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意地栖居】

作者：雪丰谷

       十八世纪末，与黑格尔、谢林同窗两年多的荷尔德林，写下了自己一生里最重要的诗篇：《在柔媚的湛蓝中》。此时的他居无定所，贫病交加，十多年后被确诊为精神分裂。但他那句“诗意地栖居”，却成为探讨人类存在方式的重要命题，影响至今。

      我们已不止一次地从广义异化的角度，谈到人欲物欲对人的扭曲，并以庄子"外生”、"丧己"等虚静的工夫，来摆脱狭隘的功利计较，进而达到“官天地，府万物”的境界，也即实现海德格尔所推崇的：诗意栖居的人生。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不过，这种理想化在以严谨著称的科学界，也不无一席位置。爱因斯坦曾这样写道：“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令人厌恶的粗俗的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修养有素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到高山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愿望总是美好的。就普遍现状而言，现代的伊甸园或"采菊东篱下"的田园净土已日益狭小，甚至不复存在了。卢梭式的大声疾呼，并未能换回仅仅一墙之隔的人情味，相反，人们日益迷信由物质装点出的所谓文明。幻想与等待并不能真正取代现实，故而爱因斯坦接着指出："除了这种消极的动机以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人的愿望不能只是日常生活中断线的风筝，而必须要在能动的意识里获得科学或文化的形式，并与自在的世界一齐动荡。这种动荡着的交互作用和能量转化的过程即构成历史，不管这部历史是黑格尔的精神实现，尼采躁动不息的意志之火，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冲动，还是马克思经济力量运动的结果。历史是由人参与并由人来改变，则是一个事实。

       诗歌经验给予主体以充分的自由，独来独往的想象更是"天魔献舞，花雨弥空"，而且直接贯穿到过去与未来。但是，既然人是历史的产物，他必然受制于一定社会背景，家族血统和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取向。受主体制约的诗歌，自然不可能完全斩断历史的"脐带"。伽达默尔在分析艺术经验时，发现为什么会出现对同一作品不同的解读，原因在于人存在本身的局限性。我们每个人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世，有不同的经历和文化视角，有一个先于我们存在的语言。这一切构成了谁都无法摆脱的传统。

       "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刘勰)。视听之区包涵了在一定环境中人的意识连同被压抑了的潜意识，许多已构成了他行事的风格和习惯。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构成成见，成见乃客观存在的态度和立场。“不是我们的判断，而是我们的成见构成了我们的在”。这是一个层次较深的命题。成见未必是改良派需要抛弃的陋习，如果把它换成特定时代的世界观，其合理性不言自明，一些人也就用不着恼羞成怒了。于是伽达默尔索性声称："一个不承认他为成见所支配的人，将看不到成见的光芒所显示的东西”。

       历史是由时间衡量的，因为时间揭示出一切事物运动的过程，然而细细考量一下时间的属性，许多有关时间的认识又显得似是而非了。课堂上的老师通常把时间分为三种尺度：地质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基本上还是各唱各调，各念各经。尤其社会学层面上的时间观，更是鲜有人至。托夫勒写道："在某些文化看来，时间是循环的历史永无止境地重演。在另一些文化看来，时间是一条伸向过去和未来的大道......还有其它一些文化……未来迎向我们，而不是我们走向未来”。随着熵增定律的发现，时间之“矢”有了不可逆的方向，这与达尔文式乐观主义时间观形成了强烈反差。而普里戈金的研究又向我们揭示了另一种耐人寻味的事实：时间是随机出现的，“仅当一个系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随机性时，该系统的描述中才可能有过去和未来间的区别”。这种对经典力学时间观的反动，再次表明人类对时间的错愕。有人甚至觉得，时间是一根根弹簧，可以任意压缩。

      现在让我们看看语言学上结构主义的时间观。作为人类学家的列维·斯特劳斯受语言学派索绪尔的影响，时间的历时性关系，有了限制，只有与共时性一道才能加以把握。历史浓缩为现在，而非线性进步的维度，万事万物趋向于变成符号，趋向于变成语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时间的物理性质消失了，现在即是过去，也成了未来。正像艾略特在《燃烧的诺顿》里所说的：

