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歌：他把目光投向田野》则彰显了李大钊作为“农民运动先驱”的远见卓识，这也是他区别于同时代诸多革命者的重要特质，更是他革命思想扎根中国大地的生动体现。诗人以“两双眼睛聚焦一个地方”的巧妙构思，将李大钊与毛泽东的目光交汇于中国的农村大地，一边是湘江之畔对农民阶级的深刻剖析，一边是燕山脚下对土地与农民的深情关注。这种构思，不仅凸显了李大钊在农民运动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更暗示了中国革命道路的传承与延续。诗作中对唐山煤厂工人苦难生活的描写，“八小时的工资两角钱，换不来一餐饱饭，干瘦暴起的青筋，被煤包工头轧干骨头”，字字泣血，道尽了底层劳动者的生存困境，也写出了李大钊对工农阶级的深切同情。正是这份同情，让他的革命思想始终扎根于底层民众，始终与人民的利益紧密相连。对《土地与农民》一文的推崇，点明了李大钊“到农村去”的呐喊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对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李大钊深知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只有唤醒农民，才能汇聚起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李大钊看到了“锄头犁耙承大业，农夫泥腿挽狂澜”的力量，也预见了中国革命的根基在农村、希望在农民。诗人以“比大作家夏衍的《包身工》早了几十年”的对比，凸显了李大钊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而“五十年后的毛泽东，发出同样的感慨”的呼应，则让这种远见卓识化作了一脉相承的革命传统，在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在这一章中诗人还以《羊儿的诗歌》为引将农民比作温顺却坚韧的羊，字里行间满是怜爱与珍惜，让李大钊的革命理想更具人情味，也让读者深刻理解，他所追求的革命，从来都是为了让“泥腿子”挺直腰杆，让土地回归耕耘者的手中。此外诗人还描写了李大钊对“红枪会”等农民组织的关注，他倾注极大热忱从中看到了大地的抖动，看到了农民身上潜藏的革命力量，这种敏锐的洞察力，再次印证了他作为革命先驱的远见卓识。

    《第九歌：烛火之殇》是整部诗传的高潮，也是最令人扼腕痛惜的一章，字字句句都浸透着悲壮与崇高，是英雄生命最后的绝唱。诗人以“我不愿翻动那个情节”的反复咏叹开篇，奠定了悲怆沉郁的基调，那个“黑暗又黑暗的日子”，那个“生冷涂灰的日子”，张作霖的匪徒、段氏政府的屠刀，将一位“农民的儿子”推向了绞刑架，将一颗闪耀的革命之星扼杀在黎明之前。这种反复咏叹既写出了诗人对这段历史的不忍直视，更写出了反动派的残忍与无耻。诗作对李大钊被捕时的描写极具张力，“父亲没有收拾散落的文稿，目光扫视警察，沉着如山，‘好吧，随便！’”寥寥数笔便将一位革命者的从容与无畏刻画得淋漓尽致，他的镇定源于对真理的坚信，源于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面对酷刑诗人写道“鞭子对肉体说话，无非是皮开肉绽，骨头不会开口；竹签刺进十指的时候，无非疼痛钻心，骨头不会开口”，没有空洞的口号，只有直击人心的细节，让读者直观地感受到英雄的意志如钢铁般坚硬，感受到李大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诗人还将李大钊的狱中遭遇与渣滓洞的酷刑对比，指出“不同的是时间，相同的是骨头的硬度”，这种对比不仅凸显了李大钊的坚贞不屈，更写出了一代代革命者一脉相承的气节。而对《狱中自述》的引述则是整首诗的灵魂所在，“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究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字字带泪，句句含情，这不是投降的供词，而是一位共产党人的“大胸怀、大智慧、大告白”，是李大钊对自己一生革命历程的回顾，是先生对革命理想的重申。当绞刑架上的铁索“绞过40分钟的血肉过程”，却始终“绞不死一个伟大的灵魂”，这种精神的不朽便成了对反动派最有力的控诉，成了革命火种永不熄灭的明证。篇头诗中“烛火永照兮满人寰”的咏叹，更是将这场“烛火之殇”升华为永恒的光明，让李大钊的牺牲化作照亮后来者前行之路的火炬。诗人还以“我仰天长啸，直问苍天”的呼告，抒发了对反动派的愤怒与对英雄的痛惜，这种呼告直抒胸臆，极具感染力，让读者的情绪也随之激荡。

