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敬畏收藏 第二篇：将清朝300年装裱成册页
廖文伟（微信名：独羊居主）
第二篇：将清朝300年装裱成册页
收藏不是“拜金主义”使然，该以为历史教科书拾遗补缺为宗旨。有些历史遗存，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科研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明清时期，活跃在崇祯、康熙、乾隆年间的著名官僚、文人范懋林、宋荦、厉宋万，收藏古籍和纸质文献成癖。他们都曾细心收集明代单幅纸质文献，并且装裱成册页，管窥大明十六代帝王。宋荦虽官至巡抚，热衷于文献收藏的热情不让其他二人。他们以册页形式保存下来的许多珍贵单幅纸质文献，为研究历史文化作出了为历史教科书拾遗补缺的独特贡献。
清代遗存的单幅纸质历史文献，最常见的大部分属于科举、捐输、赋税、田契之类，多而且杂。尽管如此，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纸质文献，但凡用心，仍然有缘偶遇。老夫学习古人，30多个春秋寻寻觅觅，获得十代大清皇帝统治时期的清代单幅纸质文献百余份，从中挑选了10余件，以册页形式串连起来，原则上便是管窺大清近300年的一个侧影。
顺治八年清丈田地《恳业印票》
“清丈”这个词语，最早见于明代的《明史·梁材传》，为测量核实田地面积和落实应纳田税的词语。
明末清初战乱頻繁，李自成起义、清兵入关、反清复明斗争此起彼伏、三藩叛乱硝烟四起，给顺治和康熙早期社会治理带来混乱。尤其是农村，人口流动无法控制，造成多地出现有人无地，或有地无人的现象，对征收田地赋税造成极大困难。核实田亩，计田收税，充实国库，是顺治时期的国策，为当务之急。
顺治四年（1647），官方选择在安徽婺源县等地试点，开始清理丈量户主田地，确定面积，划定疆域，核准应交田地赋税。为求快速有效清丈土地，创造性地发明了简便比例尺，且沿用于数百年之后。
这份《恳业印票》（图一），编号3135，是顺治九年（1652）发给婺源县七都二图王祖惠一家的，核实应交田税九分四厘七毫。
（图一）
《恳业印票》用简易图示标出该田地左右前后位置，画出田地形貌，极似鱼鳞，因此，当年称其为魚鳞册。加盖长方“七都二图”用印
薄纸一张，承载的是开国国策，份量不可谓不重！
康熙五十一年温和反贪的《府票》
康熙年间，为防微杜渐，官方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腐反贪，《府票》即产生在这个时期。
《府票》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安徽徽州知府发出，催促管理各库房的衙役“一年一更”尽快执行，去送达《府票》执行者，为一名叫管月的衙门小吏。
《府票》（图二）着重提到管理各库房的管理人员，规定一年对调一次，虽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其监守自盗，却并非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贼心若不死，这种对换式调动，只会増加其对各库房的深入了解，更便于贼喊捉贼。
（图二）
《府票》说“庆吉库程捷呈报他管库已满一年，管月也已通知他，调兵房管库胡志宏与他对调，但迄今未见胡志宏前去报到，管月应尽快催促胡志宏去庆吉库上班”。
不难看出，《府票》是以温和姿态出现的，“一年一更”只是亡羊补牢之策，不痛不痒。但“一年一更”仍不失为一种防微杜渐的办法。20世纪60年代，新中国各大军区司令对调，就是这种策略的放大。
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衡量，康熙五十一年（1712），由安徽徽州知府发出的这份手书《府票》，应该是一件经典性的历史文物，值得珍藏。
雍正年间府考试卷
说的是雍正年间府考试卷（图三），针对性的话题，却绕不开雍正皇帝整肃科场舞弊的大刀阔斧。
（图三）
卷面书“高安县童生朱时燠，19岁，岁考试卷558号，录取430名，入县学”等文字。
