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1933年8月18日的清晨，济南城被一层铅灰色的阴云笼罩。黄河在泺口处呜咽流淌，河水混浊，像一匹挣扎的困兽。
牢房内，李春亭靠在冰冷的墙壁上，借着铁窗透进的微光，看着手中的一块破布——那是同志们偷偷传递消息用的。三十四岁的他面容清癯，胡须凌乱，但眼神锐利如初。
“春亭同志，今天……”同牢房的李伟仁低声问，话未说完，已明了一切。
李春亭将破布小心叠好，塞进衣襟：“做好准备吧。”
他们都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
倒回三年前，1930年秋。
青岛码头，海风裹挟着咸腥气。李春亭化名“张敏学”，以商人的身份活跃在工人中间。那时的山东，白色恐怖弥漫，中共山东省委屡遭破坏，革命陷入低潮。
“必须重建组织。”在崂山一处僻静的农家院里，李春亭对几位同志说，“敌人以为把我们打垮了，我们要让他们看看，共产党人是杀不绝的！”
孙善师当时最年轻，只有二十三岁，他激动地说：“我申请去济南，我哥在那里，有掩护。”
“太危险了。”唐东华摇头，“你哥哥孙善帅已经潜伏在国民党内部，你们兄弟不宜同时涉险。”
“正是因为兄弟关系，才更不易被怀疑。”孙善师坚持。
李春亭沉思片刻，最终点了点头。
济南，大明湖畔。
孙善帅穿着笔挺的国民党少校军服，走在石板路上。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济南特支书记，这个秘密连他最亲密的同事都不知道——除了他的同志，他的兄弟。
“哥。”巷口，孙善师低声唤道，他已在此等候多时。
两人没有拥抱，甚至没有多余的眼神交流，前一后走进茶楼。在二楼的雅间里，孙善帅展开一张地图。
“这是敌人的城防布置。”他指着几个标记点，“最近他们从南京调来一个特务小组，专门对付我们的人。春亭同志的情报准确，敌人确实在策划一次大搜捕。”
孙善师迅速记下要点：“春亭同志说，要尽快转移重要文件。郑心亭同志已经将部分文件藏于泺口的一处安全屋。”
“郑大姐那边安全吗？”孙善帅问，眼中闪过一丝担忧。郑心亭是九人中唯一的女性，也是地下交通线的关键人物。
“暂时安全，但敌人盯得紧。”
泺口，黄河渡口。
张福林扮作渔民，每日划着小船在河上往来。他的船底有暗格，用于传递情报和人员。这个三十一岁的汉子水性极好，曾三次救起落水的同志。
这天黄昏，他载着一位“商人”过河。船至河心，“商人”低声说：“福林同志，青岛那边出事了。”
张福林手中的桨微微一顿：“详细说。”
“李春亭同志身份暴露，已经撤离青岛，正在往济南方向来。但敌人可能已经掌握了他的行踪。”
张福林面色凝重：“必须尽快通知济南的同志。”
“已经晚了。”“商人”叹息，“济南特支可能已经暴露。我这次来，是传达上级指示：立即启动应急方案，所有人员分批撤离。”
但他们都明白，撤离需要时间，而敌人不会给他们时间。
1932年初冬，济南的气温骤降。
在纬八路的一间裁缝铺里，郑心亭正在缝制一件棉袍。针线在她手中穿梭，她的目光却不时投向窗外。这家裁缝铺是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她已经在此潜伏两年。
门帘掀开，王常怡闪身进来，他化名“王寿亭”，以教师身份活动。
“郑大姐，情况不妙。”王常怡压低声音，“段亦民同志昨天被捕了。”
郑心亭的手一颤，针尖刺入指尖，一滴血珠冒了出来：“怎么暴露的？”
“还不清楚，但与他接头的唐东华同志已经失联二十四小时。”
两人沉默。段亦民掌握着济南一半的联络网，他的被捕意味着整个组织面临灭顶之灾。
“必须立即通知所有同志转移。”郑心亭迅速做出决定，“我这就去通知李伟仁和李春亭同志。”
“太危险了，我去吧。”王常怡说。
郑心亭摇头：“你的面孔太生，容易被盘查。我熟悉这一带的岗哨规律。”
她没有说出口的是，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1932年12月的一个寒夜，九位同志在济南郊外一处废弃的砖窑秘密集会。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全员聚首。
李春亭主持：“同志们，形势严峻。段亦民同志被捕，敌人极可能已经掌握我们的部分情况。省委指示我们立即转移，但在此之前，必须销毁所有文件，切断一切可能牵连其他同志的线索。”
李伟仁发言：“我建议分三路撤离：一路北上天津，一路南下徐州，一路留在济南继续潜伏。”
“我留下。”孙善帅毫不犹豫，“我的国民党军官身份还能提供掩护。”
“我也留下。”孙善师看着哥哥，“兄弟二人都在军中，更不易被怀疑。”
唐东华咳嗽几声，他患有肺病，脸色苍白：“我身体不行，长途转移会拖累同志。我请求留下，负责最后的情报销毁工作。”
郑心亭平静地说：“我是女性，敌人相对不易怀疑。我留下，可以维持必要的地下交通。”
张福林、王常怡也纷纷表示愿意留下。
李春亭环视众人，眼中闪动着复杂的光芒：“我理解同志们的心情，但革命需要火种保存。我命令：李伟仁、张福林、王常怡三人立即准备撤离，其余同志留下完成最后工作后分批转移。”
