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人口考验：出生人口跌至871万，创历史新低，生育率跌破千分之1.09红线以下，总人口跌破14亿大关。随着老龄化率突破20%，人口红利正加速消退。一方面，未来25年劳动人口预计锐减2.5亿，养老负担剧增；另一方面，2025年1222万高校毕业生叠加AI技术冲击，使得就业竞争异常激烈。

近期，有关出生率下降、年轻人不婚不育的讨论再次占据舆论风口浪尖。与之相伴的，是网络上自嘲“做牛做马”的声音甚嚣尘上。当劳动者将自我异化为“牛马”，当“躺平”成为对抗“内卷”的唯一武器，人口的负增长便不再是令人惊讶的统计数据，而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社会必然。

这一现象并非单纯的“一代人不如一代人”的道德滑坡，而是个体在特定社会经济结构下，经过理性计算后的本能避险“牛马”一词的流行，极其精准地概括了当下许多年轻人的生存困境：只有劳作的义务，没有休息的权利；被视为生产要素，却被忽略了作为“人”的情感与尊严需求。

在高度竞争的职场环境和高昂的生活成本面前，许多人发现，上12休12班次大量存在，自己起早贪黑上班，透支健康，却依然难以跨越阶层，甚至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房子、车子、彩礼，这“新三座大山”将婚姻变成了一个必须掏空“六个钱包”才能开启的昂贵项目，将育儿变成了一个不敢轻易触碰的“碎钞机”，国补新生儿月300元，一直到三岁，这些治标不治本补贴，也就是杯水车薪而以，起不到什么作用。

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完成大学本科教育，平均费用约为‌68万元‌，但具体金额受地区、家庭经济状况、教育选择等因素影响，范围可能在‌50万元至200万元‌之间。‌地区和教育选择对总成本影响较大：‌ 例如在上海、北京等高消费地区，总费用可能超过‌90万元‌，而农村地区可能低于‌37万元‌；选择私立教育或国际学校会显著推高成本，部分家庭总支出可达‌200万元以上‌，这些都不包括为男孩成年结婚买房费用。‌

当一个人感觉自己仅仅是社会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是资本眼中的流量或耗材，而非生活的主体时，这种强烈的被剥夺感会直接消解他对未来的憧憬。牛马的任务是干活，而繁衍后代是“人”对生活希望的延续。既然活得像牛马，自然也就丧失了作为“人”去繁衍的意愿和动力。

面对“如果不努力就连牛马都做不成”的焦虑，一部分人选择了更加疯狂的内卷，而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了“不婚”和“躺平”。这并非一种消极的堕落，而是一场无声的、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

“躺平”的本质，是年轻人对单一成功价值观的否定。既然按照社会设定的剧本（读书、工作、买房、结婚、生子）奔跑的终点依然是疲惫，那么他们选择中途退场，降低欲望，不再为资本的增值无偿供血。

“不婚不育”则是这种防御机制的终极体现。在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育儿成本高、职场对育儿女性极不友好的当下，生育不再是“多子多福”的投资，而变成了高风险、低回报、甚至负资产的负债行为。当代年轻人极其理性，他们不愿意让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重复自己“做牛马”的命运，这是一种残酷但充满了爱意与责任的决定——如果不能给予后代尊严与希望，那不如不带来。

出生率的断崖式下跌，是社会对“人”这一要素长期透支的必然反噬。长期以来，我们过分依赖人口红利，将廉价劳动力作为竞争优势。这种发展模式在初期积累了大量财富，但也形成了惯性思维：似乎总会有年轻人源源不断地进入市场，总有人愿意为了生计吃苦耐劳。

然而80后、90后、00后，这一代年轻人是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他们见识过广阔的世界，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考能力。他们不再愿意被传统的大饼和宏大的叙事所裹挟。当“努力工作”与“美好生活”之间的关联被切断，当房价与收入的剪刀差大到令人绝望，生育率的崩盘只是时间问题。

人口危机的本质，是信心危机。年轻人不相信在这个体系中，自己能通过努力获得应有的回报，不相信下一代能比自己过得更好。要扭转这一局面，靠专家的催生、靠所谓的“家国情怀”说教、甚至靠延长退休，都无异于扬汤止沸，甚至可能激起更大的逆反心理。

首先，要落实劳动的价值。打破996的畸形工时文化，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劳动者通过劳动能真正体面地生存，而不是为了温饱疲于奔命。其次，要剥离生存的高成本。房住不炒必须落到实处，让居住回归居住属性；教育和医疗的负担必须切实减轻，让年轻人不再因为上学、就业、看病而焦虑。

最后，也是最核心的，要建立兜底的社会保障。消除职场对生育的歧视，让国家承担起更多的抚育成本，而不是将育儿的责任完全推给家庭。只有当年轻人不再自嘲为“牛马”，当他们能从劳动中获得尊严与闲暇，当他们觉得未来值得期待、孩子是快乐的源泉而非负担时，婚育率的回升才会水到渠成。

在人口问题面前，与其责怪年轻人“不负责任”，不如反躬自省：我们是否创造了一个足以让他们愿意负起责任的世界？毕竟，人不是电池，用完即弃；人也不是牛马，只知耕作。只有善待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个体，社会才能拥有生生不息的未来。

“做牛马”虽然辛苦，但至少意味着能换取一份养家糊口的薪水，维持一种确定性的生活轨迹。然而，不断增高的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的波动，直接打破了这种最低限度的安全感。

在职场中，“35岁危机”像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企业为了降本增效，不再青睐需要高薪的中年员工；而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又面临着“学历贬值”和岗位缩水的双重夹击。这种结构性的失业，让劳动者彻底失去了议价权。

曾经，人们焦虑的是“996”太累，身体吃不消；现在，许多人焦虑的是“连996的福报都没了”。当一个人随时可能被社会机器像废旧零件一样抛弃，当他发现昨天的奋斗换不来明天的安稳时，他对未来的规划能力就会瞬间瘫痪。而生育，恰恰是一项需要对未来二十年充满信心的长期投资。

同样的逻辑适用于生育。在“内卷”严重且就业机会稀缺的环境下，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极高。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撑，没有足够的家庭资产兜底，生孩子就是让孩子裸奔进入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为了不让下一代重复自己“毕业即失业”或“中年被优化”的命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了用绝育来终结这种代际传递的苦难。

只有当年轻人不再担心明天会失业，不再因为一场病或一次裁员就跌入谷底，只有当他们发现自己能通过劳动体面地生活，并且这种生活能延续给下一代时，他们才会从“躺平”中站起来，才会愿意去拥抱婚姻和家庭，养老金缺口及老龄化问题将迎刃而解……

王红军，曾用名王子，江苏连云港市海州区板浦人，业余喜读各领域书籍。爱好登山、器械运动、旅行、摄影、美食。热爱文学，敬仰文学，擅用文字与图片抒发情感，追求文学里蕴藏的哲理与美好。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员、中国摄影网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散文网会员，江苏摄协会员，江苏摄影特约采编，连云港市镜花缘研究会会员，连云港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连云港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海州区民协副秘书长，连云港市文物保护学会会员，连云港市武术协会会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