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清
纵观历史，日本民族性格与国家行为始终是国际观察与反思的焦点。从东亚王朝帝王到西方政治领袖、思想巨擘，虽时空迥异、文化悬殊，对其评价却呈现出某种深刻的一致性：该民族性格中蕴含强烈的矛盾性——极端的服从与残暴并存，对强权屈膝与对弱者凌虐共生，其行为逻辑往往为武力所慑，却难为道义所化。
明太祖朱元璋早怀警惕，在《倭扇行》中斥“日本国王无道，民众皆为盗贼”，讥其“跣足语蛙鸣”，形类小丑而内藏祸心。此评不仅出于外貌举止的鄙夷，更触及日本外交中“表面恭顺、实则谋算”的深层特质。清圣祖康熙之论更为凛冽：“倭子国，最是反复无常之国。其人甚卑贱，不知世上有恩谊，只一味摄于武威。”此言直指其国际行为中缺乏道义连贯，唯以实力为瞻的现实主义本质。
晚清左宗棠一生力主海防、警惕东瀛，其在收复新疆之际仍不忘日本吞并琉球、窥伺台湾，可谓“倭患未除，必成大患”的实践者。其忧思，与李鸿章“此国不除，日后必成大患”之叹呼应，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精英对日本威胁的清醒认知。
西方视角亦复冷峻。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虽未亲履其土，却通过有限信息断言：“日本人的性格是非常变态的……对上级奴颜婢膝，对下级凶狠残暴。”他指出日本社会轻生重死、充斥仇杀，实则是对其等级制度残酷性与武士道异化生命价值的深刻批判。
至20世纪，战争更加证实此前判断。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太平洋战争背景下称日本为“有史以来最卑鄙、最无耻的民族”，此言出自珍珠港事件之背信与南京屠杀之暴行。法国总统戴高乐则以“阴险与狡诈的残忍民族”形容之，并喻其为“中世纪吸血鬼德库拉”，深刻揭示其对外扩张中“趁虚而噬”的掠夺本性。
二战后的对比尤为刺痛：德国首任总统特奥多尔·豪斯曾对比德日占领行为，指出德军在巴黎尚存某种节制，而日军在中国则几近灭绝人性，“非杀尽最后一个中国人不止”。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曾蔑称“黄色蛮猴”，当代普京亦直言“镜子不擦不明，日本人不打不行”，皆强调唯有实力方能遏制其扩张冲动。
综观这些跨越时空的评价，一个复杂而危险的民族形象渐次清晰：文化精微而常失大义，组织高效而屡乏人道，敬畏强者而惯虐弱者。历史一再警示，对待如此“畏威而不怀德”之邦，温情与幻想皆为险途。唯有持清醒之认知、坚定之立场、强大之实力，方能护持和平、避免重蹈覆辙。
文末附笔，引人深思：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华夏大地，何以出现诺奖作家莫言“我不讳言对日本的喜欢”之公开表态；何以发生与日合作编写之教材争议；何以允准日本学校、医院、养老院乃至日式风情商业街在中国境内落地生根？此非仅当下之问，更是历史回响与未来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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