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作者/文仕砚

      人的一生， 就是一本泛黄的书，里面有许多尘封的故事。记录着时光流逝的书页，会愈积愈厚，沉淀下来的一些细节，我们并没有多少时间去翻动它。我知道我想写下去的那一页平淡无奇，也许还会杂乱无章，有些篇幅会让人不忍卒读。心中泛起的关于母亲的那一页，沉重而痛苦的思绪也在那一刻升起。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五十二个春秋。

     其实我不敢写我的母亲，虽然关于母亲的回忆随着时间会愈来愈强烈，但升腾起来的痛苦也一直折磨着我。几度试图拿起笔来，会因心情沉重而搁置，陷入痛苦的沉思。我几次佇立在母亲的坟头，欲哭无泪，每一次都会触动心中那根最痛的神经。我一直以为，把对母亲的思念深埋心底，是对她最好的纪念。我这次经历大病初愈，作为众多儿女的老大，且届满七十五周岁，一种责任和必须写的念头逐渐强烈了起来。

     我的母亲出生和成长在一个较为富庶的家庭，关口（现九陇镇）有她美好的童年和少女时期。她是我外公的掌上明珠，一个被当地称为“黄善人”的煤矿老板，让她在县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又送去成都继续高中的学习。我的舅舅说我的母亲“很漂亮”，生性活泼，能歌善舞。在外读书期间，可以随意在她父亲设在彭县和成都的柜上支取零花钱和一些其他费用。可以想象那时母亲是幸福的，无忧无虑陪伴了她的成长。可惜幸福如此短暂，在她十四、五岁那年，被旧的礼制硬生生地从教室拉回彭县。知性而幸福的人生戛然而止，懵懵懂懂地被抬上花轿，嫁为人妇，开始了她苦难的人生之旅。我的母亲正像坐过山车一样，从高处跌落，滑向谷底。

那是一九四八的事。

    母亲的夫家当时也是彭县有名望的商贾之家，经营绸缎布生意。身为彭县商会会长，县参议员的公公操持了这场轰动全城的婚礼。之前作为陪奁的嫁妆队伍据说“轧断了一条街”。公公和夫家的人都喜欢这个媳妇，两家算是“门当户对”。母亲出嫁时有一段小插曲，嫁妆是用钱还是丰厚的陪奁，“陪奁到时可以卖”，让媒婆的话一语成谶。母亲选择了陪奁。解放后母亲因生活所迫，卖光了她的陪奁，艰难度日。

     从我记事起，很少看到母亲高兴的时候，甚至想不起她笑起来的模样。一个基本没有正式收入的一家，养家糊口的重担落在了母亲稚嫩的肩上。我的父亲是一个没有家庭责任感的纨绔子弟，我不愿提及他。

       我是解放前，也是彭县解放初那一年降生到这个家庭，还算享受了家境破败前的一段好时光。那年母亲十六岁。以后密集地先后又有六个弟弟妹妹来到了这个家，这个过程在母亲三十一岁前完成。这是何等痛苦和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不敢深想它。母亲留下我和我的妹妹、三弟，其余四妹和以下三个弟弟，先后在其一、二岁时分别抱养了出去。每一次痛苦的分离折磨着母亲，也是对她生命的摧残。我当时很小，发生的这一切没有一点触动。稍微有点印象的是最小一个弟弟抱出去的情景。那是我上初一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一个是当时天彭镇女性镇长（我后来知道），陪同一个干部着装的中年妇女，后来知道是时任温江地区专员曾茄的夫人宋立华（地区民政局长）。她们领走弟弟时母亲并不在场，我看到她进入里屋，我知道母亲在啜泣。我替母亲和自己难过，却又无力改变这一切。

     为了家的生存，每天要对付五、六张嘴的一日三餐，就是一个天大的问题。母亲会揽一些替人修补和洗衣的活路来做，会从街道居委会那里领来纸袋和纸盒，用酱糊和手工操作，换些微薄的收入。熬夜是常有的事。我会在放学时争做一些。假期我会去糖果厂包水果糖，工费很低，必须手脚麻利，才可能多挣一点。过程中要抵御那透出来的香甜气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看到周围没有一个人敢吃。也去南街南华宫粮库剥花生米，那是我至今回忆起来最好玩的事。没有监督，我也学周围的人那样边剥边吃。我不会放过那些白嫩肥胖的果仁，我甚至怀疑我所剥的一半都被我装进了肚里，滑肚是必然的事。

在我痛苦的记忆中，母亲卖血的事我最不愿提及。

当时在小北街人民医院血霸的献血者名单上有我母亲的名字。她曾经因血色素低而被拒绝，但经不住她的缠磨，最终拿到了一家人赖以生存的几十块钱。一次次地卖血，让母亲赢弱的身体雪上加霜。母亲也曾在乡下小学代课。在升平小学，我曾经分食母亲那一份有限的伙食。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生平第一次吃到传说中的糠稀饭。很少的稀薄的一碗，

