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栗毓美；浑源；地域文化；士人精神；互构；墓葬；清代河政

一、 问题的提出：探寻能吏的精神母体

栗毓美（1778-1840），字含辉，号朴园，山西浑源人，道光年间官至河东河道总督，以创行“抛砖法”治黄著称，卒赠太子太保，谥“恭勤”①。既往研究多聚焦其治河技术与管理实践，视其为清代中期河政史中的技术型官僚。然而，若将其精神气质与行事逻辑从其乡邦——北岳恒山所在的浑源州这一特定文化地理单元中抽离，则难以洞见其人格与事功的内在根源。清代能臣干吏辈出，栗毓美何以展现出如此鲜明的“实心实力”、“勇于任事”乃至“尽命”之特征？其精神世界的构建，与养育他的土地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具体而微的共生关系？本文旨在重返地方文献现场，以栗毓美为中心，考辨浑源地域文化如何具体参与了一位国家重臣的精神铸造，并在此互动中，如何实现了自身文化形象的再生产与升华。

二、 涵育之所：栗毓美出仕前浑源的文化生态

栗毓美精神品格之锻造，必植根于其出仕前（乾隆中后期至嘉庆初年）浑源具体的历史文化语境之中。此一时期的吏治导向、文教实践与信仰生活，共同构成了其“儒业进修”的客观环境与意义世界。

1. 吏治民风与价值导向。据《浑源州志》所载，乾嘉时期州官如严文典、樊如杞等多以“振兴学校”、“留心教养”为务②，营造了一种重文教、恤民生的吏治氛围。官方通过修缮学宫、旌表节孝、支持科考等行为，持续强化儒家价值观在地方社会中的引领作用。方志称本地“士尚俭约，颇知向学”③，此一记述虽经修饰，仍反映出一种崇尚实务、以学问求进取的集体心态。栗氏家族正是在此种环境中，循“耕读传家”之途谋求社会晋升。这种由官府倡导与民间践履共同形塑的“向学”之风，不仅为栗毓美确立了通过科举正途实现人生价值的基本路径，也预先赋予了其“俭约务实”的精神底色。

2. 文庙、书院与地域文风的熏陶。文庙作为儒家道统的仪式化空间，其“肃穆方正”的建筑形制与释奠礼仪，是对士子进行“礼敬”训练与“道统”感召的核心场域。栗毓美的知识启蒙与学术训练，则在更具活力的书院中进行。清代浑源之“恒麓书院”（后易名“步云书院”）为士子肄业备考之所。乾嘉之世，考据学虽风行天下，然晋北地域受边塞务实传统与明清“实学”思潮北渐之影响，其学风呈现出质朴与经世相结合的鲜明特征。检视栗毓美存世之奏议公文，可见其逻辑缜密、条理清晰、言辞质直，绝少浮华骈俪之风。此种重实效、去虚文的表达风格，非一时偶得，实为长期浸淫于浑源特定学术风气之结果，是其“儒业”修养在思维与文体上的直接外显。

3. 儒释道交融的日常化生活世界。浑源的信仰图景呈现出高度的交融性。州城空间布局上，文庙与圆觉寺塔等重要建筑遥相对望，此一景观本身即为入世关怀与出世超越精神并立共存的象征。北岳恒山作为道教圣境，亦广布佛寺古刹与儒家祠祀遗迹。此种“化境平等”的格局，深刻塑造了士民日常的生活实践。地方官员与士绅常主导或参与寺观的修缮，视其为辅助教化、安定地方之举措；一般士人则可能既恪守儒家礼制，亦游观寺刹、参悟玄理，或于日常生活中持守多元的祈福实践。栗毓美成长于如是环境中，其精神世界自始便接纳了多种价值体系共存互渗的常态。这为其日后形成兼容并包、通权达变的思维模式，以及深刻体察民间对“福佑”的多元诉求（既含儒家的“仁政爱民”，亦涵世俗的禳灾祈福），提供了潜在的文化心理基础。其日后治河实践中展现出的灵活智慧与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与此种文化熏陶息息相关。

