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四大趣事
作者：胡彦（武汉）
我一生经历较多，什么高兴事、痛苦事、烦恼事，都曾相遇。今只谈四件趣事，即:招工、入党、上学、获奖，与朋友分享快乐。
招工
1970年夏，知青招工进厂的喜剧揭幕了，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返城者。
6月的一天，一大队支委到家找我，要我去大队部。路上，他讲:招工了。你不去当工人还好些，你在这里肯定当干部。我表示，还是当工人吧。我领了招工表，立即填好上交。
几天后，我被公社任命为上三线三个带队人之一（当时，招工进厂叫上三线），并随武汉市建设局小军山采石厂的招工干部离乡返城。
第一天，约200名进⺁知青集中在马口镇住宿。当晚，旅社热闹非凡，有的女歌手尚半夜献歌。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汉水码头乘专轮赴厂。一路两岸风光，尽收眼底。轮船过武汉，进入长江航道，至小军山码头抵达目的地。一群多为赤膊的汉子在码头敲锣打鼓，迎接我们。
在既欣喜又惊讶的心情中，我走上了工业战线，开始了新的生活。
入党
那时，入党光荣，也挺难。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
1974年冬，一个星期天，我在江边机房参与维修工作。车间书记郭家平来了。他把我叫到旁边，通知我己被批准入党，並例行说了一些话。那天，江风凛冽，而我却内心火热。我高兴，在书记面前保持平静。稍后，在无人处，乐得走走跳跳。
如今的人，可能领会不到我当时的心情。我学史多年，深知共产党的光荣、毛主席的伟大，能夠成为毛主席领导的党的一员，怎么能不高兴呢？
现在，我入党52年，己获得一枚珍贵的纪念章。这是我们党对老同志无比关怀和尊重的一种体现。我将妥为珍藏，並希望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上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並为此开展干部正规化教育活动，我又有幸成为第一批受教育者。
1983年夏，武汉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戴帽下达一个上学指标，分给我所在的材料公司。公司副书记找我谈话，说有一个上学指标，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去。他又说:这个指标，我们要研究一下，看谁去。你要正确对待这个事。我心里有数，连忙附合。
当然，上学之事，顺理成章地落到我身上。学校是江汉大学（政治专业），彔取比例是三比一。还有一个月的备考时间，备考重点在数学。至于语文、政治，干部应有基础。
市委组织部为帮助应考，在市实验学校主办一期数学补习班。主讲人是一位美丽的女教师，风度翩翩，谈吐有致，既懂行，又热心，课上讲，课下问，使我收益不小，忘掉的公式定理基本捡回来了。
高考如期举行。政治轻松过关，一小时左右交卷出场。失之于轻率，考分本来应更高一点。语文、数学也顺利交卷。这样，我以我班第14名的成绩考入高等学府，开始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活。
那年，我已36岁，不年轻了。我仍然胸佩校徽，和年轻的大学生一样，自豪地出入高等学府大门，走进教室听课。只觉高兴，並无丝毫违和感。
江汉大学有两个地方是我向往之处。一是水池。水面清澈，环境清幽，我常在那里看书。二是教室外的桂树丛。一丛丛高大青翠的桂树昂首挺立，微风吹过，清气满面，尤其是中秋前后，醇香扑鼻，让人十分享受。
在大学的日子里，我比较深刻的感觉有二：一是艰辛。我在中学时读俄语，现上英语很吃力。背单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说我在梦里也叽叽歪歪。其实，英语是选修课，我可以不上。考虑到上学不易、知识宝贵，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期终考试获88分。还有课堂笔记很耗神，一堂课下来，手腕发酸发痛。大学期间的笔记本有40余本，退休后卖给废品站了。二是开心。我爱校徽，在校按规佩戴，校外有时也不摘下。白底红字的校徽上面的“江汉大学”四字熠熠生辉，有人看为“武汉大学”，我立马予以纠正。我认为江汉大学、武汉大学都不错，只要学到本领就是好大学。
多年过去了，我还怀念老师风趣的讲演，怀念校园桂花的芬芳，怀念水池的静谧，怀念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
获奖
我一生写过无数文章，也拿过很多奖，多不挂怀，只有一个例外。
1988年，我参加总公司（六千余职工）的企业文化的论文竞赛，撰写论文《论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关系》。此文在总公司脱颖而出、一片叫好；在市建委获重奖，在市建委的大会上发言交流（仅5人发言），获奖金130元（月薪仅60余元）；並在《武汉政工》、《半月谈》上登载。
此文确有突破，填补了企业文化的一些薄弱处，至今仍未过时。
此文一出，名声不小。常应邀参加各级会议，撰写典型材料。与我同道者，晋升局级干部不少，而我却停滯不前甚至后退。有人说我不懂官场规矩。非也！非不知也，实不为也！我满于自己的表现，自我高兴，足矣！
上述趣事，有一则喜。而我皆备，夫复何求？
王长源（胡彦），湖北武汉，大专学历，中国新诗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作家报》《半月谈》《长江日报》《武汉政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汉川报》《北湖诗苑》《潜江文艺》《北方》《新诗刊》《华南风骨》《南粤诗刊》《中国先锋作家诗人》《墨秤》《彧华》等报刊杂志，曾荣获《三木杯》竞赛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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