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椿香居里的星辰
文/李咸化(山东济南)
手机屏幕在晨光里亮起，指尖划过十来个群聊的小红点，最终总会停在那个带着草木清气的名字上——椿香居诗友群。自二〇二四年这个群落地生根，它便成了我晨昏相伴的老伙计，像巷口那棵百年老槐，默默撑开一片浓荫，把各行各业的人拢在树底下，听风说雨，论诗谈文。
人过七十，早过了见谁都新鲜的年纪。我揣着几部手机，管着十来个群：有当年教过的学生群，有老同事们忆旧的闲话群，有初高中师范的老同学、“老三届”老友群，还有孙辈们拉我凑数的亲友群。可指尖最偏爱的，还是椿香居的入口。这里没有高低贵贱的门槛，作家画家诗人与贩夫走卒草民能在同一屏里论诗，高官显贵和街坊邻居会为一句妙语同频点赞。若说世间真有“众生平等”的境地，大抵就是这样的群吧？二〇二四年春，宁治春先生《椿香居书传》的座谈会，王忠修先生把这些散落在各处的星辰聚到一起，从此便有了这片璀璨的星空。
年轻时我是出了名的“犟骨头”。一生从事过许多行当:种过地，教过书，管过厂，经过商，在学校操场训过学生，在政府大院的会议室争议过方案，偶有文字与影像留在官方报刊、视频里。参加过各种类型、各种级别 、各种名目的会议，走南闯北阅人无数。表面上见人颔首示意，骨子里却像块淬火的铁，总觉得“服人”二字很难钻进骨头里。同事说我“眼光高于头顶”，老伴笑我“自以为是，好为人师，耿直有余，变通不足，偏又过于自信”。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还不至于晕到不知天高地厚，只是认一个理：这世上能让人打心底佩服的，从来不是身份头衔，而是藏在皮囊里的真东西——即德与才。我常说，秀才不怕衣衫破，只怕肚里没有货。从心底里，我瞧不上那些摆架子、打官腔，不肯认真做事做学问，也不会做人，只会装腔作势的人。
没成想，这把年纪竟在椿香居群栽了“跟头”，服了软。群里有三位先生，像三颗晃眼的明星，让我这颗半生孤悬的“老星”甘愿绕着转。若论年纪我比他们都大，但若论写作，他们是我的偶像与导师。
宁治春先生的文字，是清晨沾着露的草。初看平平无奇，像村头老汉蹲在墙根说的家常，可咂摸咂摸，他的笔像把钝刀子，不疾不徐地割开生活的表皮，露出底下滚烫的血肉，让你在最平俗的字句里，撞见最动人的心跳。
认识治春先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恢复高考时。他去南北寺高中复习备考，我那时已是学校里年青有为的骨干教师。他是主管教学的杨秉任副校长在临池高中任教时的爱生，我是杨校长的学弟、下属兼好友，我们常在杨校长家里见面交谈。那时便知他是爱书如命、痴迷写作的高中毕业的农村青年。
让我终生难忘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在临池乡任文化宣传干事时，采访了南北寺校办工厂，专门为我写了一篇通讯报道，县广播站播放了好几次，让我在邹平一时小有名气。县里还让我填报了科技拔尖人才登记表，后来我们又领到了地区科技成果进步二等奖的研制人员证书。凭借这些材料，校办工厂从国家科委申请到了十万元三年无息贷款。九十年代初，我被聘任为临池乡科技副乡长，他仍在临池乡编写乡志。我调周村工作后，我们还有来往，直到我定居济南才中断联系。二〇二一年，在临池镇政府召开的红色文化暨《边联中队》成书座谈会上，他赠我几本书，我回来后日夜捧读，他的作品与文字让我震惊——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在周村时，我曾读过他的纪实文学《最高和最矮的打工者》，但后来的这些作品，水平更高了。在我看来颇有鲁迅的风骨。鲁迅曾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治春先生在解剖自己、解剖别人的同时，实质是在解剖社会生活的种种现象与本质。特别是近年的《白日梦》，堪称文学史上的创新。在我熟悉的临池文人中，治春先生是让我从内心佩服的创作人。
