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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谦君子胡适之
杨舟平
一
1962年2月24日，在台湾省台北市由胡适主持“第五次院士会议”，吴大猷、袁家骝、吴健雄等一众院士从海外归来，这是一场院士出席最多的盛会。然而，下午酒会祝酒词尚未歌罢，胡适突发心脏病，抢救紧急而至，却也回天乏术，晚上七点多宣布“离世”。台湾当局遂紧急筹划治丧会员会，一级上将陈诚任主任，于右任、蒋经国等百余政要、文化大佬参治，蒋介石亲自参加吊唁和葬礼。
胡适，字适之，祖籍安徽人，1891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松江府川沙县（今上海浦东新区）一个茶商家庭。胡适的父亲胡传是清朝末期的一位中下级官员，秀才出身，负责管理台湾盐务等公差。胡传为官为人颇有口碑，台东当地百姓还为其立碑，以示纪念。良好的家风深深影响着少年胡适，他8岁时已经可以读《水浒传》这样的古典小说了，10岁时就能读《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历史书籍了，13岁进入梅溪学堂，私下里开始偷偷阅读梁启超、邹容等进步人士的文章。15岁考取了中国公学，这段时间，他更进一步阅读了穆勒的《自由论》和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两部书让青年胡适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宽和发展，连胡适的名字都受《天演论》的影响，取“适者生存”之“适”。19岁考取庚子赔款官费生，留学美国，师从哲学家约翰·杜威，胡适遇到了这位影响他一生的美国学者，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胡适后来的治学、教学风格。1917年胡适已获得24个博士学位，当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他首先发动文学革命，大力倡导白话文，并把文体解放扩大为思想解放，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和陈独秀一起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奠定了“民主与科学”的基石，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之父，胡适也因此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第一人。胡适青年时期就暴得大名、誉满士林。他是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教育家，是公认的“民国十大先生”之一，他以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白话文学史》和《胡适文存》。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提倡“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治学方法。
上世纪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后，引爆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带来了国内学术和思想的巨大变革，被称为“中国现代文明的奠基石”，从此中国进入了白话文时代。“五四运动”以后，他同李大钊、陈独秀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分道扬镳，由“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其端，从此改变了他“20年不谈政治；20年不干政治”的态度。1938-1942年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93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1946-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2月24日这天，这位“文明的奠基石”突然陨落，享年71岁。
而胡适先生的妻子江冬秀第一时间赶到胡适遗体前，放声痛哭，面对众多重量级人物在场，她边哭边喊“死鬼胡适之”一声声“死鬼”声中，流露出江冬秀对胡适的不舍、哀怨。此情此景，不由得使人想起林语堂先生的一句话“你见过胡适夫人，才知道胡适是多么伟大！”从2月28日到3月2日，台湾公祭三天，众人无不悲痛万分，蒋介石吊唁时亲笔书写“智德兼隆”挽额，800多幅挽联中，是台湾党政军学各界名流撰写的，尤以蒋介石所提的格外引人注目，“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这大概便是国民党对胡适的盖棺定论了。
从胡适逝世到出殡，路祭的平民百姓和社会名流总计达10余万人，作为一名学者，之前只有鲁迅先生享有此哀荣，胡适在世时也未必想到身后能享如此巨大哀荣。“中央研究院”为他建立了纪念馆，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内，还建立了胡适陵园，遗骨葬于园内，墓后石墙嵌有“德艺双馨”四个大字，这位伟大的学者就在这里安息了。陵园后来被定名为胡适公园。
