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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有痕，家国情深》
作者：胡斋敏
岁月有痕，家国情深
我们爱祖国，不是因她完美无缺，而是这片土地生我养我，如同父母，那份养育之恩情深似海。祖国给了我们生存的根基与温暖，这份情感从不会因些许缺陷而减退。
我是五十年代生人。旧社会的苦是父母口中的过往，新社会的安是我们亲享的幸福——有饭吃、有书念。小时候懵懂玩乐，伙伴们打闹从不用拳头，抱在一起把对方摔倒就是赢。上小学我格外上心，上课稍一走神，眼前就浮出父母田里地头流汗的模样，立刻收心。
周六周日，白天帮父母做事，剩下时间便下棋，也爱打“地纠”——那是个能转的尖木头。把木头削尖，用菜刀猛砍，直到砍断。一回大队三级干部会，一个叫贤星的人，帮我削好木头，还弄来锯子。那地纠好打极了。受他启发，我后来做的地纠，一个人在上中下三堂屋里来回一气抽打五个。后来听说，贤星在批斗中丧生。我忍不住想：帮我的人，会不会就是他？
那时也爱滚铁环。只是没平路，铁圈是铁丝扭的，滚起来不顺溜。我从小不爱打牌，母亲总说“打牌没出息”，父亲就曾因打牌输掉一担花，这事我记着。就算没作业，我也爱写写画画。冬天，白天盘腿坐桌上，脚压屁股下取暖抄书；晚上就着火光描字。
闲时最爱听老人“讲古”。头悬梁、锥刺股是勤学；杨家将、岳母刺字是忠义；孔融让梨、孟母三迁是做人的道理；还有《一千零一夜》……这些故事悄悄伴着我长大。
一九六六年，学生开始给老师写大字报。往日敬重的先生，一夜之间成了批斗对象。我们虽心存疑问，却记着“要关心国家大事”，懵懂加入了红小兵。学校有人去大串联，戴祥松同学还上北京见了毛主席。听他讲“毛主席红光满面，接见百万红卫兵”，我们都觉得幸福极了。
可后来，越来越多的事叫人想不明白：当权派、老革命成了“走资派”；“破四旧”口号一响，庙也砸，东西也抢。父母反复叮嘱：“这些事千万不能沾。”
那时文艺宣传最时兴。几天前老师还排着戏，有骑马、抬轿，有蚌壳精一开一合。谁想没过几天，排戏的老师里就有人被扣上“牛鬼蛇神”的帽子，戴高帽游街。更奇的是，那年我们六年级竟和五年级一道，直接升了初中。
我运气好，成了选进白岭中学的十个学生之一。我也挑着行李上了路。白岭中学的老师都是老西平小学的班子，教学扎实。只是学校有“力大压人”的风气，亏得同去有个胖大个子醒生，力气大，有他在，我少受欺负。
班上同学很快熟了，一同学习，一同劳动。记不清那时可有正规课本，印象里多是学毛主席诗词、老三篇。还有雷锋、王杰日记。班级照部队编成连排。劳动课要么用脸盆搬沙，要么去八主岭开荒种地，山路远，但也练了筋骨。
只读一学期，我还是转去了全丰中学。办转学手续时，刚到校的杨慈老师起初不肯，我坚持再三，还是同意了。谁知一年后，杨老师也调到了全丰中学任教。
全丰中学有本队儿时的伴，大家只凭性情相处。记得几年前从老全丰走到塘城街，我和姐姐还没到中学，就有一伙孩子围上来。我见势抢先，抓住那个最强壮的肩膀，跃起一旋，把他轻轻放倒在地，其余孩子“唰”地缩进了巷子。
后来才知道，那片是水平同学的住处。到学校见了面，他高出我一头。我问起打架的事，他全无印象。后来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一有空，水平就带着我在老街上转。
老街有两个叫“民生”的。杨民生会雕刻，还会修手表、闹钟，特别能挣钱；齐民生家原本富足，后来一场大火烧了房屋，听说他妻子也烧伤了，我们去那片废墟看过，景象惨得很。
水平除了带我去他家，还常带我去建军家、银波家。去得最勤是银波家。银波的母亲五十出头，热情好客，我们去了，总能喝上热茶。她有三个儿子，小儿子银波是个高个子，比我高出两头。
谁能想得到，这位和善的母亲，后来竟被银波气到寻了短见，银波也在学校不见了踪影。这事让我深深懂得：父母万不能气。直到五十年后同学聚会，晚会里他和润花演了个节目，让我们又重新见到了他昔日的风采。
