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从新疆兵团入伍,来到坦克12师坦克第47团,新兵下连后被分到坦克一营二连二排,成了一名坦克兵。这是我儿时的梦,在旁人看来,坦克这铁家伙在旷野上驰骋,该是多么的威武。
只是真钻进59式坦克,才知道这“绿铁皮罐头”里没半点浪漫,一上车就被颠得七荤八素。空间狭小,空气里永远飘着汗味、机油味,混着戈壁的土腥气。夏天更难熬,烈日把坦克暴晒得滚烫,舱内温度能达到50度,头上戴着厚实的坦克工作帽,捂出的汗从发根往下流,淌到了衣领上。可谁也不敢把帽子摘下来,舱里到处都是铁构件,撞到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生疼,必须护住头部。脚上的坦克马靴更是闷得厉害,每次训练完毕,坐在操场边脱靴,都能倒出水。部队里流传一句顺口溜,专门说我们坦克兵的:远看像碉堡,近看摇啊摇,舱里空间小,冬夏受煎熬。那时坦克连的编制,一辆坦克车里4名成员就是一个班,车上炮长、驾驶、车长三个专业岗位,都得去武威坦克训练团培训大半年,考核通过后才能回到各个所属坦克连上车。像我这样的二炮手,不用外出集训,不用专业学习,凭着一把子力气,练的就是装填炮弹的简单动作,营区里就能完成训练。这个岗位,是全车最不起眼、最不容易立功受奖的角色。
要说四名乘员里最苦的,还得是驾驶员。一档二档的操纵杆,得使出几十公斤力气才能扳动。操场边的驾驶训练器材上装着沉甸甸的弹簧,每天“咔咔”的声响没停过,那是战友们反复操练的动静。二连的大个子徐文军,他是从坦训团回来的驾驶员,坦克在他手里开得得心应手。
但我见过他最狼狈的模样,是在团里组织的坦克连进攻战术科目上。六七辆坦克梯队冲锋,头车碾起漫天黄沙,黄雾遮天蔽日,后车的潜望镜眨眼就被沙土糊满,眼前一片昏黄,连前方的履带印都辨不出来。这时候全靠车长在后面踹他的后背指挥前进。踹左边是左拐,踹右边是右拐。到最后,车长也辨不清方向了,徐文军干脆打开舱门,升座驾驶往前开。等演练结束,他从驾驶位下来,浑身的汗水混着尘土,头发丝里、眼眉上、脖颈缝里,全是厚厚的沙土,那件混着汗水和尘土的坦克工作服,早就硬邦邦地板结在了身上,活像一尊刚出土的兵马俑,后背上还印着大脚印。
二连还有一位老志愿兵驾驶员,刘驾驶,他的“三档起步”,让我们这群新兵打心底里羡慕和钦佩。那辆729教练坦克,一档失灵,二档怎么也挂不进去。刘驾驶二话不说,挂到三档,猛轰油门,等发动机转速稳了,一脚松开离合,再狠狠踩下油门,猛拉操纵杆,那辆铁疙瘩,居然稳稳当当地蹿了出去。
炮长的日子也不好过。车下训练时对着教具练瞄准、击发,一个安徽来的同年兵,每天要重复成百上千次的刺射动作,盯着靶标看久了,眼睛瞄成了斗鸡眼。那时候的坦克炮塔,全靠手摇操作转动,一圈圈摇下来,胳膊酸得抬不起来。后来坦克装上简易的航星稳定仪,在我们眼里,那就是顶顶厉害的高科技,每次演练前,炮长都要仔仔细细检查好几遍。那会儿训练资金紧张,部队按训练科目搞了个“枪带炮”的法子,把高射机枪装进坦克炮管里,用高机子弹代替炮弹训练,省下不少实弹经费。夜间打靶最是难忘,曳光弹一颗颗飞出去,红的、蓝的,在夜色里划出漂亮的轨迹,把戈壁的夜空映得发亮。
每年一次的去师靶场实弹训练,更是刻在记忆里的场面。出发前在团部操场,我们撬开军绿色的炮弹箱,把坦克炮弹一颗颗搬出来竖在地上。阳光在炮弹的金属壳上跳荡,亮得人眼眶发烫,那场景,这辈子都忘不了。按规定,每个炮长要打四发实弹,炮声一响,震得大地都跟着抖,炮口的火光能把半边天烧红。
车长就是班长,管通信也管指挥。团里定期组织通信集训,这也是战士们转岗的一条通路。像我这样的二炮手,熬上一年,就能在团里学通信,熬出头就能当车长。车长训练看着平淡,实则最磨人,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上传下达、判断形势都得兼顾。遇上性子急的教练,碰上理解能力差的学兵拿起坦克天线就往头上戳,一轮培训下来,好些人的脑袋上鼓着包。
我们营还配备有装甲指挥车,有次演练,一位陕西战友刚出公差勤务回来,正好待在指挥车里。电台里突然传来连长的呼号——我们坦克二连的代号是“柳州”,此刻他正对着电台呼叫营部“长江”。这位战友压根不知道呼号的门道,当即对着电台嚷起来:“谁是长江?柳州你是谁?” 这话一出口,连长在电台那头直接火了,毫不客气地对着他一顿斥责。这事后来传遍了全营,成了我们多年后回想起来,还能笑出声的一段趣事。