二
文化大师季羡林先生站在胡适墓前说：“先生虽已长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笑容，仍宛然在目。”季羡林常说：“还胡适以本来面目。”意思也不过是想拨乱反正，以正视听而已。胡适在“百万雄师过大江”以后，在蒋介石屡屡劝说下仓惶去了台湾。其实，当时延安广播电台曾对他专线广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将任命他为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馆长。他听后没有拍案而起，态度依然平和淡定。后来胡适又到美国住了几年，但并不得志，往日的辉煌犹如春梦一场，不复存在。后来他又辗转回到台湾，最初也不为当局礼重。往日“总统候选人”的迷梦，也只留下一个话柄，日子过得并不顺心。后来峰回路转，他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算是得到了应有的礼遇，过了几年舒心的日子。胡适毕竟是位学者，一直迷恋于《水经注》的研究，如痴如醉，此时又得以继续从容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说是差强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寿，猝死于宴席之间，死后却哀荣至极。
胡适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在学术上，他倡导用白话文代替晦涩难懂的文言文，从根本上断绝旧文化，但他又主张弘扬国学精粹；他支持汉语文化改革，却又要求废除汉字全面拉丁化。他的一生恪守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却又接受西方文明的洗礼。他留学回国后，拿着北洋政府发的丰厚薪水，却在报刊公开批评北洋政府的独裁专制，北洋政府念他“士林领袖”的名气，授予他最高荣誉“嘉禾勋章”，但胡适坚辞不受，弄得北洋政府很尴尬；他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却不加入国民党，与蒋介石貌合神离，在公开场合常常使蒋介石下不来台；他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既不支持共产党，却也很少说共产党的坏话；他看似朋友很多，实则内心很孤独。无论在学术上、政治上，他一直是一个“孤独的行者”。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是非分明、特立独行，既讲原则又具灵活性，待人宽厚温和、低调谦逊，对上从不谄媚巴结，对下从不颐指气使，是位名副其实的“国家臣子，政府诤友”；他从不无辜发脾气、大声说话、与人着急，从不无端责怪人，他自称是一个“过河卒子”，只知勇往直前，永不回头。胡适在《我的母亲》一文中写道：“如果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如果我能宽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母。”胡适的母亲冯顺弟略懂文墨，受丈夫胡传影响，信奉儒学，待人宽厚善良，豁达大度，胡适幼年时期丧父，母亲担负起教育子女的责任，所以胡适的性格受母亲影响很大。
胡适最早提出“国际的中国”论，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改革开放”论了，只可惜提得太早、太超前了，竟超前了一个甲子，所以，在当时的中国只是一声空谷长啸，没有回响。
三
中国文化中最深入人心的人格，便是君子。何为君子？君子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做君子？若求答案，胡适无疑是君子，是一个标杆。艺术大家陈丹青说胡适：“完全是学者相，完全是君子相。”史学家唐德刚说胡适：“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著名学者罗尔纲说胡适：“我还不曾见过如此一个厚德君子之风。”凡与胡适有过交往的，不论达官显贵、学界大佬或者贩夫走卒，都会说，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胡适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自古成功在尝试”。“尝试”可以说是胡适人生的关键词，“尝试”二字，包含了胡适的“再造文明之梦”；读懂了胡适人生中的“尝试”，也就读懂了胡适对于今天的意义。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等等普世价值观的实现，而且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这些都和他温文尔雅的“君子”气质、个人性格不无关系。胡适在《胡适日记》中写道：“社会的改造，不是一天早上醒来时世界忽然改良了，须自个人‘不苟且’做起，须先有少数人的‘不同’，然后可望大多数人的渐渐‘不同’”。胡适在《介绍我的思想》一文中指出：“争取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取国家的权利；争取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取国家的自由。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从来不是一群‘苟且之人’建成的。”胡适一生的触角所及比同时代任何人的范围都广阔，这使得他观察世界的角度完全与众不同。