有一回，水平带我去街上看打井。那师傅五大三粗，脸上有块长疤尤其打眼。水平说，这师傅前头老婆死了，他硬是在坟圈里守了三日三夜，丈母娘感动，把第二个女儿又嫁了他。我看他并不怎样出众，那女的倒有几分颜色，心里暗叹：世上事，真的是古怪离奇。
水平是个多面手，常带我去打台球，总爱拉上建军做对手。所以我虽自己不会打，可对台球的招式都通晓。
水平与我戏闹时，曾一拳朝我肚子冲来，疼得正好；我也一拳过去，不料他灵巧，跳起来，我一惊，想缩手，却抽不回，还是打着了他下裆，他“哎哟”一声，一会便无事。他没恼，只说“往后再不玩这游戏了”。
他参军后，单独寄过一张少数民族剧照给我。五十多年后，几次同学聚会，我不吃肉，他便为我寻素菜。有回在亲友家同做礼房，他妻子也一样为我寻菜，并带到家中吃过多餐饭，水平不在家时我也受到这般招待，令我感动。更有我母亲过世时，水平老同学带上些几十年没见的同学来拜奠，重情重义。
我向来不爱唱跳，可和水平他们处久了，也渐渐生出兴致。从小学到高中，我每学期都能评上三好生。可我有个短处——不爱文艺，那时“宣传毛泽东思想不积极”就可能取消资格，没法子，我只好进了校宣传队。
白天晚上都排演，最难是我记不住动作。后来索性不硬记，只跟着旁人学，动作慢半拍就行，就这么“滥竽充数”跟着走南闯北。
除了本校演，还去了好些地方。过省界到过小山界，那里有上下两屋人家，一屋说江西话，另一屋却说湖北话。第二日我们还逛了小山界的龙泉洞，洞子很深，一股清澈的大水从洞中汩汩流出。洞内时而宽敞如天然殿堂，时而又狭窄得需侧身才能挤过，只是没见到常见的石笋。洞口堆积着黑压压的蝙蝠粪便，厚厚一层，伸手就能抓上一大把。
我们还跨区去了东电，那里好多民工做活，傍晚才到工地。队上的民工保生见了我，拉我去他草铺，说“今夜就歇这”。那夜被蚊虫跳蚤咬醒好几回，心里却觉得暖。
更早些，在沙坪完小时，我也参加过文艺表演。比我小一岁的发小清醒演得比我好，我们俩拿着花棍跳来穿去。谁想临到正式演，清醒因父亲突然过世没来，只剩我一个人单调地打着花棍跳来穿去，顿时没了兴头。
那时在学校，条件非常艰苦。两分钱的南瓜买不起，一角的鸡蛋望而生畏。一碗鸡菜吃三日，大热天吃到变味是常事。我记得自己整个星期难得解两回大便。
我从小不吃肉，父母在家省吃俭用，只为让我能吃上白米饭。有一回同学恶作剧，在我饭碗里放了块足有四两的猪油，我看着白白糟蹋的白米饭，只好在洗碗池把猪油洗掉。我饿了那一餐之后，再没人做这般事。
我也有时顽皮。有个同学叫余明亮，自小死了娘，他得一双鞋不容易。我听说了，却故意去踩他鞋，说是能不能烙各印上去。他急忙抽回脚，不停地拍打鞋，却意外地没恼，也许是踩得轻没真烙上印的缘故罢。
在校虽说老师管得松，多数学生却很用功。晚自习时，顶烦是点不上灯。有家境稍好的学生点起一盏灯，就成了大家的救星。
我们还一道参加劳动挖红薯，快到中午还没做完，肚子早咕咕叫，可同学们没一个人偷吃挖出的红薯。
开门办学时期，我们连课本都成问题，“白卷英雄”成了被捧的榜样，我们也曾迷糊：知识真没用吗？直到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才有了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知识课本。
数学杨慈老师讲圆周率时，用分割法演示推导的过程，至今还让我记得，那一刻，我似乎真的感受到了数学的奇妙。听鹏远同学说，他班的语文王瑞老师讲课，就像一篇完整的演讲稿，我听了很向往。
我见过王瑞老师办的墙报，字一笔一画，都恰到好处；我们班大秋老师也不逊色，是他让我对语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学英语时，老师带读的发音常常和上一堂课不同，叫我无从学；化学方程式的书写和配平也叫我愁，后来我国际音标和化会价各苦学苦记一星期，英语和化学才跟上了。