那段时光在营区操场上,被几种声音填满。驾驶训练器材的“咔咔”声,炮长射击教具的“嗒嗒”声,还有我们二炮手装填教练弹发出的“哐啷”声,天天在耳边回荡。谁也没想到,我们二炮手这个最不起眼的岗位,也能闯出一片天。同年兵里有个战友叫刘正军,在坦克三营九连当二炮手。那年军区组织二炮手装填炮弹科目比武时,他硬是凭着日复一日的苦练,创下了每分钟装填24发的骄人成绩,破了军区记录,不仅立功受奖,还登上了团里的名人堂。这件事让我们这群二炮手狠狠扬眉吐气,原来再平凡的岗位,只要肯下苦功,一样能出彩。59式坦克炮塔里,左边是车长的位置,炮塔右侧就是我的二炮手岗位;车长的正下方,是炮长的射击位,他守着瞄准镜和击发装置;再往炮塔下的左前方,便是驾驶员的战位。四个乘员挤在铁壳子里,呼吸相闻,汗臭相融,成了生死与共的兄弟。
我有个同学,和我共同入伍,分去了139师的步兵单位,他寄来的照片里,几百号人在进行刺杀训练,军容严整得让人羡慕。他跟我调侃:严步兵,松炮兵,稀稀拉拉你们坦克兵。
这话我可不认。训练场上我们穿着坦克工作服常年沾着机油和黄沙,无须佩戴军衔标识,马靴和大头鞋混着穿,看着很潦草。可我们的苦和累,都埋在戈壁的风沙里,浸在训练场上的汗水里。坦克换季保养可是个苦差事,全连人都得照着保养方针来,半点马虎不得。光是一两吨重的履带拆卸,就得跟着老兵喊着号子,挥着铁钎一下下砸,才能把卡死的履带卸下来。拆下来的零件要挨个用柴油擦拭去油泥,坦克线膛炮膛线里,得用黄油仔细填满缝隙,每一个步骤都不能打折扣,才算对得起这铁甲战友。
有次保养,我们把坦克里里外外擦得锃亮,连逃生板下的污垢都抠得干干净净,刚松口气,有位战友好奇触碰了车上灭火装置。瞬间,细密的白色泡沫簌簌往下落,沾在我们的头发上、肩膀上,像是撒了一层薄薄的面粉。大家愣了一会儿,随即爆发出震天的笑声,笑声撞在坦克内壁上,又弹回来,混着机油味和泡沫的清爽气,把训练的疲惫一扫而空。
三年时光,伴着风沙与机油味匆匆划过,我们和这铁甲老伙计一起在戈壁滩上碾过车辙,一起在靶场上听过炮响,一起熬过一千多个烈日与寒夜。转眼,就到了老兵复员的日子。
每年这个时候,部队都有一项庄重的仪式,向重装备告别。那天我们即将退伍的老战士列队站在59式坦克面前。口令声响起,我们对着朝夕相处的老伙计行军礼,阳光把坦克的履带影子拉得老长,也把我们的影子刻在了戈壁的土地上。
接着,我们按着三步登车的规范,迅速登上了坦克。钻进炮塔,熟悉的汗味、机油味扑面而来,驾驶位的操纵杆还带着温度,炮长的瞄准镜擦得透亮,我的二炮手岗位上,仿佛还放着那颗教练弹。我们没有多余的话,只是伸手抚过冰冷的炮膛、粗糙的操纵杆,指尖划过的每一处,都是三年青春的印记。
风掠过戈壁,吹得军旗猎猎作响。我们对着老59敬礼,敬我们在铁罐头里熬过的日夜,敬我们混着风沙与汗水的青春。转身离开的那一刻,脚步格外沉,戈壁的风灌进衣领,带着机油的味道,像极了每次训练结束时的模样,只是这一次,身后的坦克再也不会轰鸣着跟上我们的步伐。
回到家乡的日子,总在不经意间想起那辆老59,听见重型卡车驶过的轰鸣,会愣神;看到电影里坦克冲锋的画面,心头会猛地一热。那些在炮塔里熬过的酷暑寒冬,那些和战友们一起挥洒的汗水,那些被风沙打磨的日子,从未真正远去。
2017年,在我的家乡,那座军垦新城的兵团博物馆门口,我见到了它。一辆59式坦克静静陈列着,炮管指向天空,履带覆着薄薄的尘土,像一位沉默的老兵,守着岁月的痕迹。隔着岁月的风尘望过去,我快步走上前,伸手轻轻抚摸着它斑驳的装甲,指尖传来的冰凉触感,瞬间击穿了二十年的时光。
它像亲人,像老友,稳稳立在那里,瞬间就把我带回了戈壁滩上的青春岁月。从兵团入伍,与它相识于风沙训练场,如今又在兵团的土地上与它重逢。兜兜转转,原来我们的缘分,早早就刻在了这片土地里。
往后的日子,每次路过博物馆门口,我总要停下脚步,多看它几眼。它不再是那个闷热狭小的“绿铁皮罐头”,而是我滚烫青春里最暖的印记,是这辈子,都揣在怀里的念想。
余成刚,新疆石河子市人。1975年出生1991年入伍,任坦克第12师47团坦克一营文书。退伍后历任乌苏啤酒公司新疆区负责人,新疆机场集团乌鲁木齐机场营销运营总监,现任北京逸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法人。在职研究生学历,文学新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