              现在时和过去时，

              两者都可能出现于未来时，

              而未来时就包含在过去时里。

              如果时间仅限于现在

              所有的时间都不能够得到拯救。

        时间成了结构主义中的意义，需要共时性呈现，历史被分解到各种现存的关系之中，因此，“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不是构成人，而是分解人”(斯特劳斯)。对此，持二元论的柏格森却有不同的见解，直觉或绵延能够获得整体，心灵具有进入事物的内部的能力。想象并不是和理智绝对对立的，它甚至是理智的一种形式。一首诗就是它所提供的经验，即心灵的实践过程。当内在的"我"超越了肉体的"我"，人的创造力在揭示实在的同时也就和实在融为一体了。历史性关系成了共时性结构的有机环节。

      人是环境的产物。这点结构主义并不回避，因为不存在普适一切的语法，不同的人种有不同的语法构造，一个人可能懂得十几门外语，却不可能通晓所有的语调语境。由于结构主义发现了诸如巴台农神庙那样特立独行的符号，语言便成了思想的外套，下意识的语言尽管粗糙，同样可以衬托思想。

      语言结构的这种“天趣自成”的特性，使得一部分结构主义批评家忘乎所以。他们断言主体已被解构，丧失了自己的意愿，也失掉了思想的价值，一切被语言所替代。语言自我组成，自我产生意义，如同斯宾诺沙的自因，无须外物介人，一切都在设定的读者那里得到落实。这倒使我们很有兴趣地想起施勒格尔的一段话：“诗是共和国的语言。语言本身就是法律和目的，在这里所有的部分都好像自由公民，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

      于是我们不由想起那句著名的宣言：诗为自己立法！然而浪漫派诗人在强调语言结构的这种意义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主体介入的能力。当诺瓦利斯为自身建立了诗的世界，并力图“生活在其中”的时候，他为我们所创造的意象“蓝花”，自始至终充满了个人心灵的渴望。 

      人情练达和生性敏感，属于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前者乃经验累积出的机智，后者则如情绪雷达，是大脑自带的反馈机制。优雅的诗意容易产生欢愉之词，而悲悯之心，却需要一颗敏感的心。“思与镜偕”（司空图），正是主体与客体高度融合的结果，而且，由于灌注了感情，才使语言有血有肉，以致于"快者掀髯，愤者扼腕，悲者掩泣，羡者色飞"(臧懋循)。

      我们也许不会忘记维特根斯坦把处理符号活动的本质归结为思考的说明："'语言游戏'这个术语意味着突出这样的事实，即讲话乃是活动的一部分，或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尽管语言的意义和对其的表达，永远是无法把握终极真理的近似值，但语言仍是向人显现其存在价值的不二选项。所以他进一步指出，当语言工作的时候，主体意识介人其中，一切相安无事，而当"语言象机器那样闲着的时候"，混乱也就产生了。

      维特根斯坦在其大作《哲学研究》一书中，向我们例举语言可能出现的功能，达十五种之多。别的不谈，单就事实描述在今日诗坛的麻烦，也足令一些人瞠目结舌。事实胜于雄辩，在像历史和法律这样一些领域，事实成了本质特征或证伪的标准，是丝毫不得含糊的。一些诗歌“批评家”，由于对这一词性缺乏了解，匆忙结论，常常弄得人啼笑皆非。文学事实是内在化了的现实，它和物理事实或呈堂供词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事实就是真实地陈述所陈述的东西"。汉森认为，要问事实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判断错误。我们关于物质客体与精神现象所提供的问题，与我们关于事实所提出的问题，压根儿不是一回事。“2+2=4”是个事实，这与问2是什么截然不同。对同一事物，我们完全可以出现不同的事实判断。即使是一朵玫瑰，也有如下说法：

1。这朵玫瑰开在莫愁湖公园里。

2。这朵玫瑰的颜色和朱丽小姐的裙子一样鲜艳。

3。这朵玫瑰人秋要凋谢。

4。这朵玫瑰的化学成分是......

