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  田天

28岁上出了两本书。书当然没有什么价值，但总归是我的心血的一点见证。我拿书送人，人问：序言是谁写的？

没名的人求名人写序已成惯例，好像只要弄一张茅台商标，你的酒精和水就能登上国宴。我不。既然不是茅台，既然够不着上国宴的“档”，我就索性拉一个最身边最便捷最没架子的人为我写序。

她是我妻子陈俊。通俗地说，就是我老婆、孩子他妈。

她有点儿惶恐。虽然她是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也涂涂抹抹地出版过一本小书，但是，写序——这名流的专利，她行吗？

那些日子里，她找了我过去发表没发表的一切，一行一行地读。我那些随手写下的句子，被她的红笔画满道道。算来，从我发表第一篇文章也累积了百多万字，她一字不漏地读过一遍。许多篇是杂志报刊发表时她就看了的，这回又重读。她终于写了评论，寄给花城出版社，写完我一看就有点发傻：这不明摆着比我的文章写得漂亮吗？看了序，您就别看后面的文章了，送书给朋友时我总是这么声明。

《田天报告文学选》，花城出版社，1991年

文章，从不敢说自己的好，当然，也没说自己的一定不好。反正，既不是“老子天下第一”，也不是“孙子天下倒数第一”。文章好坏是应该让读者说的，编者——比如我这样的“老”编辑——说的的确不一定对。

老婆，我要说不是别人的好，而是自己的好！

理由很简单：除了自己的老婆，谁会拿来他的老婆让我做比较的试验呢？一辈子一个老婆，一个萝卜一个坑，别人再好的老婆再好的坑，干你的什么事呢？

打住。

且说那时她刚满20，我没满20，我们在她的家乡黄石市一间简陋的教室里相遇了。我在台上，她在台下。我是“武汉大学文学讲习班”的“老师”，她是花5元学费参加学习的“学生”。天热得很，有殷勤的学生给我送上半边红通通的西瓜。我接过来，一拳砸开，然后从讲台上下去，两百多双眼睛盯着我。正常的思路是：他们的老师要吃了西瓜再讲课。但是我没吃，我径直走向最后一排座位，直通通地站在她面前。这个工厂俱乐部里，顿时把心提起来的是所有人。她的脸瞬间血红血红，然后是煞白煞白。

我说：接住！

有一点儿老师对待学生的命令味道。

她没动。她后来说她那时简直没有知觉，被我这异常的举动搞懵了。

我又说：你不接，我就丢出去。

她胆怯地看我一眼，战战兢兢地接住。

我说：我看着你吃。

她不得不用舌尖轻轻舔了一下。

于是黄石市各界爱好文学的人士都知道了：武汉大学的高材生和某某恋爱了。 她当时的身份只是一个普通工人，而且工厂不在市区而在一个叫老下陆的镇上。知道我的人也知道，我不是不能在武大校园里弄上一个两个女孩子谈一谈，恋一恋，事实上也不是这个世界上，就缺了几个喜欢我欣赏我的女孩子。

但是，只有她的出现才使我明白，原来有人是值得你为她豁出一切的。所谓爱情，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我家里穷，家住千里之外的深山老林，三个弟弟都在读书，全靠父亲不足百元的教师工资供我们花销。我只是一个蓬头垢面的在校学生，身上的衣服有补丁，登上讲台时是一双从学校穿来的破拖鞋。

我问她为什么偏偏看上我？她说，她要找的就是我这样子的！

我说你身边没有？

她说身边有一堆，一堆石头，你现在虽然也是石头，但我看见石头的外表下，里头藏有金子。

哈！我说那你今后买项链不用花钱了，拿我这石头可以做项链、戒指，保证是一流的。

我和她一见钟情自由恋爱后，她省吃俭用，一个二级工的工资全让我在大学花费了。为了得到去黄石的几块钱火车票，我只好拿菜票找同学兑换。到了黄石，她便给我买回程车票和下个月的饭菜费。我惭愧。她说：等你毕业后挣了钱，多给我买几件衣服就行啦。

结婚时，我真是一分钱也没有。我每月只有70元工资，兜里的钱只够到文联附近的百货公司买两个碗、一个枕头（而且是单人的)，想买两双筷子，售货员却说，只能一次卖一把，不能卖两双，还笑话我们半天。

这事不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发生的，而是1985年。从一开始，她就觉得跟着我这个山里人特实在，少数民族特浪漫，什么电视冰箱收录机那算什么呀，只有小市民才看重钱财的。