我有很多要好的同学。班长杨列池，主动邀我坐一桌，他为人爽快，平常带些梨枣来校，头一个就分给我。他家富足，带来学校的被子特别厚，却与我合铺，叫我冬天暖暖和和。
谁料他生了七疮，需寻八树才能断根，结果身上烂了整整一年，我们却一直没分开。他是学校最早的团员，在我写了入团申请书后，估计是他推荐我入了团。
但那回，他带来果子，分了一个遍，却没分给我，我觉得奇怪。旁人提醒我：“你入团谢过人家吗？”是啊，我习以为常，没道过谢。我正苦恼时，听说正国、水平转去白岭，我也随着转走了。
不期数年后，我们都做了老师，我妻弟正好在他班念书，学费交不及时。我找上门去，列池老师一见，热情极了，马上答应相帮。上回我孙子失学，我也找到他，明知退了休，说不上话，可还是像兄弟般与鹏远带我去原单位。
学生时代的情趣，令人难忘。有正国、国红、国华三人，号称“三国”，无论课堂还是课外，都不离三人影子。还有一对男女同学，美才余彪课间拌嘴，三日不绝，像对山歌。
陈士文老师带我们去大池塘玩，我也脱掉长裤进到水里，却浮不起。陈老师见了，游过来把我抱起。我急得说不出话，陈老师顿悟我是因家穷没穿短裤，便搂着我的屁股站起身，带我寻着衣裳穿上。若干年后，他已是校长了，提起这事，他笑着说：“人免不了有尴尬处。”
后转到白岭中学，往返有正国做伴，他结交广，朋友多，男女同学之间的趣事，他总能滔滔不绝。以至后来他提到，上源有两个好姑娌，姐姐更出色，不曾想与我结成婚姻的正是那位姐姐。
组上下课有建国、荣花，二胡伴唱，热闹非常。五十多年后，同学聚会，建国把我抱住足足几分钟。局长荣花同学和其他女同学叫我的名字，也还是像上学时一样亲热。
劳动有利贵委员，借来10把锄头，常分我一把。后来他为家乡校园建设批木材，木材被卡王坊。他亲手削了两个梨，款待校长和同学，“请放行至桃树，有问题再追究”一纸，足足在房间呆了二十几分钟，字字句句，全是家乡念，同学情，令国琪校长笑不拢嘴。
在宁红宾馆楼梯，我急速而下，反头听见有人喊我，他官至书记，却走下几级楼梯，我也走上几级，手紧紧握在一起。当我被调离时，一声“我的老同学不吃肉，不能调动”，秘书硬是从会场中把文教局长叫到我身边，解决了调动之事。
但有同学刘一，五十年后聚会，见面如同陌人。原来他有了乡长头衔，竟说我们不是同班同学，可在毕业留名本上，却有他的名字。
学习上，小天常带我读英语，帮我把发音和朗读提了上去。还有一个同学，哭着说没人愿意和他同桌，只因他口臭。我说：“你与我同桌吧，你能答应我每天刷三次牙吗？”他说：“我答应。”仅一星期，他就没了气味。我发现他会背《增广贤文》，一有时间，他就背给我听，让我学了不少词汇。
那时饭不饱，有同学用饭来打赌，谁能吃下满满一桶碗饭，就赢走这顿饭。结果训谷同学应允了，我们看着他狼吞虎咽地吃完，捧着鼓得老高的肚子，坐立不安，我顿觉太可怜了。
我还记得七几年，我在沙坪本街看到小时候的同学猪婆精，他在民兵拉练队伍里喊我。我跑上几步，仍赶不上他。
可后来，我在乌蛇洞砍柴，却听说出水窝死了个年轻人，那正是猪婆精杨国员的住处，竟是他死了。我如遇晴天霹雳。
有人告诉我，他后来有参加赤脚医生培训机遇，只因十几斤薯丝交不出，父亲不支持，一气之下吊在桐树上。我莫名地感到心酸，要是找着我，就是几十斤薯丝我也不会像小时候给他冷薯丝饭时那样用纸包着偷偷摸摸了。我最怕死人，他下葬那日，我只是远远地站了一会，那里没有哭声，好像悲惨没有发生，只有呆着的父亲和兄弟，还有一群忙着的人。
在学校开卷考试盛行时，我始终坚守闭卷。1972年迎来了教育大转机，我成绩名列高中第一名，1973年教育又逢下坡，大学关闭，我们从此失了学。
当我把身体交付于木工时，不吃肉的习性，加上繁重的体力劳动，让身体在没油的情形下干转了八个月。是我以最大的毅力，磨炼出钢铁般的意志时，身体却垮了。但多年的病痛中，我仍没倒下。
我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可爱的中国》，还有普希金文集，让我明白，只要心有勇，立志就能成。
