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代最好

王慧仙

2009年5月，有一天，儿子问我：“妈妈；您经过了50年代、60年代......90年代一直到现在将近十年了，您觉得哪个年代最好？”

这个问题无疑是一个深刻而难以简单回答的问题。每个年代都承载着特定的文化脉络和历史情境，无法用单一的“最好”标准来衡量。50 年代是一个变革频繁、社会波动剧烈的时期，对知识分子阶层而言充满了艰辛与考验。而 90 年代则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和经济领域的飞速增长，带来了显著的社会进步。进入新世纪后，我们迎来了更广泛的繁荣景象、社会稳定的强化以及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这些时代各有其独特的贡献与局限、机遇与挑战。因此，不能轻易地将某个年代归类为“最好”或“最差”的阶段——它们都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关键环节，需要以全面、理性的视角去审视不同年代的历史事件、发展轨迹及其深远影响。

60年代是我刻骨铭心的学生时代，父亲因病去世在劳改队了。母亲为了完成父亲离别时的嘱咐，千辛万苦地供我们姐妹弟弟上学，六六年大革命开始时，我刚初中毕业，一个小小年纪的学生也成了大革命的牺牲品，就凭“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混蛋儿混蛋”这一印象，上高中时因为社会关系的影响没能推荐上，回乡劳动了二年，69年大革命后期，自己到期末考试了，听我姐姐说；“66年没推荐上上高中的学生可以复学”。听见这个消息，不甘心失败，一心想上大学的我就去学校给校长下话；“让我同高一学生一同考试”。在三番五次的哀求下；校长最后的允许是；“有一门课不及格留下届高一”。

我这就回家交了记工员手续，返校前三天军训，后三天参加期末考试，晚上猜题复习，第二天考试，政治考试口试，我既没资料，又没时间复习，再加刚从农村来的，劳动晒得黑乎乎的，穿着又不好，自卑的不敢问同学，愁死我了。有个陈爱莲的同学答题出来，我破皮胆大地问她；“你抽的什么题”？她说：“第一题国家领袖都是哪几位？”我急不可耐地又问；“你怎么答的”？她说；“毛，刘，周，朱，陈，林，邓”。第二题，四个大转弯是什么”？她给我说到第四个大转弯时，政治老师叫我抽题，我心虚地抽的正是陈爱莲同学给我说的题，我照葫芦画瓢的答完题，看老师给我“乙上”。我悬提的心落地了，出了教室门长出一口气，心想“天助我也”。各门课全及格了，高一只上六天升高二了，高二学一年，升高三时学制缩短，高三没上就毕业了。

70年代是我为找工作四处奔波的日子。一九七一年高中毕业时，多数同学都分配了工作，剩下我们几个同命运的伙伴——有的因家庭成分高（比如地主、富农），有的因社会关系受牵连，我也是其中之一。还好，回乡没几天，便被大队聘为了民办教师。尽管每月工资只有十七元五角，这份工作我却格外珍惜——父亲是教师，姐姐和姐夫也都是教师，受他们的熏陶，我打心底觉得当老师是件很对路的事。白天我在大队学校给孩子们上课，为了提高升学率，早晚和周日都不辞辛劳地挨家挨户发动全大队的适龄儿童入学。后来，入学率显著提升，教学质量也跟着上去了，我的工作得到了学区、大队和学生家长的一致认可。

1973年推荐上大学时，大队、学区给我的鉴定都很好，我上大学的希望眼看就要实现了。谁知竟被“社会关系不好”这顶无形的大帽子扣住，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我去县里找文教局，相关人员说：“要找组织科。”我找到组织科的杨永清，说：“姑夫、姑母不算三父三母的直系亲属吧？”杨永清盛气凌人地答道：“别人不算，你就算。”我气得叫天天不应……只好回家告诉妈妈。妈妈听我说完，生气了一会儿，然后说：“我们孤儿寡母的没处讲理，只能受了气往肚子里咽，人要活出个人样来。你就安心做你的民办教师工作，再等上学、转正的机会吧。”

虽听了妈妈苦口婆心的劝告，可我还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每天去学校上课，一闲下来就胡思乱想。想到新疆的姨父是文教局局长，说不定能帮我找份工作。于是放暑假时，我偷偷拿了姐姐一个月四十八块钱的工资当路费，胆大包天地出发了，投奔新疆的姨姨去。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一路的艰辛就不必说了……