会议持续到凌晨。当第一缕晨光透进砖窑时，他们紧紧握手，互相嘱托珍重。
谁也没想到，这次分别竟是永诀。
叛徒的出现总是猝不及防。
1933年1月，由于原省委组织部长的叛变，济南地下党组织遭到毁灭性打击。敌人根据叛徒提供的名单，开始了大规模搜捕。
孙善帅是在军营中被捕的。他没有反抗，只是平静地整理好军装，对目瞪口呆的同僚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孙善师在同一天被捕，兄弟二人在监狱走廊里相遇，相视一笑，没有言语。
郑心亭的裁缝铺被包围时，她正在烧毁最后一批文件。火焰吞没了纸张，特务破门而入。她站起身，拍拍衣襟：“走吧。”
李春亭和唐东华一起在转移途中被捕。当时他们正在黄河大堤上，望着滔滔河水。李春亭说：“老唐，看来我们要在这里分别了。”
唐东华微笑：“不，我们还会同路一段。”
段亦民早已在狱中受尽酷刑，但始终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当看到同志们一个个被关进来时，他泪流满面：“是我连累了大家。”
李伟仁、张福林、王常怡三人因转移计划泄露，在出城前被捕。九人，全部落入敌手。
狱中的日子漫长而残酷。
在济南高等法院看守所，九人被分开关押，但通过敲击墙壁、放风时的眼神交流，他们保持着精神上的联系。
敌人试图各个击破。对孙善帅，他们许以高官厚禄：“孙少校，你是党国培养的人才，一时糊涂误入歧途，只要悔过，不仅可以免罪，还能晋升。”
孙善帅回答：“我从未糊涂，共产主义是我的毕生信仰。”
对郑心亭，敌人威胁她的家人：“你还有老母在堂，不想她晚年无依吧？”
郑心亭平静地说：“我母亲懂得什么是大义。”
对李春亭，敌人使用了最残酷的刑罚。一次次审讯，一次次拷打，他始终只有一句话：“我是共产党员，除此之外，我无话可说。”
在单独关押的牢房里，李春亭用指甲在墙壁上刻下一行字：“信仰比生命更长。”
放风时，九人偶然在院子中相遇。他们不能交谈，只能互相注视。李春亭轻轻点头，孙善帅微微一笑，郑心亭整理了一下头发，段亦民挺直了腰杆。那一刻，无需言语，他们都明白了彼此的决心。
1933年8月17日夜，判决书下达：死刑，立即执行。
牢房内出奇地安静。李春亭要来了纸笔，开始写遗书。写给党组织，写给家人，写给未来的中国。
“亲爱的党：当您看到这封信时，我已经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请不要悲伤，不要惋惜。我们九人，能为信仰献身，是莫大的光荣。中国必将获得解放，共产主义必将实现。此致，最后的敬礼！李春亭 绝笔”
孙善帅和孙善师兄弟被关在相邻的牢房。弟弟敲击墙壁：“哥，你怕吗？”
哥哥回应：“不怕。只是遗憾不能看到革命胜利。”
“我们会看到的。”孙善师敲击着，“在后来人的眼睛里。”
郑心亭将身上唯一的值钱物——一枚银簪，交给看守：“请转交我母亲，告诉她，女儿不孝，但无愧于心。”
唐东华的肺病在狱中加重，咳血不止。他对看守说：“请给我一碗清水，我想干干净净地走。”
段亦民、李伟仁、张福林、王常怡各自整理衣冠，准备以最庄严的姿态迎接死亡。
8月18日清晨，九人被押上囚车。天空阴云密布，黄河在远处呜咽。
囚车驶向泺口马家道口。沿途，百姓被军警驱赶，但仍有几双眼睛从门缝、窗后注视着这一切。有人认出了孙善帅，那位曾为民请命的“孙少校”；有人认出了郑心亭，那位总是不多收钱的“郑裁缝”。
刑场上，九人站成一排。面对枪口，他们神色平静。
李春亭高声说道：“同志们，让我们最后唱一次《国际歌》吧！”
歌声响起，起初只是九人的声音，低沉而坚定：“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渐渐地，周围的士兵中有人低下头，持枪的手微微颤抖。
枪声响起前，李春亭喊出了最后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万岁！”
枪声划破了黄河边的寂静。九人缓缓倒下，鲜血浸入黄河堤岸的泥土。
阴云终于承受不住重量，大雨倾盆而下。雨水混合着鲜血，流向黄河。大河呜咽，似在为英雄悲歌，又似在为不死的精神呐喊。
九烈士牺牲后，他们的遗体被当地百姓悄悄收敛，安葬在黄河岸边。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烈士们的名字首次被公开纪念。
1948年，济南解放。人民政府在泺口立碑，上书“九烈士永垂不朽”。
每年的8月18日，总有人来到黄河边，献上一束鲜花，念诵他们的名字：李春亭、李伟仁、孙善帅、张福林、唐东华、段亦民、郑心亭、孙善师、王常怡。
黄河依旧奔流，岁月变迁，但那九张年轻而坚定的面孔，永远镌刻在历史的长卷上。他们的信仰，如黄河之水，虽历经曲折，终将奔向光明的海洋。
“信仰比生命更长”——李春亭刻在狱墙上的那句话，如今刻在纪念碑上，在每一个阴云笼罩的日子，照亮后来者的道路。
泺口的风，年年岁岁，讲述着那个阴云密布的清晨，九个人如何以生命为笔，以鲜血为墨，在中华大地上写下了最壮烈的诗篇。
黄河记得，中国记得。
作者：崔维帅 天桥区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