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与性恶的当代启示
一 再说《善良，是生命的最好底色》
文/李咸化(山东济南)
题序: 乙巳年冬月在网络上发了一篇短文《善良，是生命的最好底色》，写此目的主要是本人受儒家学说影响较深，故而倡导"人生在世要修身养性，积德行善，从良弃恶″。倡导善良，是因为有邪恶，丑恶的存在。不少群友对人性的善恶提出了异议，也引起了我的反思，这也许是我长期从事教师，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职业病吧？只强调了人性的正向一面。实际上善良与邪恶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都是人性的表现。记得恩格斯有句话:人是从动物界脱离出来的，除了他的人性，必然还带有他的兽性。中国封建社会的启蒙教科书《三字经》开篇即讲，人之初，性本善。即人生来就是善良的，其实我很早就不赞成这个说法，后来学法律更加坚定了我的认识，性本善的另一面，会是人之初，性本恶。人是高级动物，动物的本能，先天性是弱肉强食，自私贪婪，同类相残…这些都会在人身上体现，人之有善，乃后天教化。但天生的野性、凶残并未完全退化，没有严刑峻法靠教化还不能遏制，这就是性善论与性恶论之争的交点，故而写此文，进一步讨论人性，与群友商榷，恳请诸友教正。
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性本恶的争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绵延两千余年。儒家与法家作为先秦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学派，分别以“性善论”与“性恶论”构建起各自的思想体系，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与社会治理，也为我们今天理解人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儒家的“性善论”以孟子为代表。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如同“水之就下”，是自然天成的本质。他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四端”如同种子，若加以培养便能生长为“仁、义、礼、智”的美德。在孟子看来，恶人并非天性本恶，而是“放其良心”“失其本心”，如同树木被斧砍伐而不能生长。因此，儒家主张通过道德教化唤醒人的善性，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将个体善性推广至社会治理，形成“为政以德”的德治传统。
与儒家针锋相对，法家以韩非子为集大成者，提出“性恶论”。韩非子认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人性本质上是趋利避害的，如同“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利益使然。在法家眼中，道德教化如同“以瓢测海”，难以改变人性的本质，唯有依靠“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手段，以严刑峻法约束人的行为，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韩非子曾言“不恃赏罚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贵也”，正是对法治必要性的强调。
细究两派论争，实则各有侧重。儒家并非否认人性有趋利的一面，只是更看重人性中可塑的向善潜能，主张通过教化引导人“克己复礼”；法家也并非全然否定道德的价值，只是认为在现实治理中，不能寄望于人的自觉，必须以制度约束为底线。正如汉代王充所言：“孟子言性善者，中人以上也；荀子言性恶者，中人以下也”，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实则是对人性不同侧面的观察。
从历史实践来看，单纯的德治或法治都存在局限。儒家强调的德治在理想状态下能实现“民免而无耻”，但缺乏制度约束时，易陷入“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困境；法家推崇的法治虽能“禁奸于未萌”，但若失去道德滋养，便会沦为“刑繁而邪不胜”的苛政。汉唐以后，中国古代政治逐渐形成“儒法合流”的传统，如董仲舒提出“德主刑辅”，既保留儒家的道德教化核心，又吸收法家的制度建设智慧，正是对两种人性论的兼容并蓄。
回到“善良是生命的底色”这一命题，我们或许能获得更辩证的认识。人性如同兼具阴阳两面的硬币，善与恶并非绝对对立，而是在不同情境下呈现的不同面向。儒家的价值在于提醒我们，善良并非后天强加的道德枷锁，而是人性中本有的光明种子，需要通过教育与修养加以呵护；法家的启示则在于警示我们，人性的幽暗邪恶不容忽视，必须以制度的篱笆防范恶的蔓延。
在当代社会，这场跨越千年的论争仍具现实意义。倡导善良的价值，是为了守护人性的温度，让社会充满温情与信任；建立健全的法治，是为了划定行为的边界，让善良不被践踏、正义不被亵渎。正如古人所言“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唯有兼顾人性的两面，既激发善的潜能，又约束恶的冲动，才能构建起既文明有序又充满活力的社会。
善与恶的争论或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正是这种对人性的深刻追问，推动着人类不断探索更合理的生存方式。承认人性的复杂性，既不盲目乐观于人性的纯良，也不彻底悲观于人性的幽暗，在扬善与惩恶之间寻求平衡，或许才是这场千年论争给予我们的最好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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