三、 “瘠土之勤”与“实心任事”：生存理性向行政品格的转化

浑源地处晋北，“山田硗确，农作尤艰”（《浑源州志》有‘山田硗确，农作尤艰’之类的记载）的自然条件，催生了一种讲求实际效益、精于计算、坚韧耐劳的乡土生存理性。栗毓美深受此种地域性“实践理性”之熏陶，并成功将其转化为一种卓越的行政品格。

细读《栗恭勤公遗书》所载奏议，可清晰察见此种风格。其论事析理，必以具体数据、实地勘验与成本效益之精密核算为依据，绝少蹈空泛论。其力主“抛砖法”之论证，尤为典型。奏折中反复比对传统秸料与民间烧砖之单价、运输损耗及耐用年限，详陈砖工“省费固堤”之实效。这种思维与行动模式，在其生平记录中亦有体现。据《栗恭勤公年谱》记载，其早年居家时即“留心经世之务”，并非空谈性理之辈④。而其实践“抛砖法”的核心物证——清代彩绘《黄河防险图》，近年已被学者考证，认为其绘制很可能直接服务于栗氏的治河工程，图中对砖坝等工事的细致描绘，是其“实心”事功的图像化呈现⑤。此种近乎商贾簿记式的精细与务实，已然超越一般公文程式，折射出一种根植于乡土生存智慧的、深入骨髓的 “实心” 。此种“实心”，乃是一种处理政务时高度依赖经验证据、追求实际功效的思维与行为方式，是浑源“瘠土之勤”所孕育的民间生存理性，在国家治理场域中的成功升华与运用。

四、 “化境共容”与“通变敢为”：多元人文生态对革新思维的滋养

浑源文化中儒、释、道在空间与精神层面的“共容”状态，涵养了一种相对开放、兼容并蓄的地域性文化心态。这为栗毓美在恪守儒家臣节的根本前提下，孕育了“通变”的智慧与挑战陈规的勇气。

其推行的治河改革，所面对者不仅是黄河天险，更有沿袭百年的“埽工”成法与 根深蒂固的利益格局。栗毓美并未泥古不化，而是基于实地经验，大胆倡行以易得的民间烧砖替代官方采买的秸料。这一“不拘文法”的创举，固然根植于其务实的观察，然其敢于突破百年成例的胆识，正可与浑源文化中那种不执一隅、善于融会贯通的精神气质相印证。其改革之本质，是在“固堤安澜”这一儒家仁政核心目标不动摇的前提下（守正），对实现路径所作的务实调适与创新（出奇）。此种 “守正出奇” 的思维与实践模式，与浑源一地多元思想资源并存、互渗的人文“化境”，存在着深刻的精神同构性。

五、 “北岳之崇”与“尽命以忠”：地理意象对精神气节的熔铸

北岳恒山“峙天地之脊”、“番屏柱国”的雄浑意象，作为地方认同的核心象征，深刻参与了本地士人精神气质的熔铸。生于斯、长于斯的栗毓美，在心理层面难免浸润于此种刚健厚重、勇于担当的地理精神喻示。

其在河督任上所展现的 “忠近乎勇” 与 “尽命” 之节，可视为此种地理精神的人格化体现。面对滔天河水，他坚持“躬亲履勘，风雨无阻”，终至“积劳成疾，卒于任所”。《清史稿》评其“慎厥修防，安澜奏绩”，一个“慎”字背后，是数年如一日的宵旰忧勤与身体力行。此种不畏艰险、以职守为性命的刚毅与执著，恰与恒岳“壁立万仞”的意象所昭示的坚忍不拔、砥柱中流之精神气韵相契合。其生命最终与职责完全融合，达成了对“臣节”最高形式的践行，此一终极选择，在其精神深处，或早已与故乡那座巍然屹立的“北柱”图腾产生了超越性的共鸣。

六、 典范的生成与循环：从“国器”到“地望”的意义流转

栗毓美的自然生命终结于道光二十年（1840），然其作为文化符号的生命则由此开启，经历了一场从国家典制到地方记忆的双重认定与意义回流运动，而其位于浑源故里的墓葬，正是这一文化循环的终极物化与情感结晶。

