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部小说以“地啸”为名时，它便已不止于讲述一段故事，而是试图让文本自身成为一种地质运动——在历史的岩层下蓄力，在时代的断层中释放，最终在读者心灵的原野上引发一场关乎记忆、人性与存在的轰鸣。合上王方晨先生这部长篇新作，那源自鲁西大地深处、穿透岁月烟尘的呼啸，依然在耳畔盘桓，久久不散。

《地啸》首先是一场叙事的“地啸”，它打破了我们对抗战书写的惯性期待。正如济宁市作协主席张建鲁所精准指出的，作品“突破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时间架构”。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幅按照时间顺序徐徐展开的宏伟战争画卷，而是一幅被精心折叠、拼贴的时空锦缎。现实与历史、记忆与当下、个体的瞬息与时代的洪流，如同地质沉积的不同岩层，被作家的叙事力量挤压、叠合在一起。皂坝村的芦苇荡、水洼与垦荒者的命运，不再是静态的背景，而是随着叙事“断层”的错动而呼吸、而变迁的活性存在。这种“时空折叠”的叙事策略，使得抗战的历史能量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年代，而是如同地壳中持续释放的应力，不断叩问着每一个后来者的现实与良知。

进而，这更是一场人性的“地啸”。小说令人震撼地摒弃了简单的英雄主义光环，将笔触探入战争碾压下人性最幽微、最复杂的褶皱。书中没有天生的英雄，只有被猝然抛入历史熔炉的普通人。无论是罗得宝、宋兰香还是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物，他们首先展现的是恐惧、是自保、是算计，是人性在极端境遇下的本能反应。然而，正是在这片人性的荒原上，从“被动”的求生到“主动”的抉择，从“小我”的挣扎到与更大命运共同体的联结，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可信的精神力量如地泉般涌现。张建鲁主席所称道的“复杂多元的‘去脸谱化’人物形象”，其力量正源于此：它让我们看到，浩然正气并非天生，而是在血与火的伦理困境中，经过痛苦的淬炼才得以生成。这种对人性复杂性的忠诚与探索，使《地啸》获得了超越具体题材的普遍感染力。

小说最核心的震颤，或许在于它是一曲土地的“地啸”。王方晨将故事深深植根于黄河口的皂坝村，无边无际的芦苇荡不仅是地理景观，更是一种象征，是沉默而坚韧的民间力量的化身。人物与这片土地的关系，远非居住者与环境的简单叠加，而是达到了“他们的情绪暗涌，他们的奋起义举，他们的心声与怒吼，分明与大地的悸动呼应交织”的化境。罗得宝们，就是这片土地的具象化。他们如野草般顽强，他们的生命节奏与土地的脉动同频，最终，他们也如小说结尾所暗示的那样，与土地融为一体。这使得《地啸》超越了具体的历史事件，升华为一则关于中华民族与脚下土地千年血脉联系的深沉寓言。战争在此被表现为一种对古老农耕文明与土地伦理的野蛮入侵，而抵抗，则是对这种根本联系的誓死捍卫。

最终，所有的叙事创新、人性挖掘与土地寓言，都汇聚为一场历史的“地啸”。多位评论家不约而同地强调了小说的“反思”特质。它诚然礼赞不屈的精神，但绝不回避战争本身的残酷与非理性，不回避普通个体在历史巨轮前的无力与恐惧。它通过“反复对照”的叙事，将抗战的历史创伤与后来的集体化记忆、改革开放的转型阵痛并置，迫使我们去思考：暴力以何种方式改写个人与集体的命运？历史的创伤如何在不同时代产生回响？这种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更广阔时空维度进行观照的野心，使得《地啸》具有了难得的思想重量与哲学品格。

回到那个根本的问题：作家的使命是什么？通过《地啸》，王方晨给出了他的答案。作家的使命，是在历史的断裂处聆听地啸，在集体的记忆库里打捞个体的颤音，在宏大的叙事外发现那些构成民族真正脊梁的、无声却磅礴的力量。他不仅要描绘大地的“静”，更要揭示那静默之下奔涌的炽热岩浆；不仅要记录时代的“动”，更要剖析那动荡之中人性的微光与阴暗。他让文学成为一把地质锤，敲开时间的岩层，让我们看清其中沉淀的苦难、勇气、牺牲与希望。

《地啸》的成功，亦是济宁这片文化厚土的成功。从孔孟之乡的深厚文脉，到黄河文化的滋养哺育，本土作家正在以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技艺，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建构之中。张建鲁主席对本书“实现了情感宣泄与理性思考的平衡”、“完成了对战争、土地与时代心灵的深刻书写”的评价，正指明了这种本土创作所抵达的新高度。

这是一部需要用心聆听的小说。它不提供廉价的激情与简单的答案，而是邀请我们走入那片历史的芦苇荡，感受大地深处的每一次悸动，倾听那些湮没在岁月风声中的呐喊与叹息。当你合上书页，那场“地啸”或许并未停息，它已悄然嵌入你对这片土地与这个民族的认知之中，成为理解我们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把隐秘的钥匙。

（清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