后来我当了民办教师，仅一年，就让只有8分总分的大塆小学，夺取了全乡第一的锦旗。几年拼搏，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考取了修水师范，一道几何题，硬是为我赢得了30分。
在教育战线上，起步虽然艰难，但在中学仅两三年，我就成了省优秀教师。那年代，工资微薄，在家我是十足的农民，一星期要担30多担粪，去学校上课时双腿都发软。但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全是拼了命换来的。
我不放弃任何一个差生、顽皮生，优生，总想着人尽其才。我教数学时，容易题放慢速度，举一反三，不厌其烦地教，待到差生、中等生都能听懂，再加快进度。而难题坚持精讲，让优生知道精髓。
后来我接手一个差班，一气把总分总评跃为第一，却没有一个同学及格。原来是这班语文没教好，让我知道语文是学生学好各科的基础。
后面我转教了语文科。深知语文提分靠语言组织能力，作文上不去，一切都是空话。体验生活，热爱生活，从生活中寻找题材，作文才能源泉不断。
口头修改作文，是我批改作文的一大突破。学生的作文，我拿在手上，就能念成好文章。学生感到奇怪，直到我把作文交还，叮嘱他们可照着修改，也可自己发挥，这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写作兴趣。
有一个学生叫罗来饶，他是优生，唯独语文平平。我把他的本子撕了抛到他面前。后来，他一个星期日在家写了七篇作文，篇篇都是上乘之作。他现在成为了公安局政委，同学聚会站在讲台上，对只教过他一年语文的我，称是他最想感谢的老师。他有现在的成就，全得益于胡老师当年的谆谆教导。
我在学校从不纵容学生，语文课上胡辉煌同学偷学英语，我把他的英语书撕了。他父亲是乡长，而他现在已是修水一中的语文老师。
胡九海是数学尖子生，语文成绩不好，语文早读总不出声，我把他的手肘按在桌子上，整得通红。他现在也是修水一中的数学老师，见了我总是亲热地凑上来。
有一个腿脚残疾的学生，（他父亲是副乡长）听讲不认真，我罚他站在座位上。他后来成为修水一中的老师，我的子女进一中读书时，他腿脚不方便，却带着我四处转悠。
同学的儿子丁祥欢，初二时才来我班，第一次语文测试他不及格，我找他谈话，他却拒不服软。在课堂上，我把他提起来又放下，连续五次。并放下话，早读我只听你一个人的声音。后来祥欢的读书声几乎盖过全班。一次作文，他连写七遍，我才满意。经过一学期的努力，他的语文成绩跃为初二年级第一名。之后，他在学校，有事无事总爱绕到我前面来叫一声胡老师，一直延续到毕业。他后来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还特意给我写过一封信。
说来奇怪，教了几十年语文后，有一个初一的数学班，几乎集体不听课，学校领导和班主任找到我，让我跨学科接替这个班的数学。我沿用教数学的方法，放慢进度，最终把全班成绩提到了初二第二名，尖子生跃为全校第一名（他是正校长的外甥，开初想转班，放慢进度时，由前五退为前十。是老师提醒在我班，不宜转走，转了就真的落下了），我为学校和家长挽救了一批学生子弟。
我在学校严罚过很多学生，却几乎没同学生照过一次相。没想到，有一天我骑车冲过泥巴路，看见有人在抬石头，其中一个人大声呼喊：“老师快过来！”别人肩上压着石头，都在骂娘，他却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我的老师。”我领受了这份爱戴，顶着骂声，骑车冲了过去。
还有一位学生，在校时很不听话，处罚最多，见了我总是瞪着眼睛。多年后，我偶遇他帮父亲打井，正想避开走过去，他却大声叫住我：“老师，你不认识我了吗？我当年没少给你添麻烦。”他说自己参了军，是测绘专业，现在才知道知识的重要性。我瞩目着他，让我心动了很久。
有一位班长叫晏伟亭，很有号召力。多年前，他特意到学校，塞给我妻子500元钱，说当年老师煮面条给他吃，他一直记着。后来他还在修水专门设了一桌宴席，请来的都是我当年带的学生。他说：“你的语文教学，让我在房屋基建的文案工作中得心应手。”
