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殿祥
黄河奔流滋养华夏文脉,千年文言承载古国春秋,却也在时光流转中渐成思想传播的壁垒。直到民国风云际会,一位谦谦君子以笔为刃,划破旧文化的暮霭,为华夏文脉劈开一条白话新生的通途,他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白话文的先驱——胡适。
胡适之名,曾在岁月沉浮中蒙尘,却终在时代认知的觉醒里重焕光华。这位24岁便与陈独秀并肩扛起新文化大旗的青年,以一篇《文学改良刍议》石破天惊,喊出“文言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是活的语言”的振聋发聩之语。彼时华夏,典籍皆以文言书写,寻常百姓望文兴叹,思想被束于艰涩字句之间;是胡适率先垂范,用白话写诗、作文、治学,《希望》一诗“我从山中来,带得兰花草”传唱至今,以最质朴的文字唤醒大众对文学的亲近。他牵头推动教科书改用白话,让知识走出象牙塔,飞入寻常百姓家,自此华夏告别文言独尊的时代,白话文成为文化传播的主流,这不仅是文字载体的革新,更是思想解放的先声,让中华文化在通俗化表达中获得走向世界的底气,真正实现了文化传播的领航之变。
胡适的伟大,不止于文学革命的创举,更在于其思想深处的通透与远见。他信奉杜威实验主义,主张“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以理性思辨破除思想桎梏;他倡导“健全的个人主义”,鼓励青年“努力把自己铸造成器”,以个体觉醒推动社会进步。他一生秉持“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初心,整理国故却不泥古,引入西学却不盲从,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得平衡,这份兼容并包的思想风骨,让他成为20世纪中国最具国际声誉的学者之一,其学术思想远播海外,让世界看见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醒与担当。
世人敬胡适的才,更敬胡适的品。留美期间,他与美国才女韦莲司相遇相知,灵魂的共鸣让这段跨国情谊跨越山海,韦莲司为这份深情终身未嫁,以一生的守望诠释对胡适的倾慕;这份纯粹的情感,恰是胡适人格魅力的最好佐证——他温文尔雅却自有风骨,学识渊博却谦逊平和,待人以诚,处世以真,如温润君子,如皎洁明月。1962年2月,胡适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猝然长逝,享年71岁,而他的妻子江冬秀,这位传统旧式女子,却以最通透的温柔,将韦莲司的照片轻轻放入丈夫枕下,让这份跨越半生的情谊,伴着先生长眠。这份包容与理解,也让胡适的人生故事更添几分温情与厚重。
岁月流转,百年弹指过。曾经被遮蔽的胡适,如今正被越来越多人重新认知:他是白话文学的奠基人,是思想启蒙的先行者,是横跨学术与思想界的文化巨擘。他以一生之力,让中华文化在革新中传承,在开放中生长;他的名字,不仅镌刻在中国文化史上,更成为华夏儿女回望百年文脉时,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
愿先生之风骨长存,文心永续,指引后来者在文化传承与创新之路上,步履不停,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