朱时燠的试卷有试题四道，第一、二道为八股文两篇，为《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贤者乐于此》，第三道题为试帖诗。其难度在于，限定了韵脚的难度在于《赋得水气多为雨》。第四道题，默写《圣谕广训》。八股文要求最多不得超过700字，不得少于300，试卷上《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470字，《贤者乐于此》624字，中规中矩，楷书。此人年方19，楷书、草书，十分成熟，文辞顺畅，辩析得体。《圣谕广训》源自康熙的《圣谕十六条》，雍正以为还不够全面，擴充为《圣谕广训》，一直延用至清朝灭亡……最为醒目的，是正稿与草稿之间，赫然加盖有“和硕怡亲王宝”（图四）满汉文对照大印！
（图四）
这就说到雍正皇帝大刀阔斧的科场反腐了。雍正年间，科举舞弊大案接连发生，雍正皇帝委任十三弟，也就是他最信任的和硕怡亲王兼任国子监祭酒，管理全国贡举。那年月，乡下农民买卖田地的契约，都得加上县令的大印方为红契。府试加盖“和硕怡亲王宝”方为合法，就不足为奇了。
试卷分正卷和草稿两部分，22折，长195厘米，正卷、草稿由两纸拼接（图五）。当年的科举考试，正卷后一定要附有草稿，否则被视为无效。
（图五）
正是因为，该府试卷第四道题为默写雍正扩容的《圣谕广训》，又加盖了“和硕怡亲王宝”满汉文对照大印，两相印证，认定其为雍正年间遗存的府试试卷，就合情合理了。
乾隆户籍迁移《印帖》
现代人印象中，古人东迁南徙，似乎可以隨心所欲。其实不然，保甲制度森严，南迁北徙是要迁移证书的。
乾隆十八年（1753）十二月十六日，安绩溪县县令签发一纸《印帖》（图六），给十三都六甲胡益九等，证明他们迁入本都一甲汪胡方排内的合法性。
（图六）
绩溪隐蔽在黄山山脉和天目山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之中，群山峙幢，绿水“离而复聚，有如绩焉”，徽杭古道啇贾如织，森林占地竟高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今日己成国内外经典徒步旅游线路。古来津津乐道的徽啇、鰴墨，更是离不开绩溪。小而名传天下的小县城，流传下来一份乾隆年间称之为《印帖》的户籍迁徙证明书，实在不值得惊奇。
《印帖》中提及的“排内”，应是“牌内”。牌与排，《康熙字典》注为通假字，即保甲制度中都、图、牌、甲、里中的“牌”。
落实到每家每户，则颁发纸质门牌，张贴悬挂大门上。老夫所藏乾隆八年（1743）婺源县纸质门牌，完全等同于一纸《告示》，警告各户“敢有窝盗、窝赌、窝娼、为匪，汹酒打降，依附邪教，私宰、私铸、私盐、奸拐人口等……立拿究治，姑且有容隐，事发一体连坐”。一纸门牌，包罗人口管理、社会治安，镇慑犯罪等作用，一举几得。
明清时期，官方签发的户籍人口迁徙《印帖》，迄今为止，仅发现这一件，孤品孤芳，自然珍贵。
嘉庆《便民先给税票》
“便民”是当今社会最时髦的说词，已知最早见于明代作家冯梦龙所著《东周列国志》，赞扬郑庄公实施“便民之政”。清代袁可立编撰《睢阳袁氏家谱》，其中亦提及“增辟城门便民往来”。
“便民”使用在税文化中，目前己知，老夫所藏嘉庆八年（1803）十二月歙县《便民先给税票》（图七）为较早，且为难得一见的三联张。
（图七）
徽州有家税文化博物馆，展出一份安婺源县《便民易知由单》，签发于清朝嘉庆十八年（1813）十二月，尚为名符其实的“通知”，还未形成完整的税务收据。况且，比较老夫所藏《便民先给税票》，晚问世10年，孰轻孰重？
嘉庆八年（1803）《便民先给税票》， “给”与“税”二字之间，加盍一枚红色“收”字戳记，明白表示，税款已经征收完毕，是完整的税务收据。
南京有家税文化博物馆，推出五件镇馆之宝，首推明代万历年间的《推税票》。其它如苏维埃时期的红军家属《免税票》（图八），老夫亦珍藏一件，有幸同庆。
（图八）
道光四年《狱断》
我们常见电视电影有古人审结民事、刑事案件情节，县大爷惊堂木一拍，退堂，案子便了结。其实不然，审结案子的过程，一个都不能少。
老夫藏有道光四年（1824）湖南长沙府宁乡县《狱断》一纸，即如今称之为判决书的文本。
原告为拥有千亩田地的李彚升等21户，被告为拥有30多亩田地的李青一户。事由为李青没有按以前由县衙判令的那样车水灌溉，不单由小车改用大车，而且新开垦一些用水田地，还从白天车水改为昼夜车水。但水源仍为仅有的一口水塘，如此下去，李青必将独霸水源，李彚升等21户1000多亩田地将无水可用。因此，希望县大爷判令李青仍垵前案裁定，一是不得另造大车，二是只可白天车注，小车车灌15日，不能霸用大多数农户灌溉用水。