首先，是 “国典”的确认与加冕。道光帝闻讯震悼，谕旨褒其“鞠躬尽瘁，臣节克贞”，赐谥“恭勤”，赠官荫子⑥。尤为殊荣的是，道光帝特旨敕建陵墓于其故乡浑源。这座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栗氏佳城”，坐北朝南，面对恒山，北依浑河，其规制肃穆，汉白玉华表、火焰牌坊等建筑形制非凡， “远超清代总督乃至王公标准” 。这座由最高权力直接赐予的纪念碑，将朝廷“忠勤体国”的终极褒奖，以最庄严的物质形态永久镌刻于乡土之上，是国家政治伦理对个人事功的至高肯定。

继而，是 “地望”的重塑与情感汇流。墓葬的落成，使浑源“地灵人杰”的叙事有了一个宏大而具体的锚点。其灵柩归葬时，“沿途群众挥泪相送，千里不绝”，而墓志铭则由其挚友、民族英雄林则徐含泪亲撰，长达两千言，寄托了士林精英的无限哀思与景仰⑦。更具穿透力的是，在其曾致力治理的黄河沿岸，民众因感念其功，自发立祠，尊其为庇佑河防的 “栗大王”；而在浑源本地，则形成了每年端午全县民众游陵祭拜的持久民俗。这座墓葬，由此成为朝廷旌表、士林追怀与民间虔敬三种深厚情感的汇流之所。

最终，实现 文化意义的回流、固化与升华。栗毓美墓已远超私家坟茔的范畴，它作为国家级文化地标，强力回馈并重塑了浑源的“地望”。它是最雄辩的物证，向世人昭示：这片“仁天北柱”下的土地，确能涵育出擎天架海的栋梁；这位栋梁的“尽命”精神，亦通过这座永恒的建筑及其承载的集体记忆，反馈并滋养着故土的文化自信与认同。个体生命从乡土汲取能量，成就伟业后又以最荣耀的方式魂归故里，其精神则升华为地域之魂，激励后世——此即“地灵”与“士魂”之间最完满的意义循环。

七、 结论

通过对栗毓美生命史与浑源地域文化脉络的互文性考辨，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传统士大夫的精神品格与事功实践，与其成长的具体地理人文环境之间存在着深刻而有机的共生关系。栗毓美之“实心”，源于浑源“瘠土之勤”所锻造的生存理性及其文教实践；其“通变”，得益于当地儒释道“共容”的日常生活世界所孕育的兼容思维；其“刚毅尽命”，则与北岳恒山“柱国”之地理意象所象征的担当精神一脉相承。

而其生命的终结与墓葬的建立，恰是另一场更广泛、更持久的文化生命的开端。经由朝廷逾制敕葬的国典荣光、士林知己的铭文追念以及民间自发的神化与祭奠，栗毓美最终从一位功勋卓著的河臣，嬗变为浑源地域文化精神最凝练的象征与最有力的证明。这座面对恒岳、永镇乡邦的墓葬，正是“地灵”滋养“士魂”、“士魂”成就“国器”、“国器”反哺“地望”这一完整文化生产链的物化终点与精神新高点。

栗毓美的个案深刻揭示：在传统中国，地域不仅是士人的物理桑梓，更是其精神品格得以型塑并最终反馈升华的文化母体。地方性的生存经验、教育实践与信仰氛围，通过长期的日常浸润，内化为士人独特的认知与行动逻辑。当士人凭借此种精神资源建功立业，其个人成功又会通过一整套复杂的意义转化机制（官方褒赠、墓葬荣典、方志载录、祠祀神化），被吸纳、重构并最终沉淀为故乡永恒的文化资本与集体情感。这种“地灵”与“士魂”之间持续不断的双向互构与意义循环，正是中华文化得以在宏大的统一性中保持活泼的地方多样性、在历史长河中维系深厚乡土认同与文化韧性的重要微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