5。这朵玫瑰可以作为妻子的生日礼物。

6。这朵玫瑰是芬兰品种。

7。这朵玫瑰凋谢以后还会有人记得它。至少读者中间会有一个朋友会长期地想起它。

      上述七种判断都可能是真实判断，但谁也不能说所有这些判断都代表这朵玫瑰的真正本质。维特根斯坦认为，"看"总是"当作......看"。看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在某一特殊的情境中去看。“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一种看法，“长歌破衣襟，短歌断白发”，又何尝不是李贺的一种真实的“看法”呢？尽管后者比前者看得更加跌宕曲折。 如何看世界，取决于不同的世界观。佛眼看世界，满是慈悲，法眼来看，皆为因果，阴阳学家看到了相克相生。……纵使是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也是各人看各人的。“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

      现象学倡导“回到事物本身”，指的是要尽力排除先入为主的逻辑偏见。“燕燕于飞，下上其音”，那时而高亢，时而低沉的鸣叫，才是燕儿本身的真实情态。当黑格尔提笔写到：“密涅瓦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它所表达的隐喻，恐怕只有过来人才能心领神会。

      所谓回归诗歌本体也并不是回到语法逻辑，诗的自足性是具有情感特征的人所赋予的，归根到底是人使语言充满生机。所谓诗歌精神实即人的精神。人对万物的实践活动才使诗歌有了"神接天地，情通众生"的保证，这是需要反复说明的。纯粹的诗歌只能相对庞杂浮躁的写作而言，并不存在什么纯粹的诗歌超越人生之上。我们只听到风声、雨声、车声、金属碰撞声等等，却从未听到过什么纯粹的声音。"迁想妙得”是一种纯粹，然而，若非"迁想"，哪儿来“妙得”？

       “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所谓诗意地栖居，就是要打破僵化刻板，日益模块化了的生活方式，积极地投身到大自然的怀抱。从细节入手，感受情境所带来的造化，化腐朽为神奇，如同鸟儿不停衔来枯枝和稻草，为自己构造高出地面的巢。

      "文以载道"（韩愈）是句老话，今人似乎了无兴趣。儒家的伦理范本早已做古，自然不足为训。但孔子“为人生而艺术”的基本精神，同样不乏合理的内核。“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诗人的良知，天地动容。今天的许多写作者，一味追求新奇，蝇营狗苟，毫无羞耻及怜悯之心，以至于像李谔所上书的那样：“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诗歌创作成了小情小调的情绪速写。由于他们过于强调“怎么说”，结果却忘了至关重要的内容“说什么”。其实，即使是歧义模糊的抒情诗，也暗含着对美的揭示；而不是了无生机的言辞纠缠，正如索绪尔所看到的那样，句子里所指的思想和它的能指性能力。

      “看似寻常最崎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诗歌创作本身就是一场精雕细琢的劳作。我们赞赏诗人们匠心独运，其实更多费心费力的苦活，往往被人所忽视。摆弄文字也是一门手艺，想要达到炉火纯青的技艺，非千锤百炼不可。“小锤声里度春秋，錾刻山河入案头”。那些以为自己大手一挥，就可以一蹴而就的念头，实在是夜郎自大，是对诗的蔑视。

       诗是生命的存在方式。诗意地栖居，并不是要躲进温房，而是懂得经风雨见世面。只有真正见过了世面的人，才能从中见到自己。当我们读到“多少次他死去了，多少次他又活过来”这样的句子，对于不了解《圣经》的人，可能不知所云。谁能想到呢？那个在马厩里诞生的耶稣，起初并不晓得由于贪婪和无止境的欲望，人间已成地狱。到了30岁才活明白，于是搭建平台，宣讲天国福音，渡人渡己。即便被钉在十字架上，依然笃定信仰，初心不改。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在诗的旗帜下，我们不仅可以共沾巾，而且可以和辛弃疾一道拍手笑沙鸥。因为“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维特根斯坦）。我们完全可以跨越千山万水，同舟共济，共同维护好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当然，读者的文化教养对诗的感悟深浅，有着同等重要的作用。因为一首诗除了作者，文本所赋予的之外，还需要读者对它的审美认知程度。姚斯在《作为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一文中的话，完全可以作为本文的终结：“在作家，作品和读者的三角关系中，后者并不是被动的因素，不是单纯的作出反应的环节，它本身便是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接受者能动的参与是不可想象的”。

 

                 一九九一年写于张家港

         备注：此文乃《沙洲手稿》最后一章

                    二零二五年底完成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