在座的钟岭，已是财政局副局长，几次向我碰杯。还有一位调皮的女学生，没少被我罚，却笑容满面地看着我，让我感受到教育的力量。我教的这个一（3）班，考取了三名小中专，避免了全校剃光头之险。
有一个学生叫沈旭光，初二时物理考了第一名，后来成绩掉得很快。我告诉他：“你数学是尖子，但语文平平，再不把语文搞上去，数学物理的分析能力也会受影响。”后来他把重心转到语文上，一个月后，物理重新考回第一名。
也有让我遗憾的学生，叫胡员，是我初进中学带的第一届学生。后来他成了医院医生，我受伤去拍片，请求把胶片带出去看，他却装作不认识我，拒绝了。我平静地说：“你不记得我，但有人会帮我。”这件事让我在以后教书时，再也不以成绩看待学生，而是一视同仁。
我教语文时，几乎很少用粉笔。但课后翻看学生曾映星的课堂笔记，却是满满当当。少用粉笔，我也少吃了很多粉笔灰。可也因长期讲课提高音量，到老了，讲课变得格外吃力。
校长见状，鼓励我说：“你教美术吧，你准行。”我说：“试试吧。”后来转教美术，因舌头生疮并开裂，一个星期说不了话，被新生认为是哑巴老师。初教美术时，也有学生当着我的面说：“老师，我比你画得好！”我说：“上课我在右边画，你在左边画，我们比一比。”后来我画的人物肖像，能把真人的神态还原出来。我本对美术一窍不通，但为了教书，为了不耽误学生，拼尽了全力。
我从数学转教语文时，老同学丁列金是小学教导主任，子女在我班，可能是不放心吧，特意在教室外偷听了我一堂课。我讲的是《在烈日和暴雨下》，用朗读和讲解相结合的方式授课。事后，这位老同学对这堂课赞不绝口。
我的努力，也得到了认可，我带的初二班，语文成绩拿到了年级第一名。其间，白岭教育组长罗组长曾问我，要不要去白岭区中教书，我因家庭负担重，婉拒了。学校组建初三重点班，全校师生投票，我被选为重点班语文科任。
当我住房条件不好时，学校曾庭阶校长主动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了我。高级职称聘任时，黄校长自己去原单位要了指标，硬是把本校的指标留给了我。每当想起这些，都让我感到在学校的日子无比温暖。
原来在大塆教书的两年里，我是学生家长的常客，中午总被他们拉去家里吃饭。附近有三四户人家，常年给我泡茶，满底的麻子、豆子，无论风雨霜冻，这份情谊从未断过。
对祖国的感情，从这些英雄人物身上可得体会。左权将军背负着托派冤屈，仍用智慧和勇气抗击日本侵略者；邱少云原是国民党抓的壮丁，是解放过来的战士，成为志愿军参战，却忍受烈火烧身，没挪动分毫；梁三喜背负着家庭的困顿与债务，却一心杀敌，为国捐躯。想起他们，生活中的一点苦、一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
我知道，二千年时，大家的日子依旧清苦；直到二〇一几年，生活才真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到了二〇二几年，农村也彻底扬眉吐气。
岁月流转，那些艰苦却充满温情的过往，那些迷茫却仍怀希望的时光，都成了生命中最珍贵的印记。而今退休了，我写下这些回忆，让后一代以中吸取需要的养分。我们对祖国的爱，源于故土的滋养，源于岁月的沉淀。祖国繁荣昌盛，每一个普通人的日子都能在安稳中愈发甘甜，这便是我们最真挚的期盼。
胡斋敏，男，出生于1955年3月。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白岭镇中学，大专，中教高级，退休教师，1985年江西省优秀教师。教学专注，实 践深刻。最近开始写作，有散文，诗歌及教学回忆、论文等创作。《世界文学》签约作家。
第三届“白鹭杯”年度新年文学创作大赛征稿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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