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锣声里的清音

               杂文随笔/李含辛

      张伯驹将李白《上阳台帖》真迹递入故宫博物院专员手中时，指尖没有丝毫迟疑。那卷薄纸承载着盛唐的月光，足以买下半座城池。他推辞二十万巨款，只取一纸褒奖状，仿佛卸下千斤重担。这位昔年挥金如土的“民国四公子”，竟在新时代里成了最清贫的富翁。

      可命运终将铜锣塞进这双捧过稀世墨宝的手中。

      人民广场上，老人枯瘦的身影在寒风中踉跄。铜锣每一次敲击都似重锤砸在文化脊梁上：“我是大右派，我是牛鬼蛇神！”唾沫星子溅在眼镜片上，沿跑道爬行的膝下扬起尘土。围观者眼中燃烧着混沌的火焰，无人识得这匍匐的躯体里，正蜷缩着半个华夏文明的魂魄。

      二十年光阴流转，八人病房的浊气如湿棉絮堵住呼吸。八十四岁的张伯驹躺在角落床位上，邻床的呻吟与药水味织成一张窒息的网。他干裂的嘴唇微微翕动，用气声磨砺着千年前的诗句：“山高水长，物象千万……”那声音极轻，却如利刃划开混沌——李白失意时写下的旷达，竟成了后世知音的精神甲胄。

      铜锣的金属轰鸣与《上阳台帖》的纸页微响在此刻狭路相逢，这是两个时代的对质。权力用尽解数要抹去一种价值，铜锣声是它刺耳的宣判；而那微弱吟诵却证明，某些事物终究无法被彻底湮灭。张伯驹在批斗场上爬行时，怀素《苦笋帖》正在故宫恒温库房安眠；当他蜷缩于病房咳血，展子虔《游春图》正被学者们奉为隋代气象的孤证——文化基因在暗处绵延，比任何喧嚣的暴力都要恒久。

      晚年的他住在后海破旧小院。有年轻人来求字，他颤巍巍写下：“不改其乐”。墨迹枯淡如老人筋脉，却透出奇异力量。来访者不知，这四字背后是半生珍藏散尽的豁达，是铜锣声中未曾折断的脊梁。

      如今我们静立故宫展柜前，玻璃映出《上阳台帖》上游走的墨龙。李白笔下山川奔涌千年，终在张伯驹嘶哑的吟诵里显露出最悲怆的注释——当铜锣的余响散尽，唯有文明的清音穿透时光，在历史的断崖上生长为最坚韧的松柏。

      那些试图用羞辱湮没尊严的时代，最终不过是在为不朽作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