老夫少年时期，曾在乡下外公家坐上水车车过水，知小车者仅可坐二人脚踏车水，大车者，可容并排坐四人脚踏车水，车水量小车仅为大车的二分之一弱。李青钻前《狱断》（图九）“一车一日”的空子，不仅“一车”改用大车，又改“一日”为昼夜，自然激起公愤，再起纠纷。
（图九）
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农村诉讼多为田地、山林、树木、水源纠纷，今日看来事小，当年兹乃事大，非一县之最高长官不能断结。
咸丰《副实收》
卖官鬻爵可以追索到汉文帝时期。汉文帝时期为鼓励农耕，充实粮食库存，釆纳晃错的建议，鼓励多交皇粮，超额者可以授以官职，美其名曰捐输。此门一开，历朝历代都搞捐输，从拿粮食换官位渐变为交银钱买官爵。
晚明至大清王朝，捐输已成衙门敛财重要途径，乃至泛滥到“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拿银子买到一官半职者隨处可见。
《副实收》即花银子买官的收据，然后会发给《监照》和《户部执照》，载明为“国家高等学院”（即国子监）学子，可以相机授予相应品级闲职。
这件《副实收》（图十）为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由云贵总督张亮基签发给秀才史德林的。史德林捐银57两6钱，授从九品。
（图十）
咸丰八年（1858），云贵发生杜文秀领导的“白旗起义”，其声势浩大，波及汉族、苗族、布依族、彝族民众。云贵总督林则徐举荐张亮基赴云贵理政，后任云贵总督，咸丰七年（1857）统兵镇压“白旗起义”，同治四年（1865）去职。
这件《副实收》填发于咸丰十一年（1861）五月，表明史德林捐银是为镇压“白旗起义”，在张亮基任内。
纸质文献与名臣名人相关联，又与重大历史事件相关联，其历史文化价值便不一般了。
与捐输不同的是“五贡”生。“贡”含县府学政官员从秀才中择优输送的意思，优中选优。 “捐输”则为自掏银子买名额，因而如过江之鲫，无德无才者滥竽充数。
老夫所藏《岁贡考准执照》（图十一）所有人为“段盛均，44岁，同治六年入兴宁县学，光绪十九年分正贡，光绪二十年7月2日考准”。也就是说，此人光绪二十年七月二日正式成为“岁贡”，大有别于花钱“捐输”者。
（图十一）
因此，《岁贡考准执照》难觅难寻，《监照》《户部执照》可求可遇。
太平天国公文袋
咸丰年注定是不太平的年代，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定都南京后，干王洪仁玕提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主张发展近代工业，兴办学校，发展对外通商，兴办邮政等。终因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将帅失和，政纲混乱，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的湘军攻陷南京，洪秀全自杀，洪仁玕护送幼天王突围被俘受戮。
洪仁𤣳虽壮志未酬，他倡导的邮政改革，却留下了一个宝贵的开端。
老夫收藏的单幅纸质历史文献中，有一个太平天国上层使用的递送公函的公文袋。公文袋为棉纸套红蓝两色图文，木板印刷，长30厘米，宽15厘米。正面（图十二）右书“内谕X件自XXXX发行”，中书“太平天国X年X月X日封”，左书“通至X交与XXX开折”，加盖红色 “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夫天国开朝勋臣勋天义兼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汪建”长方形戳印。背面书 “钧谕，九门御林开朝勋臣勋天义兼苏福省文将帅总理民务汪”，“钧谕”二字封口，并加盖“勋天义发”天马行空红色圆形封口戳记（图十三）。读来繁琐复杂，符合当年太平天国行文习惯。
（图十二）
（图十三）
太平天国时期，湘军递送公函的公文袋，浏阳收藏家徐树仁曾收藏一个。此公文袋与太平天国的虽行文习惯不同，格式却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是，太平天国釆用了封口图章，作用等同于今日的邮戳。