母亲把下面稠的部份给了我，她只喝了几口汤汁。

傍晚时分，我们循着那一声声断断续续的且不

清晰的鸭子叫声，在当地被称为鸭子河旁的稻田边，逮到一只肥硕的鸭子，估计是放鸭人粗心，一只落单未归的孤鸭。没有锅灶和炊具，母亲用脸盆放在架好的石头上，没有调料，一点盐成就了我平生从未享受到的一餐美味。母亲也会在河沟里捉一些泥鳅和小鱼，用芋儿叶包着投入火中，小蟹自带盐味，生吃特别好吃。青稞尚未完全成熟时，我会捋一些咀嚼果腹，母亲会用衣袖拭去留在我嘴角的白色浆汁。

       我远在青岛，江西的舅舅和小孃，会不时地给母亲寄点钱，他们深知母亲的困顿。我小学到初中的学费也是他们按时寄给母亲，让她的儿女不致因无钱交费而失学。

         饭桌上永远是简单的几样菜，少有荤腥，会很快被一扫而光。在我的印象中，从未真正饿过肚子。她会在菜场罢市时去买一些卖不出去而贱卖的蔬菜，捡一些别人不要的菜叶。放学后我们也会去郊外捡一些。书包里有时会有一些萝卜或其他果蔬，母亲会严厉地询问来路，我也没少挨母亲的责打。

      在家里，我的母亲每餐都吃得很少，也吃得最差。残汤剩水几乎被她吃去。消瘦而略带浮肿的脸，是母亲为儿女忍受了一切。我们当时还小，不会体会母亲为家而付出的艰辛。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份痛伴随了我一生。

生活还得继续。母亲特别爱我，有时会在我上学时偷偷塞给我一枚尚带温度的鸡蛋。我知道这是一件奢侈品，我们家很难有煎蛋或煎蛋汤出现在饭桌上。因为营养不良，我甚至在初一还会尿床。每次尿醒后我用被角或枕巾压干，被单上会留下地图状的尿痕，以为自己很聪明。母亲并没有责怪我，她会在我上学时洗净晒干，床单下床垫湿的那一坨用烫壶烫干。这一切让我自责。初中毕业那一年文革开始，没有一张安静的书桌。胡混三年后，另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将我抛到了清白江边上的农村。

母亲对我的命运选择了无助和无奈。

我去了乡下，也算减少一点家里的负担。每次从乡下回到家里，母亲会尽可能地做点好吃的。睡梦中我会感到母亲就在床旁，暗夜中借助窗外的月光，母亲微微驼背的身影投放在墙上。母亲唯一能做的就是替儿子掖好被角。离家下乡的时候，她会将洗好的衣服和一些自己做的咸菜塞进背篼，默默地看着儿子离开，直至看不到彼此的身影。

     下乡四年多，我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每天八分钱的工分值，让我下乡四年里唯一一次能分到陆拾多元钱，着实让我高兴了一阵子， 以为能拿回家让母亲高兴。谁知因为文革串联时，不知在那个接待站借过一些钱，被公社全部收走，讨好母亲成为泡影。要知道我在乡下连买火柴的二分钱都拿不出来，生活上的困窘可想而知。

      我下乡以后，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时我会看到她脸上掠过的那一丝痛苦的表情。饭桌上有时会捂住心窝仍然强装笑脸。实在坚持不住，她会选择离开，不让我们看到。那时我知道母亲得了胃病，没有往最坏处去想。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没有去过一次医院，总是从别人介绍的单验方和草药中寻求治疗。一种叫“胃宝”的粘糊糊的液体不知陪伴她多少时日。她总是告诉我们那药水有药。但从她日夜沉重的病体上，有多少自欺和自慰的成分。从七二年开始，母亲只能靠打杜冷丁止痛。初始打一针可以管一、二天，到最后每天要打二、三针才能缓解片刻，此外没有其他冶疗。从家里到小北街医院的路上，邻居们会经常看到父亲背着她去打针的熟悉的身影。我从乡下回来，会替换父亲背她去打针。此时我心中极度痛苦，背上的母亲瘦骨嶙峋，轻飘飘地甚至感觉不到她的体温。这时，母亲似乎从儿子这里得到了些许慰藉，她会露出笑容，给我讲一些不相干的话题，我知道她是在安慰我，不让我太伤心。此时的母亲是多么痛苦，我更是自责，竟然没有做到儿子该做的事，让母亲哪怕去一次医院得到一次确诊。我恨自己没有能力，让母亲直至去世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病，甚至连液体都没有输过一次。现在学医的我清楚母亲得的是胃癌，晚期的痛苦非常人所能忍受。

    母亲去世的那一天，我不在她的身边。当我匆匆从乡下赶回来时，躺在木板上的母亲那样苍白、那样安祥，似乎不愿让她的儿子看到她临终时的痛苦。我哭了，哭得那样伤心，那样无助，仿佛天塌了下来。

我和我要好的几个同学，将母亲的遗体抬出了窄巷，用板车送去火葬场。

母亲那年三十九岁。

    七三年经推荐和考试，我被四川医学院录取。冥冥之中仿佛是母亲的召唤让我选择了临床医学，选择了医生这个职业。可惜迟来的这一切，不能让母亲复生。现代医学已经让胃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变得容易。我可怜的母亲，天注定不能从儿子这里得到一点生的希望。

母亲的一生那样平淡，平淡得没有激起一点浪花，连涟漪都没有。像过山车一样的经历，只能在我心中呈现。

时间不会治愈，我会永远怀念我的母亲。

2025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