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

大鹏海岸读书会与袁庚

        黄纯斌

 

大雪时节的鹏城，褪去了盛夏的燥热，略带几分清冽的寒意。天空时而飘着细密的雨花，如丝如缕，浸润着这片承载着百年风云的土地。我与深圳市政协老领导程科伟、部队老首长余君相约，一同前往大鹏新区坝光社区，寻访那个在烽火岁月中点燃革命火种的红色地标——大鹏海岸读书会。车窗外，沿途的青山如黛，海岸线蜿蜒曲折，碧波万顷的大亚湾在云雾中若隐若现，仿佛在静静诉说着这片土地上交织的自然之美与人文传奇。

 

踏入坝光社区，时光仿佛在这里放慢了脚步。盐灶古村的村道被岁月磨得温润光滑，两旁错落分布着古朴的民居，白墙黛瓦在细雨中更显清雅。最令人惊叹的是村后的银叶树群，这些国家珍稀植物群落的古树已有数百年树龄，树干粗壮挺拔，树围可达好几米，虬龙似的板状根裸露在外，扭曲伸展，如一幅惊心动魄的天然雕塑。林间的滩涂沼泽里，弹涂鱼跳跃嬉戏，鹭鸟在枝桠间栖息，清脆的鸟鸣与远处的海浪声交织在一起，构成一曲自然和谐的乐章。老领导指着这片银叶树林对我说：“坝光的美，不仅在山水，更在这份穿越时空的厚重。你看这些古树，见证了读书会的成立，也目睹了袁庚等青年的热血岁月。”

 

海岸读书会展馆就坐落在盐灶古村深处，原是海燕学校旧址，也是当年读书会的活动阵地。重新修缮布置的展馆虽略显紧凑，却处处透着雅致与历史感。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一股混合着书香与岁月的气息扑面而来。墙上悬挂的历史照片、泛黄的书籍刊物、锈迹斑斑的旧物件，瞬间将我们带回了那个山河破碎、救亡图存的年代。区文联驻会副主席杨继成的讲解深入浅出，富有感染力，每一段历史都在他的话语中变得鲜活生动。“1936年，正是在坝光的这片土地上，蓝造、钟原等进步青年聚集在坝岗学校，发起成立了海岸读书会。”杨继成指着一幅老照片，照片中一群青年围坐在一起，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们从香港购置了《论持久战》《共产党宣言》等大量进步书籍，在这里读书研讨，探寻救国真理。”展厅的玻璃柜里，《萌芽》《大众生活》等当年的刊物原件整齐陈列，书页上的字迹虽已模糊，却依然能感受到字里行间蕴含的澎湃力量。那些密密麻麻的批注，是青年们思想碰撞的痕迹，也是他们爱国情怀的见证。

 

在众多历史照片中，一张袁庚青年时期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照片中的他身着朴素的衣衫，面容清瘦却目光如炬，英气勃发。看着这张照片，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蛇口那个庄严肃穆的袁庚塑像，崇敬之意油然而生。我曾写过关于袁庚的文章，却未曾深入了解到，这个引领深圳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其革命初心正是在这片土地上孕育萌芽。

 

程科伟站在照片前久久伫立，眼神中满是感慨。他曾在蛇口街道任职，因工作关系登门拜访过袁庚，两位曾经的军人相见恨晚，彼此赏识。“当年见到袁老时，他虽已年迈，却依然精神矍铄，言谈间透着军人的刚毅与改革者的魄力。”程科伟缓缓说道，“如今看到他青年时的模样，才更能理解这份魄力的根源——正是读书会的启蒙，让他在青年时期就树立了救国救民的坚定信念。”我忽然想起，当年写袁庚塑像的散文，正是程科伟强烈建议的，文章写成后还专门请他提出修改意见，那段往事与眼前的场景交织，更让我对这段历史多了几分真切的感悟。

 

袁庚原名欧阳汝山，是土生土长的深圳客家子弟，出身于海员家庭。父亲作为香港海员，见多识广，对外面世界的认知，在他心中埋下了向往进步的种子。1936年，19岁的袁庚怀着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从令人失望的军校愤然返乡，正是海岸读书会为他提供了精神的归宿。在这里，他与刘黑仔等志同道合的青年围坐一堂，在《论持久战》的字里行间探寻救亡图存的真理，在思想碰撞中凝聚爱国情怀。

 

杨继成告诉我们，读书会不仅是读书研讨的场所，更是传播革命思想的前沿阵地。1937年8月，黄闻首倡组建海岸流动话剧团，袁庚积极加入其中。他们化作“文艺轻骑兵”，深入大鹏半岛的渔寨村落，用街头剧、墙报、夜校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揭露日军侵略暴行，歌颂抗战英雄事迹。我仿佛看到，青年袁庚站在村口的老榕树下，向围拢的村民慷慨陈词，他的声音穿透风雨，唤醒着民众的爱国意识；仿佛看到，话剧团在沙滩上演出，渔灯点点，海浪声声，演员与观众的心紧紧连在一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在这片海岸线上广泛传播。

 