考究太平天国发展史，原来兴办近代邮政的设想，最早出自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1822─1864）。太平天国失败后，自然胎死腹中了。太平天国递送公函的公文袋，乃至行文格式，当然也包括封口图章，至少其设计思路可能出自洪仁玕。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朝廷正式批准官办大清邮政，第二年正式开始营业，邮票邮戳当然也是这一年启用的。如此算来，太平天国官方公函上使用的封口图章，其作用相当于今日信封上的日期邮戳，也是2000多年前，两汉时期封泥的继往开来。
如此说来，太平天国官方公函上的封口图章，事实上就是现代邮戳的雏形，历史文化价值，就非比寻常了。
同治元年《京报》
中国是世界上最先使用“报”的国家，学者们一般认为“报”的雏形最早出现在西汉，也有学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邸报”出现在唐朝，明代晚期称之为《京报》。
清朝《京报》刊发期数增多，使用泥板速雕印刷，有专设报房，相当于今日的报社，分发派送。
早在20年前，老夫巧遇同治元年4月20日至4月28日共八天的《京报》合订本一册（图十四）。桔黄色封皮，红色“京报”二字报头，不日作文刊在“新浪”和“腾讯”博客上。巧遇之巧可圈可点，横生妙趣。
《京报》合订本刊发了八九篇御批圣旨，大多涉及朝政、军事、科考。如四月二十二日《京报》（图十五），说是“湖南咸丰九年（1859年）恩科及十年（1860年）正科，因鄰氛环逼（指太平天国）难以举行……展至本年三四月间乡试……湖南又代产英才，刻下鄰氛虽未全靖，而本境现尚安谧……亟应乡试举行，以励其上进”。四月二十一日《京报》则是一则御批通辑令，说是“从前凡遇发员逃走，均经奏请通缉。今张舒翰查拿未获，自应照案办理，将其年貌籍贯开单飞咨邻境，转飭所属严行缉拿”等。
（图十五）
凡此种种，《京报》合订本刊发近十件御批奏折，牵涉两湖、两广、江浙、安徽数省，涉及政治、军事、科举、法治等方面，踏破铁鞋无觅处。
光绪《开设当铺告示》
“当铺”问世较早，其名称由汉唐时期的“质库”演变而来，明清时期，凡城市基本上都设有“当铺”。
“当铺”的本意是扶危济困，慢慢演变成了赚钱的行业，且变本加厉，发展成盘剥身陷困境者的手段。
老夫收藏有光绪十四年（1888年）三月二十四日张贴的《开设当铺告示》（图十六），为“湖南岳州府平江县梁县令”朱笔签发的。
（图十六）
告示《告示》说，平江县北乡地处偏远，穷乡僻壤，，因此乡民有临危急需救助者，往往求助无门。因此，保甲长中有人建议，在梅拓园开设“当铺”，急四方百姓人之所需。经考察，同意由武陵县某某等各捐银百两，选址梅拓园，筹备开设“当铺”。县衙在《告示》中开列了典当的几条规矩，对“強质強取，勒索刁难，藉端滋扰”者，许店主“隨时扭禀拿究”。
长沙古玩集市偶尔也会遇见清代《告示》，《开设当铺告示》则仅见此一件，单幅纸质文献中的佼佼者。
仅此一件的，还有老夫收藏的《典妻文契》（图十七）。
（图十七）
文契立于光绪十年（1884年）二月七日，典妻银四两，每月还息二分，限十月本息还清。要命的一条，是如若不能本息按期还清，则“有银还银，无银交人”。四两银子，強买人家一个妻子。
晚清民不聊生，一纸《开设当铺告示》，一纸《典妻文契》，活脱脱勾画了出来。
宣统年《高等小学毕业证书》
光绪三十年（1904年），袁世凯、张之洞首先提出改革科举制度，倡导建设学校。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正式废止，开办两等小学堂，也即初等、高等小学合并办学的教育改革。次年，科举正式废止。
当年的初等小学为四年、高等小学四年，合并为八年制是两等小学堂。课程设置包刮修身、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几何。有的两等小学堂甚至加开英语课，完全突破了科举的条条框框，成为新政的先行者。辛亥革命后，“学校”名称正式启用。
这纸宣统年《高等小学毕业证书》（图十八），是“湖南省长沙府浏阳县北乡公立文光两等小学堂”，颂发给16岁毕业生戴乃文的，载记“本学期总平均分数82分，列入最优等”。
