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谭佛佑曰：

传此前些年为《忠孝成山》撰写的拙文和几首低吟，以供对郑子尹先生文化事功的赏析。

郑子尹先生旅乌当成山一百六十周年有感

一、

春寒料峭玉龙翔，

二月风光剪嫩篁。

播郡柴翁亲表叙，

成山鄂老敬清觞。

乡愁唯恋真情寄，

忠孝全凭信义扬。

酻奠三樽先祖祭，

镌书碑记永徽彰。

二、

表亲兄弟聚乌当，

别业成山寓草堂。

故里情深今得记，

清光佳兴共流芳。

硕儒顿颂诗心志，

英烈凭添剑气刚。

难得秀东输纸墨，

精书宝翰鄂生藏。

三、

风云突变号兇猖，

远近家园尽祸殃。

前度焚烧灰烬化，

今朝跳嚣势重张。

炯公舞弄青霜剑，

团勇齐挥伏虎枪。

忠孝护民千古事，

成山祠宇绣华章。

《随风待归草堂唐氏父子与郑珍的文化往事》

贵阳市堰塘坎的待归草堂，系遵义人官居二品领湖北巡抚的唐树义，在清道光中始构筑营建，以作日后“致仕”回归的“养老”之所。

其后，由其子，仍官领二品顶戴，署云南巡抚的唐炯增补续修，遂得竣工完美。

是“草堂”，堪称当年园林居宅、官邸庭院的黔省之冠。故民间皆以“唐家花园”称之。

唐氏自清康熙初年，因避“张献忠屠川之难”由入黔始祖象明公举家迁黔省遵义。

其后子孙遂为遵义人。唐氏自入遵义后，可谓官运亨通，代有闻人。

唐氏也因此而成为黔中的名门望族。至七代唐树义与其子八代唐炯，更是官至极品，显赫当世，名垂青史。

被誉为“西南巨儒”之一的遵义人郑珍，其先祖名益显，为江西吉水人。明万历后期，以游击武职从刘綎征播州杨应龙之叛。

平播后，遂留驻遵义。

其后子孙遂为遵义人。

郑珍的家世，虽未有达官大吏，但也有以学有根底而充任教官者，且世代皆为乡里“知书达理”，很有学问的“文化人”。其父文清，就自幼饱读诗书，及长更喜歧黄之术，甘愿弃功名而悬壶济世。故郑氏在遵义，还是算得上有名望的“书香门第”。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喜结“秦晋”姻亲嫁娶，即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最基本的一个条件，还是要门当户对。

所以，还在唐树义的祖辈，就与郑氏结为姑舅表亲。

如果郑氏在遵义没有一点“名门”的地位，像唐氏这样的官宦世家，是不可能与之结为姻亲的。

按辈份，树义当为郑珍的表叔，是为长辈。其子唐炯，年齿比郑珍稍小，故称郑珍为表兄。

唐、郑两家素来关系甚笃，过从尤为密切。唐氏父子在官期间，不管政务或军务如何纷繁劳顿，即使在满布刀光血雨的战场，从未停止过对桑梓文化教育事业的关怀与支持，自身也从未停止过有关文化方面的建树，并与当时若干著名文化学者的交往，特别是又具表亲的大学者郑珍，几已结成生死与共的“刎颈之交”。

咸丰初，唐树义从湖北藩署以疾告归，居贵阳待归草堂，于“梦砚斋”内，出示所收藏的名家字画，邀郑珍共同玩赏。郑珍也为之考证题识。有一次，树义还出示郑珍的先辈汉芝先生所藏的朱熹诗卷真迹。当时郑珍大为惊奇。还是儿时，就听父亲文清公说过，汉芝先生在官黔西学正时获此真迹，不想数十年风雨沧桑，今日竟在表叔树义公的斋堂观瞻，也算得平生一大幸事。