孙方之先生则像村口的老槐树，根深叶茂，往树底下一站，就是一片天地。他写农村题材，简直是把土地搬进了文字里。读他写麦收，鼻尖似乎能闻到麦秸的焦香，耳边能听见石碾子吱呀转动，连脱粒机溅起的麦糠，都像落在了手背上。他写村头的老井：“井绳磨出的沟，比爷爷的皱纹还深；水桶晃出的月亮，比孙子的奶瓶还亮。”我这在周村住了二十多年的人，竟跟着他的文字重新认识了家门口的老物件。我在农村生活劳动了八年，所见所闻感受也深，却从未写出过一篇像孙先生那样的作品，想来便汗颜。更难得的是方之先生的通透。今晨他那篇讲《大染坊》《旱码头》的散文，把当年电视剧拍摄的来龙去脉说得分明，连陈杰编剧半夜找他改剧本的细节都记得真切。我这土生土长的周村人，才知道那部火遍全国的电视剧，原来藏着这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方之先生的笔带着泥土气，又像外科医生的手术刀，能准确解剖社会生活的现象与人生。他那朴实的乡土文字比任何华丽辞藻都有力量，因为他写的不是故事，是日子本身，是生活的真相，是人性本真的表现，是社会本质的揭示。独到、敏锐、深邃的视角与主题选择，或许正是文学家们不同于常人的地方。
最让我心折的，还是李萌政委。说起来，我们也算“老相识”。他在南北寺学校读高中时，我是校团委书记，老伴教他英语。那时他还是个穿蓝布褂子的少年（我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坐在教室后排，眼睛亮得像星。后来听说他成了部队的“笔杆子”，我总想着“当年那孩子出息了”，却没料到他的文字竟有如此分量。退休后他回乡侍奉双亲，我们才有了更多交往。这位退休的大校政委，会像普通村民那样提着菜篮子，和卖菜的大嫂讨价还价，谁能想到这双手写得出“枪杆子挑着月亮，钢盔盛着朝阳，喊一声太阳跟我走，长江黄河脚下流；喊一声月亮跟我走，背朝家乡不说愁”的诗句歌词——这些文字，竟在大阅兵时由闫维文在天安门广场演唱！他的格律诗颇见功底，自由诗有筋骨，散文更像拉家常，却道尽了人生道理。他在《卷起来的故乡》里写：“一口下去，嚼得哪里是五谷呢？那摊开时浑圆的薄饼，是老家屋顶上的月亮，是当年母亲在村口送我远行时，渐渐凝望着的一个身影。那挺直脆生的葱白，是父亲在田垄间沉默的脊梁，是泥土里生长出来的筋骨”。老伴打趣我：“你这辈子不服人，咋见了李萌的文字就服了？”我叹口气：“不是服了，而是心服口服。李萌的笔，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的，写出来的文字带着枪膛的热度，也带着灶台的温暖，有着战友在战场上的火热交情与生死之谊——他们是经受过战火洗礼与生死考验的。我这点墨水，不过是应时应事、应付工作凑和着写写，多是笔记日记，经不起推敲，给这些军旅作家诗人提鞋都够不着啊”。韩愈《师说》有云：“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自古以来，只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
手机在手里发烫时，窗外的日头已爬过楼顶。往常这个点早该吃午饭了，今儿却被群里的文字勾着，忘了时辰。老伴在厨房喊：“该吃饭了，还在瞎琢磨啥！”我应着，手指却又划回屏幕——治春先生刚发了新帖，方之先生在跟帖点赞，李萌政委发了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忽然觉得，这椿香居不仅仅是诗友、书友、文友、画友的群聊，分明是座没有围墙的殿堂。三位先生及其他诗人、作家、画家、书法家是殿里的梁柱，撑起一片朗朗乾坤；我们这些寻常人，就围着这柱子坐，听故事，学本事，把日子过成带墨香的模样。至于我那些随手写的文字，管它是“无病呻吟”还是“胡诌八扯”，能在这样的殿堂里沾点光，能跟着偶像们往前挪一小步，就比什么都强。
起身时，阳光正透过楼窗，在地板上织出细碎的网。厨房里飘来葱姜炝锅的香，手机还在桌上嗡嗡震动，想来又是哪位先生的妙笔，在这寻常的午后，播洒着不寻常的光。
乙巳年小寒草于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