到了新疆看到姨父是打倒的对象，自己的孩子都插队劳动，只好回家继续担任民办教师工作，“不见黄河心不死”，去新疆看到的形式心死了。赶开学回家下决心一心一意地想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以此争取转正，在抓农村普及教育时，我白天在学校给学生上课，晚上给边远山区的孩子办教学点上课，深受群众的欢迎，学生入学率很快提高，由原来十七个学生增加到七十多个，教学质量在全区统考中有显著提高，受到学生家长的认可，学区领导的好评，在之后的几年里，民办教师转正中，个人鉴定都很好，考试成绩也过关，就是被社会关系不好的大帽子扣得牢牢的，转正不了。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打击，使我痛苦地失去生活的心情。

在母亲的耐心开导下，回想起她含辛茹苦供我求学的艰难岁月，回想起每年上学时国家助学金的支持、老师们的关心教诲——这点点滴滴的温暖与付出，终于让我幡然醒悟：要勤勤恳恳工作，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社会的培育之情和老师们的教导之谊。因此，我工作的早年虽充满艰辛，却始终倾注智慧与汗水，也收获了同事的认可与领导的好评。

直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政策拨乱反正，开始重视工作表现后，1979年我得以转为国家正式教师，调往其他学校继续努力工作。首先要感恩三中全会政策的英明，它让言论得以自由，国家各行各业焕然一新、蓬勃发展；更要感谢母亲的耐心开导，支撑我坚持到工作转正的那一刻。

80年代至今，是我轻装上阵、无忧无虑、一心一意投入工作的黄金时期。1986年，我从甘肃省调到天津大港油田学校工作。安排课程时，因地方口音较重，怕教主课影响教学质量，便承担了全校的美术副课，同时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虽是乡里人进城，从农村小学来到工矿企业的大学校，人生地不熟，但我坚信“铁棒磨成针，功到自然成”，始终大胆开展工作。

担任少先队大队辅导员期间，我不辞辛苦地看书学习、摸底调研，征求各班辅导员和学生的意见，按照学校要求认真组织每周的队日活动，因而受到校长与老师们的好评。美术本是我从小热爱的学科，在老家学校时也教过美术，只要认真备课，就能上好课，并不费力。

在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不仅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认可，更令人兴奋的是，被评为了学区优秀辅导员。

因丈夫常年在野外作业，家中两个孩子无人照料，连午饭都没着落。遂向组织提交申请，希望能调到离家较近且不脱离教育行业的单位。在组织的关怀下，我如愿以偿，以美术教师的身份调至离家不远的幼儿园。幼儿园的工作围绕绘画、手工及室内外环境美化展开，我辅导的幼儿在局级各类活动比赛中总能名列前茅。孩子们捧着奖品喜笑颜开，家长们欣慰不已，领导和同事们也都十分满意，我自己更是倍感舒畅。

总的来说，我走过的每一个年代都像一本浸满岁月痕迹的记事本，写满了挣扎、期盼与成长。但若问我心底最认可的“最好”，那一定是现在的年代。就像前阵子孙女要小便，我和小孙女的爷爷带上孙女走，小区里几步路就有干净整洁的公共卫生间，不用像过去那样在街头四处张望、局促不安；家里的冰箱里塞满了新鲜蔬果，孩子们再也不用为一顿饱饭发愁；孙辈们背着漂亮的书包上学，不用顾虑所谓的“社会关系”，只凭努力就能获得机会。现在的日子，没有了过去的动荡与不公，多的是安稳与从容。我们这代人熬过了风雨，更懂眼前的阳光有多珍贵——现在的年代，是真的好，它让每个普通人都能在平和里拥抱生活的小确幸，让曾经的遗憾都化作如今的感恩。

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现在的年代最好”。这就是我对儿子的回答。

作者简介：王慧仙，退休教师。爱好写作、绘画、旅游等。早年创作，有作品见诸报端，《上海“母亲陵”》曾获奖。近年来，相继在《茌平文苑》发表散文、诗歌若干，2025年被评为都市头条优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