将中国文化和西方后现代文化共有的抽象审美奇诡地展示给世界，这又让西方感到了某种熟悉，感到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互补共振的喜悦。而《废都》大幅度地走进了个人生活，甚至于私密生活。他敢于触及性欲望和性生活，从这个角度传达特定时期文人的苦闷惆怅。他走了出去便有了创新。

高建群走出了三秦，走向了西部更广阔的天地，不只是题材的走出，更是气质精神的走出。他将大西部的气候精神、民情风俗和个性特征灌注到自己作品和人物中，和红柯显示出一种从三秦介入西部、介入世界的新趋势。这一切表明“陕军东征”在对于新生活的文化解读和文学处理中，显示出了强大的思想能力和艺术能力。

我们抓住了“陕军东征”走出去求创新的质地，就应该有一个警惕，不能对“陕军东征”故事化膜拜。因为“陕军东征”的机制是走出去，不是膜拜。上一批中生代作家提出过柳青是陕西文学的教父，由敬佩而生出某种固化。我们现在也要防止言必称“东征”的陶醉和膜拜，因为这恰恰与“东征”精神相悖。历史要求我们的是迈出新的步子，我们应该有勇气艺术科学地分析“东征”作品实际存在的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和个人局限，以利于在已有的基础上迈出新的步伐。

比如《平凡的世界》，由于毕肖传达了俄苏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不是给人有平板冗长之感？我曾说了一句俏皮话：《浮躁》稍显得有点浮躁，《平凡的世界》的确有点平凡。这是我的调侃。因为《浮躁》配合当时农村改革开放的第一步，《人生》中的矛盾处理，最后当高加林扑倒在土地上，应验了德顺爷爷的道德坐标之后，道德评价与历史评价是不是有一些欠缺？欠缺后来在《平凡的世界》中得到了弥补。如果《白鹿原》将解剖中国社会的礼教文明为自己的第一责任，那么白嘉轩、田小娥在文化精神上的冲突是否可以加大篇幅做更充分的聚光和展开？因为这才是更深刻的一种矛盾，同时国共两党的政治社会斗争是否可以适度凝练？还有贾平凹的《秦岭记》和《河山传》，将灵异的传说意象纳入作品，在将东方美学与西方现代抽象美学融为一体这方面确实有很好的探索，但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陷入了作家对现实社会把握的无奈和欲言又止呢？

文学陕军深信现实主义的生命力，而且几代受益，但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是多样的。现实主义只是通过文学编码，使纷繁的生活实现某种秩序化，提供某种解释的多种方式中的一种。社会生活越是繁杂，涵盖其中的知识性、科学性成分越多，文学反倒越要大步走向内心。内心世界是现实世界聚光率、反光率、折光率最高的亮点，内心世界展示的越充分越有特色，文学对历史与现实的摹写就有可能越充分越丰富。处于精神艺术劳动顶端的文学，需要去探索更多的方法和途径。我们谈论文学的地域性话题，营构地域性文学圈子，分贝似乎过大了一点，这或多或少影响了陕西文学更大幅度进入全国文学格局。我们谈论文学传统、文学样板和楷模多了一点，或多或少会影响陕西文学沉浸式地进入当下文学现场，在最活跃最前沿的中国文学理论中，陕西的声音有的时候是不强的。我们应该承认对单一的文学陕军风格谈的过多，这又容易影响文学陕军多元探索的实践。

“陕军东征”新的走出去，不是东征，而是东融西通。“陕军东征”是地域文化与思想走向全国文坛的一个成功范例。今天我们在追求地域文学、文化内聚力的同时，面对市场经济与人机文学的出现和传播，陕军应该有审美文化新的影响力。如果我们要重新启动东征，它不是征，而是西联，是东融。这里的东、西主要不是指地域，而是指观念和思潮。从作品的社会影响到审美水平，都要更多更深地走向市场经济最发达最成熟的地方。这种融入全国不是死守陕西，死守西部，而是学习外地长于我们的地方，借鉴他们作品的社会和精神内容之新，借鉴他们对当下各种样态的社会精神解读之新，借鉴他们对于新人新社会的生活面开展之新。我们当然同时还要更深地走向西部，因为西部是丝路文化千百年来凿空中华文明通向世界的西部出口，这是一条新路，它正走向世界。

所以现在来看，文化、文学一般来不宜以行政区划来区隔。在古代陕西的生存状态经历了一个由马而牛的过程，就是由游牧走向定居农耕，由千里马到秦川牛，即由动而静的转变过程。而现在我们的生活和文学又正在经历一个由牛而马的逆过程，具有近代生存向新的市场化、数字化生存的动态转移，文学应该通过这种转化加速与世界的贯通。要触动陕西文学在观念上、在接触面上跟现代、跟全球哲学美学的社会认识水平接轨，来重读历史与时代，提炼出新的审美见解和生活样态，要研究时代精神结晶性的人物和内心世界，竭力思考人类社会共有的本质性需求，这是未来陕西文学更重要的任务。

（本文原载于《大西北文学与文化》第十辑）

【作者简介】肖云儒，著名文化学者，西安交大特聘教授。被誉为散文理论的先行者，西部文化的开创者，丝路文化的传播者。著作600万字，获国家省级奖20次。先后担任中国文联委员，陕西政协委员，陕西文联副主席，陕西文艺评论家协会首任主席，陕西书协顾问，省参事室文史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