更为有趣的是，郑珍在待归草堂时，突然得以和来访唐氏的大定咸丰间进士、著名诗人章永康会晤。

两位黔中的大诗人，一见如故，谈古论诗，倍感亲切。郑珍说起在川南綦江吹角坝发现的“庐丰碑”，认为是洞庭以南第一古刻。

章永康则说，大定柯家林有“济火碑”，比“庐丰碑”不知要早多少纪。

郑珍听后，希望章君能引导前往观瞻。

不久，章永康离黔北上，此事遂未能成行。就此次会晤谈古碑之事后不久，郑珍还作诗一首，中有：

“章君北去莫由得，至今寤寐常反侧”之句，表示了无限的惆怅与遗憾。

咸丰三年（1853年）春，太平天国大军进逼武昌，唐树义奉诏，再度出山安抚湖北。临行，一心想邀郑珍同行，“共图厥政”。郑珍以身体多病，健康状况不佳，婉言辞谢。不过还是从遵义赶来贵阳，为树义公送行。是时达人高朋，济济一堂，觞咏低吟，慷慨悲歌，似有“易水荆卿”“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意。郑珍也赋五言长歌一章，全面述其树义公为了“国事”，即使年过花甲，也不惜身家性命，奔赴沙场，去实现为国捐躯的志向和决心。

正如诗中写道“……诏以安抚重，夺公林卧幽。男儿当此时，何暇为身谋。恒请颇却顾，视公殊休休。乾坤有艰虞，整顿须人筹。”

不仅如此,郑珍还以宋代爱国名将韩琦和范仲淹,抗击西夏的英勇事迹,来赞扬树义公的忠勇与节操。

诗中就有这样的描述：“扼重全在此，成谋预宜周。我公韩范姿，虑能制盘。”岂料这一咏唱，竟然成了唐、郑叔侄二人的永诀。

还在树义公生前，郑珍就在遵义广泛采集乡里耆旧的诗歌，集为《遵义诗钞》，渐次编辑成二十四卷，由子知同抄定，送树义公订正。树义公一见，竟爱不释手，毅然解囊，捐资刻印刊行，重新定名《播雅》。树义公一直将其藏于袖中，以时时披览。就在赴鄂旅途的舟中，也吟诵不辍。而且还亲为之《序》。

当郑珍闻知表叔树义公死难殉国的消息后，随即于遵义家中的“望山堂”内，恭设树义公灵位奠祭，并酹诗四首酬之。其中就有“人间知己到公休，从此通明懒下楼”的哀悼。接着，郑珍又将树义公的诗作，编为一卷，殿诸《播雅》之后，于是《播雅》遂以二十五卷行世。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二月，郑珍又到贵阳唐氏待归草堂。

二十三日偕表弟唐炯一道前往乌当蔡家寨的成山草堂，于成山树义公的庐墓前，酹奠祭拜。因书写碑阴，遂留居成山二日。当时，听说有“号军”要来攻掠。唐炯急督率当地的团众，前往阻击。

郑珍亦急返省城。当天清晨，竟然大雪纷飞，山舞银蛇，于是诗兴大发，往返吟得七律四首，还得北衙高廷瑶之子高以庄提供纸墨书写。诗稿手迹后来交给唐炯收藏。日后，唐氏家道中落，若干珍贵的文化遗产，竟散落民间。民国时期，郑珍的这纸诗稿墨迹，又由著名的学者、大收藏家凌惕安先生所收藏。唐炯在乌当水田办团练起家后，真可谓戎马倥偬，根本无暇安排家事和对子女亲施教育。郑珍从成山回到待归草堂后，唐炯意欲留之馆教于家。郑珍当时因忙于各种著述，故命子知同代之。

于是郑知同就充当了唐氏待归草堂的家庭教师，而且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唐家还将父亲的重要著作《仪礼私笺》八卷，详加校订，呈交唐炯带入川中，由唐炯出资在成都绣梓刊行于世。

