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四大趣事
作者:胡彦(武汉)

我一生经历较多,什么高兴事、痛苦事、烦恼事,都曾相遇。今只谈四件趣事,即:招工、入党、上学、获奖,与朋友分享快乐。
招工
1970年夏,知青招工进厂的喜剧揭幕了,我有幸成为第一批返城者。
6月的一天,一大队支委到家找我,要我去大队部。路上,他讲:招工了。你不去当工人还好些,你在这里肯定当干部。我表示,还是当工人吧。我领了招工表,立即填好上交。
几天后,我被公社任命为上三线三个带队人之一(当时,招工进厂叫上三线),并随武汉市建设局小军山采石厂的招工干部离乡返城。
第一天,约200名进⺁知青集中在马口镇住宿。当晚,旅社热闹非凡,有的女歌手尚半夜献歌。
第二天上午,我们在汉水码头乘专轮赴厂。一路两岸风光,尽收眼底。轮船过武汉,进入长江航道,至小军山码头抵达目的地。一群多为赤膊的汉子在码头敲锣打鼓,迎接我们。
在既欣喜又惊讶的心情中,我走上了工业战线,开始了新的生活。
入党
那时,入党光荣,也挺难。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如愿以偿。
1974年冬,一个星期天,我在江边机房参与维修工作。车间书记郭家平来了。他把我叫到旁边,通知我己被批准入党,並例行说了一些话。那天,江风凛冽,而我却内心火热。我高兴,在书记面前保持平静。稍后,在无人处,乐得走走跳跳。
如今的人,可能领会不到我当时的心情。我学史多年,深知共产党的光荣、毛主席的伟大,能夠成为毛主席领导的党的一员,怎么能不高兴呢?
现在,我入党52年,己获得一枚珍贵的纪念章。这是我们党对老同志无比关怀和尊重的一种体现。我将妥为珍藏,並希望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上学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党中央提出了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並为此开展干部正规化教育活动,我又有幸成为第一批受教育者。
1983年夏,武汉市市政工程总公司戴帽下达一个上学指标,分给我所在的材料公司。公司副书记找我谈话,说有一个上学指标,问我想不想上学。我说去。他又说:这个指标,我们要研究一下,看谁去。你要正确对待这个事。我心里有数,连忙附合。
当然,上学之事,顺理成章地落到我身上。学校是江汉大学(政治专业),彔取比例是三比一。还有一个月的备考时间,备考重点在数学。至于语文、政治,干部应有基础。
市委组织部为帮助应考,在市实验学校主办一期数学补习班。主讲人是一位美丽的女教师,风度翩翩,谈吐有致,既懂行,又热心,课上讲,课下问,使我收益不小,忘掉的公式定理基本捡回来了。
高考如期举行。政治轻松过关,一小时左右交卷出场。失之于轻率,考分本来应更高一点。语文、数学也顺利交卷。这样,我以我班第14名的成绩考入高等学府,开始为期两年的大学生活。
那年,我已36岁,不年轻了。我仍然胸佩校徽,和年轻的大学生一样,自豪地出入高等学府大门,走进教室听课。只觉高兴,並无丝毫违和感。
江汉大学有两个地方是我向往之处。一是水池。水面清澈,环境清幽,我常在那里看书。二是教室外的桂树丛。一丛丛高大青翠的桂树昂首挺立,微风吹过,清气满面,尤其是中秋前后,醇香扑鼻,让人十分享受。
在大学的日子里,我比较深刻的感觉有二:一是艰辛。我在中学时读俄语,现上英语很吃力。背单词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据说我在梦里也叽叽歪歪。其实,英语是选修课,我可以不上。考虑到上学不易、知识宝贵,我终于坚持下来了,期终考试获88分。还有课堂笔记很耗神,一堂课下来,手腕发酸发痛。大学期间的笔记本有40余本,退休后卖给废品站了。二是开心。我爱校徽,在校按规佩戴,校外有时也不摘下。白底红字的校徽上面的“江汉大学”四字熠熠生辉,有人看为“武汉大学”,我立马予以纠正。我认为江汉大学、武汉大学都不错,只要学到本领就是好大学。
多年过去了,我还怀念老师风趣的讲演,怀念校园桂花的芬芳,怀念水池的静谧,怀念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
获奖
我一生写过无数文章,也拿过很多奖,多不挂怀,只有一个例外。
1988年,我参加总公司(六千余职工)的企业文化的论文竞赛,撰写论文《论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在关系》。此文在总公司脱颖而出、一片叫好;在市建委获重奖,在市建委的大会上发言交流(仅5人发言),获奖金130元(月薪仅60余元);並在《武汉政工》、《半月谈》上登载。
此文确有突破,填补了企业文化的一些薄弱处,至今仍未过时。
此文一出,名声不小。常应邀参加各级会议,撰写典型材料。与我同道者,晋升局级干部不少,而我却停滯不前甚至后退。有人说我不懂官场规矩。非也!非不知也,实不为也!我满于自己的表现,自我高兴,足矣!
上述趣事,有一则喜。而我皆备,夫复何求?

王长源(胡彦),湖北武汉,大专学历,中国新诗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作家报》《半月谈》《长江日报》《武汉政工》《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汉川报》《北湖诗苑》《潜江文艺》《北方》《新诗刊》《华南风骨》《南粤诗刊》《中国先锋作家诗人》《墨秤》《彧华》等报刊杂志,曾荣获《三木杯》竞赛三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