（图十八）
浏阳是湖湘文化重要支点之一。丠宋时，理学大家杨时曾任浏阳县令，他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从江北转移到江南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张栻即他的重要门生。浏阳“文靖”书院是兴办新学先驱，就是以杨时溢号命名的。晚清，浏阳
书院林立，丠乡文光书院只是八大书院之一。
今日的浏阳沙市镇文光中学，其前身，便是丠乡文光书院。今日校园欢愉，名师荟萃，朗朗书声，常常勾沉起100多年前的儒雅和向往。
《高等小学毕业证书》，是丠乡文光书院送“旧”迎“新”时际，偶忽间遗落于世的吉光片羽，何其珍贵。
2026年1月2日
罗修云：阅后随感
拜读完廖文伟先生的厚重之作，钦佩之余，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我和廖文伟先生既是湖南醴陵老乡，又是昔日的同行，都是省级报刊的媒体人：其时，廖文伟先生担任湖南省总工会《主人翁杂志》的编辑部主任（退休前担任《发明与革新》杂志副主编）；我在《湖南日报》评论部做评论编辑。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就相识了，之后你来我往，过从甚密，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乃至我当年找“另一半”，廖先生夫妇都给我当参谋。
我进入报社工作时，怀揣的只是高中文凭（后来考入湖南师范大学干部专修班进修了两年），同行称我是自学成才的典型（曾经是湖南省首届自学成才奖获得者），廖文伟先生念及我“一步登天”的不易，特地采访了我，以《根之茂者其实遂——记湖南日报记者自学成才的故事》为题，发表于《成才之路》杂志。那时的廖先生，擅长写散文和人物通讯，且特别偏爱历史——每当谈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廖先生就会悬河泻水、滔滔不绝，让人感觉其泛览群经，博涉诸史。
退休后，廖文伟先生致力于收藏，成为一位很接地气的收藏奇人、捡漏大家、鉴赏鬼才。廖文伟的藏品。绝大部分曾是“地摊”货，是他经过“沙里淘金”获得的宝物。因渊博的历史文化学养，丰富的实战经验，过人的火眼金睛，传奇的收藏生涯，故而有记者称其为“湖南马未都”。
廖先生的《敬畏收藏》，不仅是对藏品的梳理，更是对历史的叩问与对精神的传承。他以藏家之眼、史家之心、文家之笔，将那些蒙尘的红色记忆一一唤醒，赋予其温度与灵魂。读罢掩卷，我深感这已超越“收藏”本身，而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一次对初心的回溯。
廖先生的收藏，是“以物证史”的实践。一枚木印、一封家书、一纸训令，看似平凡，却承载着烽火岁月的重量。他不仅考据源流、辨析真伪，更着力于挖掘背后的故事与精神。如李白烈士家书中暗藏的隐语、裘慧忠笔下的坚韧守望，经他解读，革命者的信仰与牺牲便如烛火般灼灼照人。这种对历史的敬畏，使他的收藏脱离了“物”的局限，升华为“史”的见证与“魂”的载体。
更难得的是，他始终以媒体人的敏锐与责任感，为这些沉默的文物发声。昔日他写人物通讯，笔下流淌的是时代的光影；今日他写收藏笔记，文字间奔涌的仍是历史的血脉。从《主人翁》《发明与革新》到“红色收藏”，变的只是题材，不变的是对真相的追寻、对价值的坚守。这种一以贯之的文人风骨，令人敬重。
我与廖先生相交数十载，深知他对历史的痴迷早已融入生命。他曾说：“收藏不是为了占有，而是为了延续记忆。”这句话，恰是《敬畏收藏》最好的注脚。在他笔下，历史不是冰冷的年代与事件，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历程；收藏不是孤芳自赏的雅癖，而是薪火相传的使命。
如今，廖先生虽已鬓染秋霜，却仍以笔为镐，在岁月的深井中打捞光辉。他的文字，既是对过去的致敬，亦是对未来的馈赠。这些被重新擦亮的红色印记，将如星火般，继续照亮后人前行的路。
廖先生的同仁与朋友：湖南长沙博主 罗修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