他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浅显易懂、开门见山，不拐弯抹角，不含沙射影，凭常识、良知、人性说话，所以，很容易引起共鸣，也因此著称于世。改革开放后，那些曾经抛弃胡适的人，晚年重新选择了胡适，可算是胡适思想的回归，令人唏嘘不已。历史往往就是这样，不是说你打倒了他、清洗了他、批判了他，他就真的在历史长河中消失了。
四
著名学者李慎之说：“如果说，20世纪是鲁迅的世纪的话，那么21世纪将是胡适的世纪。”这个观点一出，就引起了“鲁党”“鲁粉”的强烈抨击，他们认为鲁迅骨头最硬，而胡适是软骨头。面对反对、批判胡适的人，胡适不愠不怒地说：“我一生都在倡导自由，也信仰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这是批判者不能接受的；第二点是怀疑，对任何东西都要保持警惕、保持怀疑，都要问个为什么，问个一二三，这也是反对我的人绝对不允许的。”胡适一生有很多从政的机会，但是几乎都放弃或拒绝了，如汪精卫请他做教育部长，他拒绝了；蒋介石请他入阁，做行政院长、考试院长，他都拒绝了，请他做总统候选人，他只在日记里记载而已。他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始终保持着知识分子的清醒、风骨、责任感、独立性。
胡适一生，概括地讲，他一贯倡导宽容、容忍，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君子和而不同”是他的信条，尊重不盲从，只惟实不惟上，“惟实励新，精进臻善”。自由、怀疑、宽容、独立，这四个关键词就是围绕他一生的东西。作为一个学者，他当然是要做学问，但他不是一个空头书生，整天只做故纸堆的学问，他只开风气不为师。他1917年回国后，雄心壮志，此后一生都在为改造中国、再造文明呐喊、奔走。他自嘲道：“我和马相伯一样，就像一条狗，叫了100年，也没叫醒中国！”胡适有句口头禅：“我们是为了追求一个不完美的社会而奋斗，为了美好的今天而奋斗。”这句话看似浅薄，实则深奥。胡适一生都是微笑的、乐观的，他从不绝望，从不悲观，都是微笑面对每一天的，他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快乐。他说：“明天你又不知道，哪怕明天更好，但明天也是不完美的，世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聪明过人的胡适常常说：“中国的舆论场其实是个君子国，而君子国与伪君子国往往可以互换，越是小人，越喜欢以君子标准对他人求全责备。”
他每一天的读书、写作、交友因此获得意义，有一度他每个星期天都有一天接待开放日，任何人都可以到他家里来。他过得非常充实，因为他把每一个今天都当成很好的，而不是抱怨今天的不完美，这是一种理念上的差异，他对生活始终持乐观的态度，而不是阴暗、对抗地对待。这点和鲁迅有明显区别，鲁迅像闪电，而胡适是阳光。所以，有学者说，英美革命是阳光革命，法国革命是闪电革命，阳光革命能照到每个角落，而闪电过后大地仍旧一片漆黑。
五
胡适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的代表。他的一生受到无数人的崇拜和赞美，同样也受到鲁迅等人的辱骂，然而他从不诘责那些骂他的人。无论对待国家领袖，还是贩夫走卒，胡适都抱有一种关怀的态度，以至于无论什么人，都以“我的朋友胡适之”为自豪。20世纪20年代，报社专门要求投稿严禁以“我的朋友胡适之”开头，足以说明当时社会对胡适的态度。
新文化运动后，因政见不同，鲁迅与胡适交恶。此后，鲁迅在报刊上多次挖苦、讽刺胡适。面对鲁迅的痛骂、斥责，胡适从不应战。而对于鲁迅的文章，只要认为是好的，胡适就会大力推荐。比如胡适在演讲中多次提到：“一夜不能好好入睡，时时想起鲁迅的《随感录》”。即使鲁迅死后，胡适也从未发过一句恶声。《鲁迅全集》的出版，许广平上门求胡适帮忙跟商务印刷馆说情，胡适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并从国民党中宣部那里拿到了批文，他还担任鲁迅纪念委员会委员，为《鲁迅全集》的出版不遗余力地奔波效力。
1906年，鲁迅被母亲骗回老家完婚。新婚晚上，他独自睡进了书房。第三天，他从家中出走，去了日本。鲁迅说：“朱安不是我的太太，只是母亲送给我的一件礼物。”1926年，鲁迅赴上海与许广平同居。朱安独守空房41年，一生无子女。清末民初，喝过洋墨水或富贵显达者，纷纷追求“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婚姻”之新观念，抛弃包办婚姻与糟糠之妻遂成新潮流。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却是一个例外。胡适十三岁时，母亲便做主给他订了婚。订婚后15年，胡适与江冬秀从未谋面。胡适坦陈：内心也曾抗拒过、疑虑过、矛盾过，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没有推翻婚事。他说：“我深深懂得旧式婚姻中女性的地位。”1917年，留美归来的北大教授胡适迎娶了江冬秀。当时两人“西装与小脚”式婚姻，被报刊称为“民国七大奇迹之一”。史学家唐德刚说：“这位小脚、眼有翳、爱打麻将的女人，成了传统中国社会最后一位福人。”婚后，胡适写了一首诗自我宽慰：“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这便是胡适——言而有信，行而有义。也正应验了林语堂的话“你见过胡适夫人，才知道胡适是多么的伟大！”
