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反诈十七年：当形式主义撞上制度微光
作者：杨东
腊月的寒风卷着碎雪拍在窗棂上，手机屏幕突然亮起的00开头号码，像颗顽固的沙砾，硌得人心里发慌。这已是近一个月来第 N 通境外诈骗电话，前几次我都像拍苍蝇似地随手挂断，直到一月九日那天，听筒里突然传来带着粤港口音的“威严”男声——“我是某某公安局的，立即到办公室协助调查！”
对方报地址时连门牌号码都咬得字正腔圆，报姓名、警号时更是底气十足，那架势仿佛真有一桩惊天大案等着我配合。我耐着性子陪他周旋，十分钟里东拉西扯，故意追问办案流程的细节，直到对方察觉不对，在电话那头气急败坏地吼了句“你耍我！”挂断了线。刚放下手机，警方的反诈提示就弹了出来，红底白字格外刺眼：“此为境外诈骗电话，请勿轻信！”
本以为这场虚惊就此落幕，没承想傍晚时分，市公安局的核实电话就打了过来，说会安排就近派出所民警上门“服务”。敲门声响起时，我开门却见两位穿制服的年轻人，一位举着手机，镜头直对着我的脸。
“同志，进屋说吧，别拍了。”我侧身让他们进门。年轻人提示我 “提高警惕、谨防诈骗” ，就要告辞。
“等等！”我忍不住叫住他们，“你们这上门提醒，不就是马后炮吗？诈骗电话都打完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
年轻人脸上露出一丝无奈：“这是上边的指示，我们只是执行任务。”
“那源头堵截呢？” 我追问，“为什么不把诈骗电话直接拦在境外？是技术不行，还是不愿作为？”
另一位年轻人摇摇头：“我们是基层，管不了那么多，只能按要求来。”
望着他们匆匆离去的背影，我心里凉了半截。
我深知基层民警的不易，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陪不了家人、熬坏了身体是常态，这份辛劳我一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可当宝贵的警力消耗在这种“事后补票”式的形式主义上，既没能拦住诈骗，也没能减轻民警负担，这样的反诈工作，未免太让人担忧和寒心。
这份寒心，早在十五年前就刻进了骨子里。
那天我熬到下午三点，终于写完一篇打磨了许久的文章，伸了个懒腰打开 QQ，就看到远方朋友发来的紧急求助：“我和弟弟出差，他突然晕倒要手术，手里的钱不够，能不能先借点钱救急？”“二千够吗？不够我再想办法！”
我没多想，立刻喊出办公室的两个年轻人，让他们从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取出现金，赶紧去银行转账。
就在他们电话里说“转完了”的瞬间，一股强烈的不安猛地攫住了我：“不对劲！快回银行拦住！”两人并未走出大厅，立即转向柜台，就被柜员告知 “转账已经生效，撤不回来了”。
我们火急火燎地跑到就近派出所报案，接待的民警却摆摆手：“这种案子太多了，登记了也没用，还得稀释结案率。”
那一刻，不仅是二千块钱打了水漂，连对“求助”的信任，都碎成了齑粉。
后来被盗 QQ 号的主人主动找到我，带着歉意说：“那天我弟弟的号也被盗了，骗子正到处骗钱，还好我发现得早，没让更多人上当。”他硬是把二千块钱转给了我。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总隔着一层微妙的隔阂——那份被诈骗击碎的信任，再也回不到从前了。
从二零零九年中国警方正式打响反诈之战，到二零一五年掀起大规模宣传热潮，十七年光阴弹指而过。这十七年里，手机从功能机换成了智能手机，支付方式从现金变成了扫码，可电信诈骗的毒瘤却越扎越深，每年上百亿的民众财产不翼而飞。而我们的反诈手段，似乎还停留在“原始阶段”：民警挨家挨户口头提醒，社区墙上贴满标语，手机里塞满群发的提示短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像是在打一场永远打不完的“游击战”。
难道真的没办法从根上解决吗？直到看到泰国《打击防范数字犯罪法案》修正案的消息，我心里突然亮起一盏灯。
二零二五年二月，这部法案正式生效，像一把利剑划破了反诈的迷雾：
电信运营商要是没拦截诈骗电话卡，得赔！
银行要是没识别可疑转账，得赔！
社交媒体平台要是没清理诈骗信息，也得赔！
不仅如此，违规机构最高还得罚五百万泰铢，甚至面临五年监禁。
这种“谁失职谁买单”的机制，简直是釜底抽薪。
以前运营商和银行对反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损失都是民众的。
现在不一样了——赔偿要从自己的利润里掏，自然会把反诈当成头等大事。
想想看，要是运营商能守住通话的“第一道关口”，诈骗电话根本打不进来；要是银行能把好资金的 “最后一道防线”，诈骗转账根本转不出去，那还需要民警跑断腿上门提醒吗？
其实我国并非没有相关法律支撑，《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四十六条早就明确规定，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本法造成他人损害的，要承担民事责任。北京就有位六十八岁的老人，被诈骗后起诉银行，因为银行没约定转账限额、没充分提示风险，法院最终判银行赔偿十四万元；江苏也有类似案例，银行没提醒临柜汇款风险，照样得为受害者的损失买单。
这些判例，终究只是少数。大多数时候，受害者还是只能自认倒霉，基层民警还是得在形式主义的怪圈里打转。
反诈的核心从来不是“事后补救”，而是“源头治理”。
泰国的法案给我们指了一条明路：用法律划清责任边界，让掌握技术和数据优势的机构真正扛起担子，让每个环节都守土有责，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诈骗的土壤。
十七年反诈路，我们吃了太多亏、流了太多泪，也见证了太多无奈。泰国的制度创新让我们看到，反诈从来不是无解的难题，关键在于是否愿意打破形式主义的枷锁，真正把“以民为本”落到实处。
当法律成为反诈的“硬后盾”，当运营商、银行不再置身事外，当基层民警的辛劳不再被浪费，或许有一天，那些烦人的诈骗电话会彻底销声匿迹，民众不用再提心吊胆，民警也能多些时间陪伴家人。
那一天，或许还需要些时日。但只要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就一定能等到。
毕竟，每一束制度的微光，终能汇聚成照亮反诈之路的暖阳。
作者简介:
杨东，笔名 天然 易然 柔旋。出生于甘肃民勤县普通农民家庭，童年随母进疆，落户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三团。插过队，当过兵和教师；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年。新疆作家协会会员，新疆报告文学学会第二届副会长。著有报告文学集《圣火辉煌》《塔河纪事》和散文通讯特写集《阳光的原色》《风儿捎来的名片》，和他人合作报告文学《共同拥有》《湘军出塞》《天之业》《石城突破》《永远的眺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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