    《第十歌：村头，大槐树与历史并立》与《尾歌：这不是传说》，是整部诗传的余韵，也是精神传承的延续，将个人的悲怆升华为民族的集体记忆，将英雄的精神融入历史的长河。诗人以“回到大黑坨”的深情笔触，将目光从壮烈的殉道现场拉回英雄的故乡。村头的大槐树成了历史的见证者，它“用年轮刻记岁月”，也刻记着李大钊的乡愁与理想，刻记着他从这里走出又魂归故乡的历程。这种以故乡景物为载体的抒情，让英雄的形象更具烟火气，也让读者的情感更易产生共鸣。诗作中对陈独秀、毛泽东、鲁迅等人痛失战友的描写，极具感染力，陈独秀“愤怒冲顶黑发怒立，手指晴天烈烈的阳光”，那是同道中人的悲愤与不屈；毛泽东“难按痛失恩师的悲痛，双手擦出痛惋的火星”，那是后辈对先驱的敬仰与缅怀；鲁迅“含悲遥望北方，蓝天与大山接触的高度，也压不住心中的悲情”，那是文人对英雄的惋惜与致敬。这些革命同道的悲痛不仅是个人的情感流露，更是一个时代对英雄的追思。而对李大钊与妻子赵纫兰“十五岁与十岁”的发小婚姻、“28年的月随星追”相伴时光的描摹，则为这位铁血英雄增添了柔情的底色，让他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李大钊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丈夫与父亲，这份柔情让他的牺牲更令人心痛，也让李大钊精神更令人敬佩。诗人还描写了自己在故乡的寻觅，“那碾子、锄头、木犁，那箱柜、那花瓶、那笔筒，都在静候、企盼啊，渴盼它们的主人”，这些细节描写将故乡景物拟人化，写出了故乡对英雄的思念，也写出了英雄与故乡的血脉相连。当诗人“扑向一首诗，扑向一个光的意境”，那盏“油干了、芯瘪了”的烛火，却依然在燃烧，“哔历史 哔剥剥的火花爆出声音”，这声音穿越百年依然“惊骇耳鼓”。尾歌中那只“羽毛几尽脱净”却歌声动人的百灵，更是诗人匠心独运的象征，它是英雄精神的化身，是烛火长明的见证，也是这首长诗留给读者的无尽余韵。

   《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下半部分展现了峭岩高超的诗艺水准，诸多创作巧思让这部作品兼具历史的厚重感与诗意的感染力，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其一，是古今诗体的交融。每一章的篇头诗都采用了屈原《九歌》的体例，以“兮”字贯穿，语言古朴典雅，意境沉郁雄浑，如“残阳洒地兮血雨溅，巨星陨落兮伟人眠”，寥寥数语便勾勒出悲壮肃穆的氛围，为每一章的内容奠定情感基调；而正文则采用现代自由诗的形式，句式长短不一，节奏张弛有度，既能酣畅淋漓地抒发情感，又能灵活自如地铺陈叙事。这种“新旧诗的搭配”，不仅增强了诗作的文化底蕴，更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张力，让读者在古典与现代的碰撞中感受历史的脉动，感受英雄精神的传承。其二，是“我”的视角的沉浸式融入。诗人以“后辈”的身份自居，将自己的情感与思考融入叙事之中，时而为英雄的遭遇扼腕叹息，时而为英雄的气节热血沸腾，时而与英雄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第一人称的书写方式消除了历史的隔膜感，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与诗人一同见证英雄的荣光与悲壮，一同感受革命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其三是核心意象的贯穿与升华。“烛火”作为整部诗传的核心意象，贯穿下半部分始终，它既是李大钊生活中的具象油灯下的求索、文稿上的墨痕，也是他精神的抽象化身，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奉献精神。从“烛火之殇”到“烛火永照”，意象的升华过程，正是李大钊精神从肉体消亡到灵魂不朽的过程，让诗作的主题愈发鲜明深刻。此外，“大槐树”“红领巾”“百灵鸟”等意象的运用都各具深意，让诗作的内涵更加丰富，意境更加深远。其四是细节描写的精准传神。无论是李大钊被捕时的沉着、狱中受刑时的坚贞，还是他与妻子的温情、与同道的共鸣，诗人都以精准的细节描写，让人物形象跃然纸上，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