她的同学们结婚，那是何等风光，但她说：她们一辈子也就这一房家具几件电器了。

我们结婚，我是一无所有，除了她家陪嫁一套家具、一个日产黑白电视机，就只剩下一间半单位分配的房子（“团结户”），和我们两个野心勃勃的人了。 孩子一出生，那点儿用情诗情歌编织的诗意，便受到强有力的挑战。我简直帮不上任何忙。不是不想帮忙，而是越帮越忙。喂奶，撒尿，洗片子；喂米粥，唱儿歌，做算术——儿子已满6岁，我记不得我曾做过什么，也不知道一个小肉团怎么眨眼间成“小伙子”了？她日夜操劳，无怨无悔，仿佛她天生就是一个杰出的母亲。 但是——我又用上它——她并没有因为这些琐碎的、繁杂的、折磨人的家务而放弃自己在事业上的默默奋斗。我说奋斗不含一点夸张的意思。家庭如一张网，网住女人的精力和智慧、才干，有那事业上成功的，往往走着怠慢甚至毁灭家庭的路。熊掌与鱼，兼得者有几人？

她从黄石市调来武汉后，在汉阳一个国营商店做售货员。家在汉口，她得每天八点前赶到汉阳上班——也就是提前两小时坐公交出发，迟到十分钟奖金就没了。

就在这时，她却一边上班，一边做母亲和妻子，还一边自修电大课程。我说，电大文凭就跟手纸差不多，何必学它？正像人们常说的，机会总是给予有准备的人，1989年机会来了，她轻轻松松考取武大中文系插班生。她爱好写作的习惯一点也没改，没时间写长的，就写短的，还得了《武汉晚报》的征文奖。    

长篇报告文学《谁自杀》，陈俊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有段时间，我对“自杀”这个社会问题来了兴趣，跑了些地方，弄回大堆资料。她一页页看过，然后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然后提出：你去搞别的，把这些材料让我写。我说你写吧,你别糟蹋了。她果然写了出来，洋洋洒洒十余万字。寄给外省一家出版社，几个月后就出了单行本。 结婚六年，该有的也都有了。有了儿子，有了进口家电，也有过吵闹，怄气，晴转阴阴转晴，但是，从没有过离婚的打算。 一些朋友换了老婆，有的是发迹的，有的没发迹也换了。她从不担心我也可能换。她说，你可以换个更漂亮的，却换不来我这样的。从恋爱到结婚到如今的三人小家，九年时光是换得来的吗？更重要的是，没了她，难道我又去送西瓜又去重演一段悲欢离合吗？ 如果要换丈夫，当然，我是没办法的事。这种事发生时，我想也就是该发生了。不过据她说，我没了田天我到哪儿找田天呀？这话也对。天下毕竟只有一个田天，第二个肯定是个冒牌货。

我们所在的武汉市北湖街，不知是看中我们哪一点，评我们为“五好家庭”。 她得奖时，正是她和我一起办完我父亲丧事的时候。父亲是独子，51岁就得癌症去世了。上有74岁的爷爷，71岁的奶奶。母亲又没工作。作为家中长子，一切的一切不是全都落到我身上了吗？

我在家乡医院守护病人时，几乎天天给她挂长途。我只要听见她的声音，浮躁的心顿时就安定下来。她冷静地遥控一切。病人去世后，她日夜兼程赶到鄂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追悼会上，她代表家属发言，一席话说得没有谁不哭的。由于我兄弟四个分布于武汉、北京、宜昌、恩施，家中老人谁管？直到安顿好一切衣食住行，她才离开。她对我说，你肩上的担子重千斤，我要为你分担八百斤！那会儿我第一次从那张笑眯眯的脸上看到了肃穆和庄严。

1991年她从武大毕业后，分配在武汉市文化局机关工作。除了行政上的事，她每天都在琢磨写剧本。她不是学戏剧的，基本上是从一个外行开始她的工作。她的自信正在慢慢发挥作用。写了一个本子，在我这里就否了。又写个小品，我感觉到多少是那个意思了。只要她不放弃过去那股劲头，我可是不敢保证她那一天不弄出几个棒棒的剧本来。她是吉相，哪像我一副受苦受难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形象呢。

……写文章吹捧自己的老婆，自封的大丈夫们是不会干的。免不了有人嘲笑你。好在我这人对待嘲笑就像对待脸上的粉刺——几乎挤的工夫也没有，于是就写了。写时，她说：“老婆好，我哪里好了？”

我说：好就好在，一、你该尽的责任都尽到了；二、柴米盐油没有将你淹没；三、你有幸做了我的老婆，而不是别人的。 她说：我本来就是福人。

我说：福人自有天相。(1992年)【此文写于1992年，原载武汉《幸福》杂志，收入《卖文记》（武汉出版社，2002年）等】

                     田天陈俊在北戴河，2025年

对于快满28岁的田天来说，他没有想到当他16岁拿着武汉大学录取通知书时，等待他的将是一个怎样绚丽缤纷的喧嚣繁杂的世界。因为那时的他，除开那个古老的氤氲着丰厚的民间文化的土家小山村之外，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在那没有公路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管的祖祖辈辈生存和耕耘着的土地上生活了16年，他甚至没有见过火车，不知道汽笛的长鸣是怎样地令人悸动和兴奋，不知道长长的列车能够穿山过河把自己载往遥远的目的地，当然，也不知道巧克力和牛奶。