1919年，林语堂到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在经费用尽、生活走投无路之际求助胡适，不久就收到胡适汇款，胡适说：“这是工资预支款，君归国后，一定要回北京大学工作。”后来林语堂又赴莱比锡大学读博。他电告胡适：“再向学校预支1000美元。”胡适即刻汇款。林语堂学成回国，如约到北大任教。他找到校长感谢时，校长一头雾水，林语堂这才知道，学校根本没有出过这两笔资助，这都是胡适个人的钱。胡适还资助过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沈从文、季羡林等一众才子。胡适还资助过贩夫走卒，因为胡适交友从不论贫富贵贱。他说：“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胡适之仗义疏财，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倡导白话文，遭遇无数讥讽和谩骂，但胡适回击总是不急不躁、温文尔雅，从不人身攻击。凡与胡适交锋过的学者皆不无感慨地说：“你看他，哪怕与政敌论战，都是和风细雨、平心静气，连一句刻薄话都罕见，更不必说粗口了。”著名学者陈之藩说：“看见胡适，不由得想洗个澡，觉得自己太污浊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胡适的朋友，几乎涵盖了国共两党主要领袖、军政要人以及社会名流，但他一直坚守着自己的立场——做一名无党派人士。毛泽东当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图书管理员时，正逢胡适刚到北大当教授，毛泽东对胡适很是崇拜，多次旁听胡适的授课，甚至连想去法国勤工俭学这样的大事也征求胡适的意见，当胡适不赞成毛泽东去留学而应多研究些问题时，毛泽东很快接受了胡适的建议，此后两人更是保持交往，彼此欣赏。无论是对待不同学术态度的“异己”，还是对待不同政治态度的“友朋”，胡适始终保持着一种“和而不同”的君子之风——不站队、不妄议、不迎合、不谩骂。陈独秀与胡适都曾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后来两人因为信仰不同而分道扬镳。1933年陈独秀被国民党南京当局逮捕关押，胡适赶往南京看望，但两人一见面即争吵不已，可吵归吵，观念信仰不同而已。陈独秀托胡适把《资本论》译成中文，胡适认真操作，还经常写信报告进展情况，叫陈放心。就这一点，能做到的可有几人？
胡适常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这就叫存心忠厚。”他说：“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所以，作为学问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他还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宽容之于胡适，已深入骨髓。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胡适誉满天下，也谤满天下。面对别人的咒骂，胡适从不生气。他在给杨杏佛的信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我受了十余年的骂，从来不怨恨骂我的人，有时他们骂得不中肯，我反替他们着急。”放眼20世纪，有此胸怀者能有几人？所以，胡适研究专家耿云志说：“中国最不缺的是极端的力量，最缺的是胡适这种温和而坚定，自由而悲悯的力量。”
台湾著名学者李敖写了《播种者胡适》一文，充分肯定了胡适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但文中有些溢美之词，胡适给李敖回信说：“你写我退回政府6万美金宣传费，其实政府从来没有送我6万美金的事。”等等，倘若胡适好虚名，完全可以笑纳，但他毫不含糊，对多处“贴金”拒不接受。胡适对“名”有他的见解：从不好虚名，不接受来历不明、言过其实的“名”；成名后，就不能辜负这个名声。
1952年，胡适应邀到台湾讲学，他当面对蒋介石说：“台湾今日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直面批评彭孟缉（台湾当局参谋总长），第二无人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蒋介石气得无言以对。1954年，台湾召开“国民大会”，商议改选“总统”、“副总统”，蒋介石假意推荐胡适做总统候选人。胡适拒不接受：“我心脏有问题，连保险公司都不愿保我的寿险，怎能挑起总统这副担子？”有记者问：“如果你真被提名甚至当选时怎么办？”胡适答：“如果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1958年，蒋介石邀请胡适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盛大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提出明确要求：“应担负起复兴民族文化之艰巨任务”，要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共抗俄使命”。蒋介石刚一讲完，胡适站起来，一开口就说：“总统，你错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参会人员皆愕然。接着，胡适逐条驳斥蒋介石，说学术与政治无关。蒋介石悱然变色，气得浑身发抖。蒋介石由“致训”结果成了“聆训”。这就是“不受左右”的个性胡适，我行我素的名士胡适，打不死、炖不烂的铜豌豆胡适，“历史奈我何”的胡适，“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的胡适！