这段深入基层、奔走呼号的经历，让袁庚深刻体会到民众的力量与变革的迫切，也培养了他敢为人先的担当与务实作风。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华南地区陷入战火。在此之前，读书会核心成员组建的坝岗抗日自卫队已成功伏击日军，打响了深圳抗日第一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中共惠宝工委的钟原向袁庚赠送了《共产党宣言》和《西行漫记》，这些著作让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有了更为清晰深刻的认识，成为他思想转变的重要转折点。

 

1939年3月27日，22岁的袁庚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将原名“欧阳汝山”改为“袁更”，取“改天换日、实现民族独立”之意，后因出国护照误写为“袁庚”，该名便一直沿用至今。此后，他发起成立沿海青年抗敌后援会，加入惠阳抗日游击大队，正式投身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展厅里的一张地图，清晰标注着当年东江纵队的活动路线，那些蜿蜒的线条，见证着袁庚与战友们在敌后开展游击斗争的艰险历程，他曾因参与抗日活动遭到日军追杀，却始终坚守着革命信念。

 

在展厅的核心区域，专门展示了“秘密大营救”的历史。1941年香港沦陷后，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精英及国际友人被困，面临日军搜捕的生命危险。袁庚与读书会的战友们凭借对大鹏半岛地理环境的熟悉，参与了这场被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秘密大营救。他们利用地下航路，在日军封锁线的缝隙中巧妙周旋，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乔冠华等八百多名各界精英，以及盟军被俘人员和美军飞行人员安全护送至惠阳、宝安抗日根据地。

 

杨继成指着一张营救路线图介绍：“当时主要有两条撤退路线，其中一条就是从西贡乘船渡过大鹏湾，在大梅沙、小梅沙或沙鱼涌登陆，转入惠阳抗日根据地。读书会的成员们既是向导，又是护卫，用生命保障了营救行动的成功。”看着照片中那些年轻的面庞，我不禁想起老友、著名作家陈国凯。他当年曾在蛇口体验生活，与袁庚深度交流采访，创作出反映特区改革开放的长篇小说《一方水土》，我在写陈国凯的散文中曾专门提及此事。如今想来，正是当年秘密大营救中保护下来的文化血脉，滋养了后来的文学创作，而袁庚从革命战士到改革先锋的转变，更是这段历史最生动的注脚。

 

据史料记载，1936年至1939年间，读书会及相关组织培养的127名学员中，92人加入中国共产党，63人成长为军事指挥员。这个存在时间不长的红色组织，如同一个革命人才的“摇篮”，为东江纵队和广东地方党组织输送了大批骨干力量。抗日战争胜利后，从读书会走出的成员们或留在东江地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或随东江纵队主力北撤山东，在解放战争中继续冲锋陷阵，用鲜血和生命践行着当年在盐灶古村许下的誓言。

 

走出展馆，夜幕渐渐降临。古村、红树林与远处在碧波中摇曳的渔船，构成一幅宁静优美的画卷。很难想象，八十多年前，正是在这片看似平静的海岸线上，一群热血青年用书香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火种，用行动诠释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程科伟望着远处的大海，感慨道：“袁老当年在蛇口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那种敢闯敢试的精神，其实早在读书会时期就已埋下伏笔。”我深以为然。从大鹏海岸的读书研讨到蛇口的改革试验场，从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到改革开放的先锋闯将，袁庚的一生始终坚守着读书会传承的进步基因。他推动蛇口创下24项全国第一，催生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让招商局实现资产飞跃，用“晚年政治生命孤注一掷”的担当，为深圳注入了改革基因与市场活力。

 

如今，在海燕学校旧址基础上改造的“海岸读书会·坝光书房”，不仅保留了当年的红色记忆，更增设了户外活动区、沙龙咖啡区和海岸讲堂，成为传承红色文化的全民阅读休闲空间。在这里，古老的银叶树与现代的阅读空间交相辉映，红色的革命精神与时代的创新气息完美融合。孩子们在树下诵读经典，青年们在书房里交流思想，当年读书会的精神火种，在新时代依然燃烧不息。

 

在夜色中，回望海岸读书会展馆，那些黑白照片中的青年身影仿佛与眼前的景致重叠，那些泛黄书籍中的文字仿佛穿越时空，在耳畔回响。

 

大鹏海岸读书会的历史，是华南地区进步青年自觉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的生动缩影。它以文化为载体凝聚进步力量，以宣传为手段唤醒民众意识，以实践为路径培育革命骨干，为广东的抗战与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袁庚的成长轨迹，则印证了思想之光对人生道路的深远指引。从盐灶古村的书香启蒙到蛇口的改革壮举，从抗日救亡的热血青年到改变中国的时代先锋，他用一生践行了“改天换日、实现民族独立”的初心，也传承了读书会开放包容、求真务实的精神内核。

 

离开坝光时，远处的渔火与岸边的灯光交相辉映，照亮了回家的路。我知道，这次寻访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更是一次精神的洗礼。盐灶古村的银叶树依然枝繁叶茂，大亚湾的海水依然奔腾不息，大鹏海岸读书会的红色书香跨越时空，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人。那些镌刻在岁月中的初心与担当，那些融入山海间的热血与理想，终将成为激励我们铭记历史、奋勇前行的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