唐炯在四川为官时，郑珍尤为思念，故有《浣溪吟》寄之。中有“何日携钱过野桥，远望他乡惟表弟。呜呼，男儿无赖拟终老，万事堪伤不自保……”等句，可见其思念之切，感伤不已。唐炯读其诗，也有奉答之作，其诗结尾句也说：“他乡表弟虽苦贫，典衣尚足供千醉。”唐炯对此诗有一小注：“子尹昔过草堂，论诗作画，夜分不休。其为题图，有此是老柴题画神句，余每喜诵之。”

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唐炯在四川南溪县任上。十月郑珍决定入蜀访唐炯。十一月初一日，待到南溪。是时唐炯正率军援叙州被川黔的“农民起义军”围攻的东营，竟单骑前往敌营安抚。此事当时可谓轰动川南。郑珍虽未会见唐炯，但当得知表弟的这一英雄壮举后，竟豪情满怀地为唐炯高唱赞歌，先作七绝《寄唐鄂生叙州东营》二首：天与游人十日晴，看山直到六同城。涪翁有魄应相笑，底事来迟坝紫膨。此地由来号奋戎，青衣江口角声雄。明朝拟就千夫膳，一向前山试挂弓。接着又作《唐南溪单骑抚贼歌》七言古风长诗，全诗共八十句，纪其事可谓详尽，对唐炯更是赞颂有加。腊月中，又为唐炯作《携琴载酒图》，并题诗一首：携琴载酒临高台，万朵梅花高下开。君看岩壑深若此，二老风流真快哉。当唐炯为军队制作旗帜和军装时，郑珍主动要为军旗书写上唐的官衔姓字。当时炯子我圻，年方九岁，随父在南溪任所，亲眼看见郑珍将大旗铺展于地。盘发辫于项上，脱去鞋袜，双手紧抱一支巨大草笔，饱蘸墨汁，在旗上大书一个三四尺大的“唐”字。

难怪后来郑珍才会留下“贼中望见唐字惊”的诗句。

此后郑珍一有空就招我圻于案前，除教以诗书外，还常捉弄铁笔，为我圻镌刻印章为戏，不管是石头、木板，乃至萝卜瓜蒂，尽皆有之。郑珍在唐家留下的这些趣事，直到民国初期，我圻还记忆犹新，原原本本地告之凌惕安先生。岁月如流，逝者如斯。至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川中战事稍缓，太平军石达开残部，已是“强弩之未”，势将尽已。唐炯是时擢署绥定府知府，思念桑梓亲友之情，更为浓烈。累累修书到遵义，盛情相邀表兄郑珍，望到蜀中浣溪一叙，吟咏倡和。故郑珍有“冬来书屡饷，促我赴浣溪”的诗句。不过时郑珍已五十八岁，且近年重患“口疾”，久治不愈，自感已是风烛残年，亦难负远行之疲苦。故浣溪之游，又未能成行。翊年春节刚过，郑珍竟然“伐柏制棺”，为自己准备“后事”。

时至八月，满口齿龈，已尽溃疡。九月十一日，极力支撑，手书绝笔，致书唐炯讬孤。书信不长，但情意悲切，现录于次：鄂生老弟如握：久未谈心，无时不在念中，竟无缘得一见矣。迩来贱躯无恙，而口疾日加沉重，今生恐不能再见吾弟矣。前云唐迹，后命同儿奉上，以完平生之志。尚乞扶持儿辈，得蒙玉成，兄当感激于泉下也。多作不能成语，临书祷切，敬请公安。                             郑珍上言    九且十一日时还未过一周，即于九月十七日，西南的这位巨儒，郑子尹先生，于遵义禹门山宅中，端坐于床，神色不变，安然驾鹤西归。此书手稿真迹，后为凌惕安先生从郑氏后人处得之，珍藏于凌氏书斋“笋香室”。

据凌说：此书根本就未寄出，唐炯也不可能得读，当为郑珍的绝笔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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