六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即席演讲时猝发心脏病而亡，整个天下，哭成一片，十万余人的追悼会规模，其中，大部分人是自发的，这在当时台湾是历史罕见的、前无古人的，此后再无文化人享此哀荣。有哲人说，一个人生前的价值就看他死后追悼会的规模了。此话不无道理。梁实秋说“但恨不见替人。”但蒋介石心里的石头终于放下了，他在日记里写道：“胡适之死于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
之所以说胡适是谦谦君子，是君子的榜样，正是因为他一生都在坚持——知行合一，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处事温和，坦坦荡荡，敢说真话，没有私敌。他既告诉别人怎么做，又做给别人看。他一生就像范仲淹在《灵鸟赋》中说的那样，如凤凰，不因受讥讽而改变信念；如麒麟，不因被中伤而改变仁德；如宝剑，不因砍斫而失去锋芒；如美玉，不因火焚而改变颜色。他不仅是中国文化改革的首倡者、白话文的推广者、传统哲学的创新者，更是一位杰出的教育者。胡适一生提携培养了诸如冯友兰、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吴晗、俞平伯、周汝昌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可谓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纵观胡适一生，立于清末民初乱世，身处新旧时代的漩涡，他一生都在与旧思想、旧文学决斗，最终新时代的大幕被生于旧时代的胡适亲手拉开，为未来的中国进步思想和新文学奠定了大厦基础。
作家李敖说：“40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宣传的，而且在40年间，没有迷茫，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之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西方人说“不自由，毋宁死”，这是西方人自由精神的体现。胡适翻遍古籍，在《灵鸟赋》中找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八个字，正是为中国人寻找到一个可追溯的“自由传统”，他把这八个字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他从没有被二十世纪那个污浊的时代所激怒，也没有在激怒中一起毒化；更没有沦陷在旨在逃避时代的文人情趣中，这样一种温和态度，在这样世界里坚持了一辈子，不是圣人也是奇迹。
胡适死后，除了藏书，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朋友在帮助胡家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胡适生前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135美元。这样一位曾任驻美大使、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的胡适，去世后全部财产竞如此之少，不能不令人唏嘘。胡适曾说：“金钱不是生活的主要支撑物，有了良好的品格、高深的学识，便是很富有的人了。”胡适也是用他一生践行了这句话。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胡适性格中确有知识分子懦弱的一面，比如对现代文明国家的建设理论有其幼稚的一面等等，但瑕不掩瑜，胡适先生的光芒是自带的，必将影响后学、光照千秋。
有首古诗叫做“君子温如玉，公子世无双。”如果用这首诗来形容胡适先生，我觉得最恰当不过了；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2026年1月9日修改
杨舟平，陕西凤翔人，高级法官，中国法官文联理事，中国散文学会、陕西省作家协会、省柳青文学研究会、省国学会会员，民盟省政府文学院副院长，宝鸡市作家协会理事、市苏轼研究会监事长、凤翔区文联常务副主席、凤翔区作家协会主席，获市以上文学奖项数十次，首届中国丝路散文奖、第三届“六维”宝鸡市作家协会文学奖得主，《雍州文学》编委会主任、《凤翔作家》总编、《一览文学》杂志主编、《都市文苑》副主编、《今日头条》等数家平台专栏作家，陕西省“百姓学习之星”。出版有散文集《情关风月》《一城烟雨》《一树花开》等。多篇作品入选省级中学语文辅导教材、成为多省市中考语文试题解读文章。作品多次被《人民文摘》《海外文摘》《中国妇女》《散文选刊》《美文》等杂志、《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法治日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法院报》《陕西日报》等报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凤凰网》《腾讯网》《中国作家网》等网络媒体发表或转载，共计150余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